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威并施】香港把自由变成任性的败局

自由是香港最大的资产，1949年后香港成为了华人社会最自由的城市，大量移民涌到香港，在这里生活工作学习。那个时候的香港人来自中国五湖四海。他们经历过战乱，更珍惜自由。这个自由来得不易，那时的香港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有着一个比较非政治的环境，艺术家、文人、商人与老百姓可以在一个非政治的殖民模式下发挥所长，利用自由去做一些物质的建设。

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香港人利用自由进行学术、艺术、商业等各种活动，令香港成为一个有活力、有创意、有软实力的一个城市。香港成立中文大学，也是本着一个复兴中华儒家文化的理念，成立中文大学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重建儒家传统文化。核心因素是大家会利用自由做一些建设性的事，而且大家会利用自由去组织起来，做一些团队的工作。软实力需要自由，但是更需要加上团队合作精神，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软实力。

六十年代的暴动引起港英政府进行一系列的管治改革，由无为而治的模式，转为引进现代城市管理模式，处理暴动暴露的社会问题。港英政府危机转化为管治的出发点，导致香港后来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金融大都会。越战也为香港带来经济机会，发展制造业，发展金融，发展服务业。到了1980至1990年代，香港成为一个非常具备中西特色的国际城市，汇丰银行大厦与中银大厦标志着香港软实力的高峰。当时香港传媒、影视和流行音乐都是华人和亚洲最领先的。

可惜香港权贵并没有在这个软实力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让香港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大都会。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大都会？看看伦敦纽约或东京，它们不单只是经济中心，艺术、文化、学术，体育也百花齐放，是个思想开明、有量也有质的综合体。硬件方便，它们有不同的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软件上则有众多艺术家、艺术团体、艺术学校，在教育领域也是大学和其他模式的教育各适其适。

回归后香港有一个特点，就是由自由变为任性，可能是自由太多了。政府、 财团、马会、大型机构，有着大量的金钱，使用金钱的形式也非常任性。它们不会像新加坡那样，做什么事情之前先做好研究、做好调查，好好珍惜资源去做每一件事。香港喜欢怎样做便怎样做，任性变成了财大气粗。

香港政府怎样任性？它与建制力量可以不顾一切花一千亿兴建一条短短的高铁，不顾一切兴建一个没有邮轮的邮轮码头，不顾一切耗费700亿兴建一个西九文化区。香港的建筑工程严重超支,工程费平均比深圳高逾十倍，但香港建制从来没有好好去处理。

钱太多带来了一种二世祖文化。香港反对派则是政治二世祖。他们享受着香港的开放文化与自由法治环境带来的好处，但却没有好好利用这个环境去建设一个理性的公民社会，而是在低俗媒体的推动下，把香港推向低俗无知反智的情绪化社会。

任性是最可怕的，因为很多时候任性的人常常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做了伤害自己的事而不自知。在伤害其他人的时候，他们用各种借口去说明自己是对的。香港政府任性，大财团任性，反对派任性，全香港人都是任性的人，才会出现2019年这种自残的情况。

任性的人很需要优越感，即是总是觉得我比你聪明，我比你厉害。举个例子，英文在香港是权贵语言，香港中环街市、大馆等活化项目，全部都是以英文为主，差不多没有中文。但是香港的英语教育质素愈来愈低，香港人的英文愈来愈差。政府只是加一些钱聘一些外国人做老师，而不是认真检视教育制度，根本没有像新加坡一样好好的把英文教育做好，让香港人真的会英文。如果英文如此重要，英文如此尊贵，为什么普通人不可以有更好的英文水平呢？难道昃要维持权贵优越感？还是纯地相信一定要找外国人教，英文水平才不会低？

任性也体在香港的艺术领域之上。政府常常夸耀的香港Art Basel，重要的只是钱多，有钱才有艺术。艺术的本质不是花钱，艺术的本质是表扬人类创造力的伟大。钱是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回归以后香港政府从来没有处理香港人文化质素问题，书展就是一个例子。香港书展是华人社会最早开始的，但它并没有进化为像法兰克福书展（Frankfurt Book Fair）那样，成为华人阅读文化与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反而走向通俗化和低俗化，变成了一个散货场。每年的书展重点就是有多少人出席，买了多少平书与工具书。

香港钱多自由多，却没有用钱用自由提升香港人的质素。香港变成了一种二世祖刁蛮公主，有点像金庸《神雕侠侣》的郭芙，2019年的香港就好像杨过的那只手臂被斩断了。香港的权贵不会谦卑地检讨一下过去自己做了什么错的事，而是永远找借口和理由，用钱去把一个错误变成另外一个更大的错误。香港不断花钱在教育身上，但是学生的整体水平有变得更好吗？就像房地产，呎价愈来愈高，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平愈来愈低。这种任性对吗？可以让香港持续发展吗？当然不能够。

胡恩威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纯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