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针纸风波|“北欢而散”猴戏争拗拷问新议会:如何从小我到大我

撰文: 黄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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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免针纸”风波,从医生失德危及公众问题,演变成为司法覆核案件,期间掀起立法会议员江玉欢和吴秋北的“政治猴戏争拗”,而争拗又被前者自诩“建设性批评”,并被后者说成“假新闻报导”。经此一剧,值得深省——如果新选制下的立法会议员,仍然只懂唯唯诺诺而未能是是非非,那恐怕就会自我实现成为“橡皮图章”;如果新选制下的立法会议员,仍然只会透过“哗众取宠”方式获得公众关注,却未能带领公众客观认识纷争、理性讨论问题,那恐怕就会流于民粹、本末倒置;如果新选制下的立法会议员,仍然会把私人恩怨和公共利益混为一谈,动辄恶言相向、互扣帽子、斗争到底,那无疑也非新议会应有之义。

吴秋北和江玉欢早前隔空驳火,原本合办的地区办事处也要“分家”,被政圈揶揄是“北欢而散”。(资料图片)

医生失德变成猴戏争拗

高等法院上周二(10月11日)颁令,禁止特区政府执行早前宣布拒绝接纳七名涉嫌滥发“免针纸”的医生签发的二万多张免针纸的安排。司法覆核由“长洲覆核王”郭卓坚于10月7日提出,但不少人认为,江玉欢才是“幕后功臣”、“人民英雄”。

这些人普遍盛赞江玉欢“仗义执言”、“捍卫法治”。事源上月中旬,警方拘捕七名私家医生,指他们涉嫌滥发俗称“免针纸”的“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及后特区政府表示,有合理理由怀疑有关证明书未有遵从卫生署指引,所以将由10月12日起拒绝接纳。此前,社会主要谴责涉事医生“背离医德”、“罔顾疫情”、“唯利是图”,但直到10月4日,江玉欢公开质疑《预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证)规例》(第599L章)没有赋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废除免针纸的权力,从而猛烈砲轰政府“变得专横”、“坏了法治”后,舆论开始转向批评当局“一意孤行”、“违反程序”。

这番颇为严厉而尖锐的指控,迅即吸引不少市民关注;而尽管特区政府的拒绝接纳免针纸指令并非完全不具法律基础,但大多数人未有深究个中法律争议,就倾向欣赏江玉欢的“敢言”之举,亦怀疑政府有违程序。不过,江玉欢赢得满堂掌声之际,吴秋北突然发表《新时代政治生态下不需要哗众取宠的“猴戏”》一文,令事件又再出现转向——从法律程序问题,变成个人政治争拗——因为文章直指香港有股“出位”歪风,习惯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大胆言论“博取眼球关注”,以“一场场‘猴戏’”向媒体“喂食”从而为其“推波助澜”,而“近日部分议员的‘表演’不得不引为警惕”。

“长洲覆核王”郭卓坚早前(10月7日)就政府拒绝接纳涉嫌滥发的免针纸一事入禀法院申请司法覆核,获批覆核许可。(朱棨新摄)

建设性批评VS假新闻报导

尽管吴秋北没有指名道姓,但当时正值江玉欢狙击政府,难怪外界产生联想;而在媒体一再追问是否针对江玉欢的情况下,吴秋北虽然没有承认,但也未有作出任何否认,更令外界认定是“北想沉欢”。向来心直口快的江玉欢也难免“对号入座”,撰写《为民发声何以被视为“𤠣戏”》一文反驳——当中少了针对政府的激烈言辞,重申自己只是如实反映民意而传媒目光则是“副产品”,又谓鼓励市民用理性而非政治角度看待问题,可惜有行政会议成员对她进行“带诽谤性的人身攻击”,她将保留一切追究权利。

双方隔空驳火,联合地区办事处也要“分家”,被政圈揶揄是“北欢而散”。不过,吴秋北继续开火,试图把纷争带往另一方向——他强调日前撰文只是针对社会风气的一般性评论、不涉任何具体事物,但就再次不点名地批评“个别媒体”对其文章“断章取义、蓄意扭曲”,要求对方“自行检讨”、“公开道歉”、“清除虚假报导”,他也将保留一切追究权利。江玉欢则表示,对于仍能享有为民发声的空间感到高兴,也相信爱国者应该发表“建设性评论”,又认为是次法院批出司法覆核“显现香港还有法治”。

就这样,一场“免针纸”风波,从医生失德危及公众问题,演变成为司法覆核案件,期间掀起立法会议员江玉欢和吴秋北的“政治猴戏争拗”,而争拗又被前者自诩“建设性批评”,并被后者说成“假新闻报导”。经此一剧,值得政圈中人深省——

如何超越“小我”、成全“大我”,对于“爱国者治港”能否迈向“爱国者治好”而言,相当关键。(资料图片)

唯唯诺诺不过政治花瓶

首先,如果新选制下的立法会议员,仍然只懂跟风附和、唯唯诺诺,而未能挺直腰骨、是是非非,那恐怕就会自我实现成为“橡皮图章”、“政治花瓶”。

“江玉欢会不会被灭声?”“江玉欢是不是玩完了?”——江玉欢公开指摘特区政府“变得专横”、“坏了法治”的新闻传出后,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思考她的批评是否有理,而是好奇她的行为会否遭到“秋后算账”,当中包括不少立法会议员——因为去年选举改制过后,行政立法关系平和,泥浆摔角已不复再,这些人本身也在探索议会路向和议员角色,一些保守力量便认为,他们只需积极配合特区政府工作,甚或紧跟中央涉港机构指令,而一旦挑战港府则会被视作“破坏团结”,可能就此终结政治生涯。

基于这种假设,一些治港者甘愿沦为“政治附庸”,矢志遵循利益集团意见、坚决拥护特区政府决策、凡事等候港澳体系发落,却未能信守以全港市民利益为依归的政治原则,亦未能充份发挥辅助政府解决问题的治理作用。例如今年7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讲话,明确要求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但从特区政府到立法议员大多避而不谈,引起市民疑惑:中央打开天窗说亮话,香港揣着明白装糊涂。

也正是因为这种假设,特区政府显得越来越强势,亦越来越轻视议会的存在意义,很多议员都曾在私下抱怨,政府官员越来越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例如接受质询时通常答非所问、自我感觉良好、不愿正视问题。今年5月更曾发生“架空议会”风波,当局一度建议把收紧或放宽“限聚令”人数的安排,由原本“先订立后审议”的立法形式,改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直接刊宪公告生效,结果引发跨党派群起反对,最后只好撤回修订。

同样是源于这种假设,当江玉欢挑战政府时,对比一些议员的“平平无奇”、“照单全收”、“脱离群众”,很自然会令市民对她产生“勇敢直言”、“反抗威权”、“为民请命”的印象。姑勿论江玉欢是否真的如此,但从舆情走向所见,市民的观感很实在地折射出香港社会对“治港精英”和“良政善治”的基本要求和美好盼望,同时也显见普罗大众对于那些“有等于无”、“唯命是从”、“背弃民意”的政治小丑的极度不满。

当江玉欢挑战政府时,对比一些议员的“平平无奇”、“照单全收”、“脱离群众”,很自然会令市民对她产生“勇敢直言”、“反抗威权”、“为民请命”的印象。(资料图片)

哗众取宠恐怕流于民粹

其次,如果新选制下的立法会议员,仍然只会透过“哗众取宠”方式获得公众关注,却未能带领公众客观认识纷争、理性讨论问题,那恐怕就会流于民粹、本末倒置。

“其实政府不是完全没有法律基础。”“动辄就把‘法治’搬上台,她和那些‘贩卖悲情’的泛民政客有什么分别?”“江玉欢身为律师,面对极大法律争议,应该提出司法覆核,而不是利用民意提升自己。”——在江玉欢收获很多市民掌声的同时,不少政界中人却对事件有不同看法——撇除那些盲目为特区政府护航的说法,一些人之所以对江玉欢所为有所保留,在于他们认为面对各种纷争,立法会议员更应看清问题本质、厘清真假议题,可惜江玉欢对政府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变相是在扰乱视听、转移焦点。

江玉欢怒斥政府“坏了法治”、“变得专横”的理据有三:第一,她认为她有份审议的《预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证)规例》(第599L章),并没有赋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废除免针纸的权力;第二,警方检控七名医生尚且需要举证,没有理由单凭卢宠茂的“合理怀疑”就对二万多张免针纸一网打尽;第三,即使政府将会安排二万多名市民补领免针纸,但潜台词仍是“间接强迫市民打针”。对此,医卫局当晚(10月4日)回应时也强调两点:第一,七名被捕医生发出的免针纸数量超过全港所有免针纸总数的一半,前者占比明显是不合理地高,所以怀疑部分不符合要求;第二,不接纳相关免针纸只是隶属“疫苗通行证”下的安排,并非指政府直接废除有关医生发出的所有证明书。

可以看到,无论是江玉欢还是医卫局,在陈述各自说法时,似乎比较著重“政府做法是否可取”,而非针对“政府做法是否合法”,甚或都尝试以政治视角支撑法律问题。事实上,对于“政府做法是否可取”,社会原本没有太大异议,正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所言,倘若容许属滥发的免针纸继续通行,即有关市民可能未经恰当临床评估就获豁免接种疫苗——这不但导致个人需要面对感染新冠病毒后患上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也使得公营医疗系统将要承受这些个案所带来的不必要压力;但当论及“政府做法是否合法”,也许涉及法律专业知识,一般市民未必能够理性讨论,而是倾向作出感性判断,即相信江玉欢的慷慨陈词,认定港府“程序儿戏”、“坏了法治”、“变得专横”。

但翌日(10月5日),江玉欢说法已有调整,没再咬定“政府没有法律基础”,而是希望“当局厘清法律依据”,因为她从第599L章涉及免针纸条例所见,没有清晰说明政府可以拒绝接纳免针纸。及后,曾任大律师公会会长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提出另一见解的法律分析,认为第599L章第17条表明“指明医学豁免证明书”必须符合某些条件,即法例本就假设局长有权决定免针纸是否符合条件,从而裁定持有人能否进入表列处所。

高等法院已就“政府做法是否合法”争议批出司法覆核许可,相信谁是谁非快见分晓。法官高浩文批出许可时提到,政府在9月27日及9月29日发出的两份新闻稿《七医生签发之医学豁免证明将失效》及《市民勿试图以不当手段取得免针纸》中,均没有提到政府拒绝免针纸的权力来源;代表政府的高级助理民事法律专员廖冠华则解释,有关新闻稿并非“正式决定”而是“发出警告”,直到10月10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才正式援引第599L章第3条“为预防、抵御、阻延或以其他方式控制指明疾病的个案或传播”,就疫苗通行证发出必要指示,指明不可接纳七名涉事私家医生签发的医学豁免证明书。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这最多只能反映特区政府交代防控措施时没有提供清晰法律依据,但并不足以论定“政府违法”、“政府滥权”,更加遑论“坏了法治”、“变得专横”;而江玉欢的抨击明显是“小事化大”、“人身攻击”,“而且,当她拿‘法治基石’来说事儿,成功带起风向后却没有认真讨论法理,而是高举‘为民乜乜’、‘程序公义’的政治正确,但她几个月前才痛批‘政府程序漫无边际’,难怪有人质疑她‘制造噱头’、‘标新立异’,但这些声音又会被说成‘政治化抹黑’,她怎么都赢。”

当吴秋北不齿哗众取宠的政治生态时,他的表达方式却是“有过之无不及”,正是他所谓的“言论大胆出位,语不惊人死不休”。(资料图片)

公私不分结果贻笑大方

最后,如果新选制下的立法会议员,仍然会把“私人恩怨”和“公共利益”混为一谈,动辄恶言相向、互扣帽子,结果贻笑大方,那无疑也非新议会应有之义。

“如果没有江玉欢以激烈言辞批评政府,社会未必如此关注政府有否依法办事,而如果没有吴秋北用更加令人侧目的说法攻击有人‘抢眼球’、‘搏出位’、‘耍猴戏’,就不会暴露整个建制‘面和心不和’的问题,更加不会成为全城茶余饭后的笑料。”有立法会议员感慨,这场免针纸风波明明是“公事”,涉及医生失德危及公众健康、应否特事特办截断病毒传播、以及政府程序合法问题,“但经江玉欢和吴秋北这样一闹,很多公共资源都被集中在他们的私人恩怨上,该讨论的都没有积极讨论,只是看笑话。”

其中一大笑话,莫过于当吴秋北不齿哗众取宠的政治生态时,他的表达方式却是“有过之无不及”,正是他所谓的“言论大胆出位,语不惊人死不休”;而当“北欢而散”之后,他仍不罢休,继续燃点火头,把整场纷争归咎“媒体制造虚假新闻报道”——这又无可避免地成为新闻,正如他所指的“不断向媒体喂食,并让媒体反过来推波助澜”。

另外一大笑话,则是新一届议会表现上团结一致,不同政党或专业背景议员纷纷合办地区办事处,冀能集结力量互补不足,但整个阵营的利益结构仍然复杂、派系斗争亦未停止,合作基础并不牢固——有的是本身存在直接竞争,有的是既得利益与新兴力量角力,有的是极端路线和务实主义拉锯,各方互不信任,暗涌不断,纷争或会继续浮面。

归根结底,这些笑话源于一些从政者“公私不分”,因为整个治港阵营至今尚未形成一种“从政为公”的统一意识和思想理念,所以他们的言行举止仍然容易受到个人性格的影响和自身利益的驱使,才会出现诸如此类的猴戏争拗。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为政者要有“大局意识”,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明确提出治港者要“有格局”,当前正值国家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重要时刻,这些千挑万选的治港精英到底如何超越“小我”、成全“大我”,对于“爱国者治港”能否迈向“爱国者治好”而言,绝对是不能回避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