慈乐邨伦常案｜5个月4宗“照顾者杀人事件”——谁把他们逼上绝路？

黄大仙慈乐邨日前（12月11日）凌晨发生伦常凶杀案，乐信楼一对七旬夫妇怀疑不堪照顾压力，用铁锤扑毙47岁长期患病女儿。这是五个月内第四宗“照顾者杀人事件”，对上一宗发生在11天之前（12月1日），一名53岁男子疑因长期照顾89岁老父压力爆煲，挥刀杀父后自杀未遂，再纵火烧屋导致双双殒命。这一幕幕以老护老、以老护残、以老护病、以残护老、以病护老的照顾者悲剧，俨如现代版的《楢山节考》，但特区政府和整个社会似乎不以为然，继续用冷漠目送他们走上绝路。

现代版《楢山节考》不断上演

《楢山节考》是1956年发表的日本小说，讲述古代日本信浓国寒村山林的“弃老传说”：由于生活艰苦，为了避免消耗家中粮食，长者到了一定年纪，就要由家人背到深山野岭等死。虽说小说总是现实的写照，但讽刺的是，当时代在进步、生活在改善，现代版的“弃养传说”却也不断在各地上演，尤其是已经步入“超老龄化”的社会，不时发生以老护老、以老护残、以老护病、以残护老、以病护老的“照顾者杀人事件”。

香港正是这样一个社会。截至去年，全港人均预期寿命再次成为全球之冠，男性和女性分别延长至83.2岁和87.9岁；与此同时，65岁或以上长者人口占比也达到20.5%，正式迈入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的“超高龄社会”（super-aged society）。按照中华传统观念，长寿本是一种福份，但在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的香港，对于大量处于中下阶层的长者来说，长寿反倒变成一种“惩罚”，因为没有能力聘请私家看护，要在一分一秒的煎熬中等待生命走向尽头。而很多照顾者的哀歌，正是这种社会背景的延伸。

政府统计处《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主题性报告：长者》显示，当时全港已有超过15万名长者独居，另有近30万名长者只与配偶同住，也即每三名长者就有一个需要自己照顾自己或以老护老。由20个社福机构单位和关注团体组成的“照顾照顾者平台”今年发布的政策建议则推算，目前全港有近100万名同住照顾者，需要照顾13万名需要协助的长者、24.8万名长期病患、24.4万名残疾人士、5.3万名特殊教育需要儿童、9万名智障人士、31万名0至6岁的儿童。资深独立记者陈晓蕾也在今年出版的著作《大人照顾者》当中指出，在职和非在职照顾者每周照顾时数分别达到44个和88个小时，可见负担之重。

照顾者孤立无援“生不如死”

计及昨日慈乐邨的父母杀女悲剧，以及月初湾仔的儿子杀父双尸命案，由8月至今已经出现四宗与照顾者相关的伦常案件；若要追溯至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这三年，累计至少已有11宗照顾者杀人事件（见上表），也即每隔三至四个月就有一个家庭因为照顾者不堪重压而支离破碎。无奈的是，就在11天前，立法会才一致通过“推行‘照顾者为本’政策”无约束力议员议案，促请特区政府提供经济、心理、护理知识等全方位协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也回应指将会携同各界伙伴，多管齐下支援照顾者。造物弄人，治港者们行礼如仪表现了对问题的关注，但照顾者们仍旧在孤立无援中无声地呐喊。

相信有不少人会认为，伦常惨案都是个人家庭问题，既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么即使政府介入影响也有限，社会更加难言摊分什么责任。然而，很多研究都显示，照顾者问题与人口老化息息相关，尤其是在资源分配相当悬殊的社会当中，本身就因为社会地位、权力财力和生活品质的差异而存在非常严重的“健康不平等”；加上政府的“居家安老”政策未有推出相应的社区支援配套服务，导致安老院舍及残疾院舍资源长期供不应求、宿位轮候时间过长、服务质素参差不齐等等，都令被照顾者和照顾者陷入困境——当大量长者因为身体、精神、认知有所缺损而需要家人照顾的日子越来越长、但能够提供照顾的家庭成员却越来越少，照顾者的照顾负担就会越来越沉重，甚至对其个人生活、工作、社会参与等方面造成莫大影响，使得他们身心俱疲、越发自我封闭。

“这些社会问题是穷人必经之路”、“我打晒结，不知社工可以帮到什么”、“要有多些叻人带我们蠢人走，多些选择、多条路走，就少些悲剧”......2017年6月轰动一时的耀东邨老翁杀妻案，曾经给了特区政府和整个社会一记棒喝——80岁的黄国万担心自己一旦死去就无人照料76岁中风瘫痪妻子而将其勒死后自首，并在被控误杀罪的求情信中道尽双老家庭的辛酸。事后他获法外开恩轻判两年，已于2019年10月刑满释放，此前曾透过时任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呼吁社会关注照顾者的惨况，甚至发出“香港要有安乐死”的绝望哀号，因为草根阶层没有选择，“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可谓“生不如死”。

政策似有还无作用有限

可是，香港总是这样，伤疤尚未痊愈，就已忘了疼痛。但公道点说，特区政府不是完全没有作为，当局目前主要透过生活津贴、暂托服务、24小时服务热线、提供长者社区照顾名额、即将进行为期三年宣传计划推广朋辈支持等等方式，为照顾者提供一定支援。不过，有关照顾者政策早已为人诟病多时：一则零零散散、欠缺统筹，甚至未有为“照顾者”厘定清晰定义，也就未能为他们提供法律保障；二则脱离现实、资源不足，根本无法满足照顾者的真正需要；三则津贴主导、试验居多，不愿为照顾者作出应有承担；四则忽视基本人伦关怀，未能凝聚社会关心和尊重照顾者价值的环境，形成恶性循环。

以特首李家超在《施政报告2022》提出，把“低收入家庭照顾者生活津贴”及“为严重残疾人士提供特别护理津贴”恒常化，并分别将资助金额提高至3,000元和2,500元为例——有关名额只有10,000个和3,500个，相比全港超过110万名照顾者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相关申请门槛过高，须由社会福利署邀请，并设有入息审查，规定不可申领其他社会保障；金额低于长者生活津贴的3,915元，实在难以应付生活成本极高的基本开支。

至于所谓的“暂托服务”，政府目前提供的宿位服务相当有限——只为长者及残疾人士提供约230个和160个指定日间暂托名额，以及330个和390个指定住宿暂托宿位——这些数字实际上是什么概念？根据社署资料，在2019/2020年度，严重肢体伤残人士宿舍服务需123.6个月，严重弱智人士宿舍服务需要160.5个月，以及中度弱智人士宿舍144.3个月。除此之外，劳福局今年公布委托理工大学顾问团队进行的《香港长者及残疾人士照顾者的需要及支援顾问研究主要报告》指出，很多照顾者都需要能够暂时喘息的场所，但上述宿位的主要服务对象都是被照顾的长者和残疾人士，未能照顾照顾者。

令人哭笑不得的，还有将于明年第三季正式恒常化的“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当局承诺，分阶段将受惠人数由目前的8,000人增加至2025/2026年度的12,000人，又把照顾券的使用范围扩展到租借辅助安老的乐龄科技产品；然而，服务券的最大问题是“有券无服务”，因为香港社区市场发展迟缓，地区资源分配不均，加上护理人手持续短缺，导致有关服务长期供不应求——申诉专员公署曾在去年底主动调查试验计划成效，发现有逾两成领券长者未曾使用便已脱离计划，但有超过6,513人轮候服务。

“补救性”社福观念不合时宜

为什么特区政府不愿加大支援照顾者的力度？归根究底，问题在于当局制定政策的观念，仍然以“子女供养父母责任”作为重要考量，认为港府只须扮演补充或辅助角色。

根据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在2019年所撰《从“安居照顾”到“居家安老”》一文，香港政府自1965年发表首份社会福利未来发展白皮书开始，“以子女有负起照顾年老父母的责任为借口，拒绝为长者提供所需的安老服务”；至1970年代初期，当局更提出“家居照顾”概念，表明政府没有足够资源应付长者所需，只能协助他们留在社区生活、方面他们得到家人照料；直到1970年代末期，当局才在第三份白皮书认真面对长者安老的各项需要，有限度地在社会福利范畴加入长者服务。

但尽管如此，以“孝顺”、“敬老”等原则驱使的“家居照顾”概念已经成为安老政策的导向；而周永新指出，有关导向假设香港家庭制度仍有强大照顾长者的能力，甚或相信家庭成员在传统“孝敬”价值观念影响下仍然愿意照顾家中长者，可惜时移势易，这套观念不再符合港人意愿，所以“政府不能再有这样的假设”——因为香港家庭结构出现变化，成员平均不到三人，亲子和邻里关系已面临重构，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疏离，“养儿防老”的观念备受挑战，父母已经不敢期望独生子女可以提供适切支援，而独生子女也未必愿意独力承担照顾责任，必须由政府善用公共资源为有需要人士伸出援手。

进一步说，政府那种只愿扮演补充或辅助角色而不愿确保“老有所养，老有所终”的社会福利观念，正正就是资本主义教条化和扭曲化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福利主要的作用分成三种不同层次：补救、附带福利、减少社会矛盾。周永新曾在《香港01》的专访中解释，香港社会福利政策一直是以“补救性”为主，因为当局向来认定生老病死都是个人问题，应该先由个人承担，再由子女和亲友接济，最后才需政府出手。

教条化资本主义必须改革

环顾全球各地，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北欧国家的“需求导向型”（needs-based），无论公民本身是否富裕，都会给予全民援金保障；二是香港沿用的“资产导向型”（means-based），故会透过不同限度资产审查提供不同援助。然而，“社会权利”和“社会福利”本就密不可分，但香港往往把两者切割看待，只愿提供有限度的审查式福利，而不愿确保人人皆能享有政府救助的全民式权利。

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助理教授欧阳达初及社联总主任（政策研究及倡议）黄和平合著《未完成的香港社会保障：批判的导论》一书指出，随著新自由主义在1980年代的兴起，本地政府官员及右翼经济学者普遍形成一种认识，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下贫穷不可能被消除、贫富悬殊也不应该被缩减，否则便会落入共产主义及福利国家破产的陷阱——这又导致那些社会精英继续维持本港社会福利制度的低度发展，仍旧把有限度和审查式的福利当作一种基于仁慈而施行的救济，而不是公民身份或普世人权的一部份。

周永新则一再重申，在港英年代，政府并无诚意推行社会福利，所以打着“资本主义”的旗号诸多推搪；而时至今日，当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渐现，那套社保制度早已千疮百孔，特区政府万万不可步其后尘，而是应该实事求是混合而行。事实上，不少欧洲及拉丁美洲国家均已采用社会主义的社保规划，例如实行大学免费、全民医保、儿童补贴等；而挪威、瑞典及丹麦等福利高、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同时拥有发达的市场经济领域，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结合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一方面改革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发展、提升生产效率、增加合理报酬，另一方面透过调整税收及房屋、教育、医疗等等政策，实现收入再分配、压低生活成本，从而缩小贫富差距、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其实，无论是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社会，对于社会保障不应完全二元对立，更不应以此作为忽视基层福祉的借口。但在香港，治港精英总是教条理解资本主义的存在，甚至冷漠到把意识形态作为不愿作为的借口，突显他们仍然缺乏“有为政府”的治理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