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又重复 一份早已写好的预算案？
本周三（2月26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发表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若说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有何特别之处，就正如陈茂波所言，香港因为中美贸易战、反修例风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问题内外交困，经济下行，更有指情况比2003年SARS肆虐时更严重。吊诡的是，面对新的危机，我们看到的是两种“重复”——社会对的讨论经年地重复着“派钱”与否、派多少；政府声称秉持“理财新哲学”，但一再重复税基狭窄、审慎稳健的大框架——两种重复之下，这份预算案似乎早有定案。用“重复”来面对新状况，到底我们是低估还是高估了香港的困境？
《财政预算案》咨询文件指出，2019年本地生产总值（GDP）实质增长自第二季开始连续下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三季单季下跌了3.2%，是2009年以来首次录得同比跌幅，令香港步入“衰退”，预计全年经济收缩1.2%，失业率亦由5至7月的2.9%上升10至12月的3.3%；内需方面，实质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三季下跌了3.3%，同样是十年来首次同比下跌。经济陷入寒冬，陈茂波周日（2月23日）在网志中直言，纾困措施或赤字规模“也许会是大家的关注点”。他预告预算案中不少措施源自社会各界建议，但“政府的资源始终有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面对经济下行，政府去年下半年已先后推出多轮纾困措施，涉款共250亿元。今年1月14日，特首林郑月娥又投放100亿元经常性开支，推出十项民生新措施。种种迹象显示，港府的“理财哲学”似乎改变了，这或可从陈茂另一篇网志见到一些端倪：
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在经济衰退、下行压力仍大的时候，在财政可承担的前提下，政府应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透过逆周期措施支撑经济、减轻市民的痛感、稳住信心。因此，我们会保持甚至在能负担范围内增加政府开支，以及尽力为市民及企业缓减压力。（陈茂波，风雨中的财政预算案，2019年12月8日）
如果所谓“理财新哲学”等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即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不减少政府支出，反而增加开支，是否代表香港不会走上像曾俊华（前财政司司长）年代的紧缩之路？事实上，香港政府的总开支自2007/08年财政年度拾级而上，截至2018/2019已上升了126%。各项经常开支之中，社会福利达843亿元，是第二大经常性开支，占了19.1%，只比教育开支少1.4个百分点。社会福利亦是各项经常开支之中升幅最为剧烈，近五年增加了46.4%，这主要归因于新增的社会福利金，例如长者生活津贴等。
不过，正如政府多次自我推翻地收紧和放宽社会福利政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曾在2018年指降低“两元乘车优惠”门槛会令政府财政承担大幅增加，但在上月公布的十项民生措施就以鼓励60至64岁人士就业为名将优惠年龄下降至60岁—面对人口老化造成的社会福利开支持续增加，未来政府会不会随时收紧福利开支，就如2019年初上调长者综援的申请年龄至65岁—实属未知之数。
或者我们又可以从陈茂波的另外一篇文章窥探政府的财政逻辑：
初步估算，相关措施涉及逾一百亿元的经常开支，这些措施会在明年及其后时间逐步落实。届时香港的经济恢复过来，政府收入将回复较高水平，同时亦可探讨需否其他开源措施。此外，过去多年政府持续都有推出一些一次性的措施，例如退税、宽免差饷、豁免商业登记费等，涉及的金额并不小。在有需要时，当中或许亦可作些调整，腾出资源。（陈茂波，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2020年1月19日）
不能否认，政府在经济下行时推出纾困措施的确可以减轻市民的经济压力，特别是基层。问题是，政府的收入决定其支出，即使在经济下行时，增加支出的主要目的只为防止经济不景气而带来的政治不稳定，而这一目的本身可以跟正义平等的经济转型—政府如何公平地赚钱、合理地支出—没有关系。而且，如陈茂波所言，“届时香港的经济恢复过来，政府收入将回复较高水平，同时亦可探讨需否其他开源措施”，似乎反映政府对于额外的经常性支出并不放心，需要开辟新的收入来源，那么香港社会是否要开始讨论税制改革？倒也没看到政府想拓阔税基的先兆，更何况在市民对现届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的情况下，政府要推动改革可谓困难重重。
在这个格局之下，不难理解为何政府在《财政预算案》推出的往往都是退税、退差饷等毫无新意的措施，政府不敢去撼动既得利益阶级进行改革，或者压根就不觉得这个财政体系是个问题，政党亦碍于政制、政治文化等原因，裹足于“争取派糖”，导致《财政预算案》变成“派糖”、“派钱”游戏。
然而，香港正经历反修例风波以来的多重危机。第一是一开始的政治危机，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政府拙劣的威权管治；第二是社会危机，支持和反对政府的两个阵营形成社会高度两极化；第三重是财政危机，社会冲突加剧经济下行，政府收入减少同时又要用钱纾解民困；第四重是近期的传染病危机，政府被指防疫措施太少太慢，市民人人自危，对政府的不信任再度加剧，政府又多了一笔300亿元抗疫基金的额外支出。接下来这份万众瞩目的《财政预算案》，政府有办法解决这四重危机吗？以往被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派糖”、“派钱”，到底是否可行、又有没有意思？如果这时提出改革，难度在哪里、又应该如何入手？
从政府派钱史看公共财政逻辑
不知从何时开始，《财政预算案》由“派糖”（退税、退差饷）游戏变成“派钱”（现金）游戏，每逢预算案咨询，媒体、政党都必定会围绕“会否派钱”你争我逐，今年也不例外。差别是“派钱”的原因由民间的“还富于民”或官方的“藏富于民”变成今年的“平息民怨”、“刺激消费”。回顾香港简短的“派钱史”，2011年的“$6,000计划”是首例，之后是2018年的“关爱共享计划”（即派钱4,000元），其余年份只闻楼梯响。舆论倾向认为，“4,000元”的申请步骤繁复、审批耗时、行政成本高、政府又无端遗失大量申请表，所以没有审查、不用申请、划一向18岁以上香港居民派发的6,000元计划派得好，4,000元派得差。回过头想，一直被形容为“守财奴”的香港政府当初为何会“派钱”？“派钱”对于香港的财政有何含意？比较两次“派钱”事件的历史脉络，我们不难看出香港政府“派钱”的政治面向。
2011/2012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提出不设收入上限地向所有强积金户口注入6,000元，预计总支出为240亿元。据当年的《财政预算案》所述，这个建议的初衷是“希望协助更多市民为退休作好准备”，而且“这既不会增加通胀压力，也是我们现在财政上可以负担的”。不过正如当时已经有人提出，类似提案，其实在曾俊华的第一份，即2008/2009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出现。两者的分别是，先前一份计划目的在于“加强低收入工作人士的退休保障”，所以只为月薪不超过10,000元的基金户口注入6,000元，总值约90亿元；之后一份则没有收入限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对这两个类似建议的反应，在三年间出现天壤之别—2008/09年度的注资强积金方案并没有太大反对声音，而且积金局很快就在2009/10年度完成向超过140万合资格强积金及职业退休计划成员支付政府的特别供款；到了2011/12年，社会反响相当巨大。
该年政府修订预算时发现收入激增（较原先预计多828亿元）但支出减少（比预算少137亿元），导致综合盈余有713亿元，较原先预算的252亿元赤字多了足足965亿元。虽然政府有推出宽免差饷、电费补贴、代缴公屋租金、社会福利金双粮和调高供养子女和父母或祖父母免税额等措施，但仍然被普遍认为“派糖派得差”。归根究柢，2008年金融海啸的“量化宽松”令大量热钱流入亚洲，香港楼市在2009年中已经开始回升，到年底已经比金融海啸前的高位高出5%，结果政府因为经济复苏而大赚一笔，又欠缺进取手段压抑水涨船高的楼价，而市民却要直接面对通胀。“抗击通胀”措施力度不足，向强积金注资就像远水不能救近火，遭市民强烈反弹，不少人质疑为何不直接退税。加上强积金行政费过高，市民担心即使公帑注资，钱最后只会去了“基金佬”手中，泛民主派更号召“反对财政预算案”大游行，逼使政府修改预算案。一星期后，政府让步，向年满18岁的香港居民派6,000元，总开支约370亿元，民怨宣告平息。
如果说历史有其偶然性，那么从历史的重复，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事件的结构性动因。曾俊华年代的“6,000元计划”，在陈茂波年代几近出现了一个翻版。同样是“派钱”，陈茂波却搞得怨声载道。因为几近相同的历史在2018/19年度的《财政预算案》重演，当时财政盈余达1,380亿元，比一年前预计的163亿元多了七倍，财政储备达10,920亿元。陈茂波明言会和市民“关爱共享”，将约四成盈余“派糖”，包括退税、综援出“三粮”、免差饷、学生获一次性津贴等等，总值逾500亿元。然而市民一样不收货，基层觉得退税、退差饷没有惠及未有交税的低收入人士；中产觉得买楼依然是遥不可及，宽免差饷只是益了炒家及地产商。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调查所得，市民对于该份财政预算案的不满率超过四成，评分只得48.2，是逾十年来的新低，而且这两项数据在紧接的两轮民意调查均有超过误差值的下跌，反映市民的不满与日俱增。
最终政府在三个多星期后让步，推出“关爱共享计划”，向18岁以上通常居住在香港，且没有任何物业、没有领取社会福利金、在上一个财政年度没有缴交薪俸税或退税少于4,000元的合资格人士“派钱”最多4,000元。不难想像，复杂的经济审查条件愈多，相应的行政费也会愈高昂。据政府资料，“关爱共享计划”在总共发放110亿零50万元的同时，员工开支、办事处租金和设备就用了3亿3千万元，按该计划总共收到347万份申请计，人均行政费达95元。相较之下，“$6,000计划”的行政费只有1亿3千多万元，按总共612万宗申请计，人均行政费只要21.5元。
实际执行上，两次“派钱”的差别在于means-testing，即资产审查—造成了市民在接受程度上的不同。曾经有报道指，有市民取表、填表、交表，忙了一大轮，但经资产审查后所获发的金额只有4元，结果令人失望。资产审查虽然在香港的各项福利措施中并不罕见，但很明显，从公共财政的角度而言，钱要派得准，行政费就会贵，“派得唔抵”。而且“派钱”派得不好，反而会造成新的不公平：为什么老板业主可以自动退税、退差饷地租，福利措施受惠不足4,000元的基层反而要花额外精神和麻烦去填写表格申请？
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政府为何仍然要做？其实从两次“派钱”经验可以得知，香港政府压根非常抗拒。两次“派钱”的背景都是政府大幅低估财政盈余，即使在《财政预算案》主动“派糖”，市民仍然觉得不足，造成不满情绪。“派钱”就是政府安抚市民的最后一招。政府被逼“派钱”，但不想因而有巨额的财政负担，就以“帮助最有需要的人”为名（或2018年“关爱共享计划”的说法“补漏拾遗”），将财富分配的幅度减至最低。在这个背景操作下，“理财新哲学”可能“新极有限”。
2020 To 派 Or Not To 派？
到了今年，因为反修例风波，进一步令香港的经济加速下行，跨政治光谱的各大政党，包括民主党、新民党、自由党等纷纷建议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向18岁以上居民“派钱”或派消费券，绝大部份的建议金额达10,000元，民建联则在新型肺炎爆发后建议政府不用等《财政预算案》公布，先向市民派发10,000元用以购买防疫物资，支援生计受影响的人。有了上次“关爱共享计划”的经验，舆论一面倒倾向没有资产审查，那么这一笔过支出必然超过600亿元，甚至逼近700亿元。在这个时间点“派钱”，当中想要平息民怨的政治味道就更加明显。但面对经济下行，政府会愿意负担这一项支出吗？一旦政府再次“派得差”，随时形成新的危机。
专注香港税制、公共财政史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助教冯志强分析：“‘派钱’从来不是简单地派了钱政府就有授权（endorsement），是整个package，你‘派钱’还要知道怎样派。”他举例说政府和旅发局举办的元旦大抽奖，也是“派糖”，明明是一件开心的事，竟然因为伺服器不胜负荷，再次令市民更加不满、甚至愤怒。“怎样表达整个package，怎样勾勒市民想要的东西，政府真的没想过，所以派多少钱都是没用的。因为问题是，‘派钱’是个方法，你要人感受得到。‘派钱’总体是个表演，当政治是一个表演的时候，这个‘派钱’的动作，你派得不好，场戏演得不好，你就输了。民主政体输了市民可以vote them out，但非民主政体输了他们不是vote you out了，他们是kick you out。”
冯志强不但质疑政府的操作能力，他更怀疑在今天的香港，“派钱”的政治回报是否还存在。“是不是派了钱大家就会消了气？”冯志强觉得，在现时的政治气氛下，更多人可能抱着“食穷民建联”的心态，“有没有‘浅蓝’或者‘浅黄’的人会动摇呢？我又不觉得，因为你“派钱”的时候‘浅蓝’的觉得你不应该助长这些（即安抚‘黄丝’），他会更加怨你，他会保持沉默；‘浅黄’仍然会挑剔你。我想带出的是，今日的要求真的不是政府以前那种行政主导的思维。”
更遑论，政府还有一个很确切的考虑—简单低税制。根据库务署新公布的政府每月财务状况，截至去年12月31日，2019/20财政年度首九个月录得500亿元赤字。虽然今年度的部份薪俸税和利得税仍然未入帐，但比较政府过去同期的财政状况，年尾录得赤字相当罕见，对上一次已经是2009/10财政年度，而当年年尾的赤字只有12亿元，最后整个年度下来仍录得盈余。可以说，香港在2019/20年整个财政年度下来，几乎可以肯定会录得赤字，更有会计界别估计，赤字可能高达700亿元。虽说香港政府目前仍然有超过11,200亿元盈余，然若果每年都出现“派钱”与否这个问题，每年600多亿元的经常性开支，钱从何来？
冯志强从中看到一个新危机：“政府如果真的‘派钱’，很容易，派了一次派第二次。政府现在的财政状况，及政体的财政基础其实支持不了。那么你便要征税，谁‘埋单’？你又要投资，但最近又被人降低信贷评级，之后又再卖地又不好。现在由这个政治危机，政府想安抚市民，它形成了一个社会危机，再形成一个财政危机。当出现财政危机的时候，要处理钱从哪里来的时候，很可能要问商家拿的时候，谈不拢可能造成政体内很大的裂痕。”
或许有人会比较香港和澳门的财政策略，质疑香港政府为何不可以像澳门政府一样恒常“派钱”。这个说法忽略了两点。第一，澳门人口比香港少很多，以“2019年度现金分享计划”为例，只有716,110人登记取款，总共派出不足70亿澳门币，对于在2018年财政盈余达538.7亿澳门币的澳门政府而言，负担不算很大。其次，澳门政府有稳定且大量的“批给赌博专营权之直接税”作为主要收入，而且这项税收在过去五年都占澳门政府总收入约八成，可谓澳门政府的金主。相应的结果是，澳门的博彩业主宰了这个城市的经济命脉，在2018年，澳门的博彩及博彩中介业对澳门的GDP贡献高达49.13%，同期博彩业的就业人数占整体22%，他们的月入中位数达20,000澳门币，比非博彩业雇员多6,000澳门币。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经常批评香港的产业结构单一，澳门便应该是极为单一，起码主导香港经济的产业有四个，澳门只得一头马车。在这个脉络下理解，其实澳门的恒常“派钱”政策才是畸形。因为其经济结构严重倾斜在一方—在赌博业工作的人比其他人的月入中位数高43%—所以政府用全民“派钱”来再分配，并在政治上安抚其他人。不过负担70亿澳门币，经济结构不均的问题随即消散，赌场、酒店的霓虹灯得以长期璀璨，这个“赌场政体”的金权政治又是不是值得香港参考呢？如果我们经常批评香港政府的退税、退差饷了无新意，那么我们根本不应该学习澳门。
“派钱”在解决香港过去的政治危机或许可行，但已经不合时宜；在现行财政结构下亦是不可持续的财政决策。更深一层的问题是，当我们习惯了年年“派钱”，很容易会忽略了香港财政的结构性问题—政府的其他支出合理吗？香港的税制本身公平吗？情况就好像当我们过份强调做好环保、回收、再造，就不会花时间反思我们本身是否需要如此庞大的消费。摆在面前的事实是，“派钱”在香港的公共财政，本来就是一个政治角力。为何会出现这个现象固然有其结构性因素—不肯进行全面的公共财政改革，但又要安抚市民—但这一招在短期内或许管用，然而对于长远根本解决阶级分化、贫富悬殊，一次性的“派钱”根本毫无作用，长期“派钱”在财政上也不现实。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其他一次性“派糖”措施，为何政府在过去十年有“结构性盈余”，累积坐拥过万亿元储备，但对完善社会保障和改善公共服务如此抗拒，反而一再告诫市民香港会有结构性财赤危机？吊诡的是，政府一再重复税基狭窄，却又能经常祭出退税、退差饷这种措施，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将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一并理解。
赚钱的政府无良缺钱的政府无用
香港需要税务改革？
据政府资料显示，利得税（25.5%）、地价收入（22.8%）、印花税（12.1%）和薪俸税（10.6%）合共占2019/20年度政府总收入的71%。在这些主要收入之中，地价收入波动最大，回归后的低位在2003/04年度的54亿元，高峰则在2017/18年度的1,648亿元，连带印花税在2003/04年只有75亿元，以及在2017/18年升至952亿元。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地价收入和印花税合共占去了香港政府约三分之一的收入，是薪俸税的逾三倍。
再分析薪俸税的数据，在2017/18课税年度，只有49%的工作人口须要缴纳薪俸税，其余的196万工作人口毋须缴付薪俸税。而在187万名缴纳薪俸税的人士当中，纳税最多的5%（约9万3千人）所纳税款占了所有薪俸税收入的66%。利得税方面，香港只有9%注册公司需要缴纳利得税，即约有115万8千间注册公司不用纳税。纳税最多的5%注册公司所纳税款占了政府整体利得税收入约87%。
香港奉为圭臬的“简单低税制”造成的后果是，社会要交税的人没有很多，缴交高额税款的人就更少。冯志强形容这个简单低税制令人“又爱又恨”，爱的是，政府经常挂在口边的“可以创造有利营商条件”，而更让普通市民亲身感受得到的是，没有直接税造成的“痛感”，你的月薪扣了5%强积金后，就是实质可动用收入。
然而换句话说，对于政府而言，真正影响她钱包厚度的，并不是社会上的大部份人，甚至不是只纳少部份税的大部份纳税人—毕竟年薪30万元以下的39.1%薪俸税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只占整体薪俸税收入不足1%—而是社会的上层、地产商、炒楼的人。或者因为这个结构，所以政府都不时乐于退税、退差饷，但长远而言，这个税务结构是否健康呢？讽刺的是，与这个税务结构互为因果的正正就是一个近几年被千夫所指的“深层次矛盾”而带来的收入，即香港政府过分依赖的土地和物业相关税—土地收入及印花税。
“这是为什么香港被形容为real property state。她跟新加坡某程度上相似，但因为她简单低税制，更依赖土地收入，然后会怎样呢？她就不可以建这么多公屋。新加坡是real property state，即她是透过房地产提供政府的财务支持，但同时间又不留情地建很多‘公屋’去安抚国民，即组屋……但系香港走不了这一套，这是为什么香港真的超级复杂。”
或者没有一种解释比陈茂波的一个“感叹”更具意味。他在1月26日出席电台节目再次被主持人问会否有“派钱”或类似措施。陈茂波表示“仲谂紧”，他随后指在前年的“关爱共享”下，政府最终竟然收到300多万份申请。他慨叹香港人的人均收入如此高，用退税退差饷等一次性措施都不能受惠足4,000元者，原来也有这么多，是值得深思的现象。陈茂波的这个反思正正说明了上述的这个税收结构—政府从来不是从广大的市民身上征税，而是少部份高收入人士和企业，以及卖地收入及印花税—的结果，就是税基狭窄和房屋问题。必须要说明，这个结构指向的显然不是向低收入人士征税，因为单纯在收入上，香港的贫富悬殊实在太严重。要知道现时的基本免税额为132,000元，平均月薪不过11,000元，再向他们征税则必须先解答如何处理他们的低收入问题，否则对他们并不公平。
然而很明显，只要政府在卖地上有持续而可观的收入，即上文所述的“结构性盈余”，香港政府根本没有诱因改革税制。回归后唯一一次例外，要数2006年政府锐意开征的“商品及服务税”。2006年7月，时任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推出名为《扩阔税基、促进繁荣、最佳方案齐商定》的咨询文件，其中指出，税制改革的目的在于“稳定公共财政、使香港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以维持我们的长远繁荣”，并明言“税制改革并不是为了增加税收”。
政府在该文件中比较香港和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的税务结构，指香港过分依赖利得税、与物业有关的税项和非税项收入，而且这些税项的波幅大，令政府税收不稳定。加上政府评估香港未来的劳动人口比例会因为人口老化而逐渐下跌，当时估计2014年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会跌至51%，长远而言会令薪俸税的收入减少。然而，必须要指出，香港的劳动人口自2006年以来仍然在缓慢增长，整体多了约40万人，只有2010年一年录得跌幅。截至2018年，香港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约52.7%，可见人口老化速度未如当年预期快。
虽然人口老化的确是个可预见的长远问题，但当年政府委任的“税基广阔的新税项事宜咨询委员会”先后考虑过起码十四项方案，当中包括今日较多被谈及的股息税，或者已经因为楼价高企问题而被逼实行的额外印花税，以及比较少提及但其实很常见的“对企业及个人在世界各地的收入征税”。冯志强指，开征商品及服务税有几个缺点，销售税属累退性质，即随着纳税人的收入，他们承受的实际税率将会下降，换句话说，销售税会大大加重中下阶层的负担。虽然政府提出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纾缓措施，但这些措施又会衍生更多行政成本。更加诡异的是，政府明言开征的商品及服务税可以提供下调利得税的机会，不禁令人质疑将本来已经只有少数企业负责的纳税责任，再转嫁至中下阶层身上—当然是为了保持香港因为“简单低税制”而带来的竞争力。
2006年的加税方案最终因为受到社会广泛反对而搁置，而在整个社会讨论内，值得深思的是加税的政治面向。冯志强提到，“最搞笑”的是当年政府加税的举措甚至引来关注低收入家庭的社区组织协会威胁要司法覆核，指其违反《基本法》的低税制条文，“简单低税制”由政府的挡箭牌摇身一变成为普罗大众的保护伞。“那个‘好玩’的地方在于政府要问市民‘伸大手板攞钱’，市民都未必easy going。就像政府现在请人去参与独立检讨委员会，都请不到的时候，你如何‘埋牙’？你硬抢你一定死。”
以现届政府跌至谷底的民望，几近没可能期望她可以领导一次走向公平正义的税务改革。如果没有公平正义的税务改革，每年的《财政预算案》似乎注定在一次性的“派糖”、“派钱”中空转，这就是香港在简单低税制和回应民意之间拉扯，环环相扣的“死局”。
问钱从何来不如问为何收钱：
政治不回归财务财、政改革如何谈起？
单就税制而言，港府仍然有很多可修改的空间，显然向资本征税更符合公平正义原则，例如资产增值税、股息税，甚至从企业及个人在外地的收入征税也是相当合理且在世界十分常见的税项，相信广大市民对开征这些新税项异议会更少。“即是在其他地方但系赚回来香港的钱，你不征税，很多地方都征……就像你天生已经断了脚。”冯志强提醒这个虽然是殖民地遗留下来的问题，但大部份英国殖民地在独立之后都有就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收入改革税制，“政府的税制天生就残废，不是不可行，问题是要让它可行就要卖地，所以要填海，填那个很奇怪的岛（指东大屿人工岛）。”然而经常强调“简单低税制”，过分倾斜于资本的政府似乎不肯走这条路，毕竟2006年的税改委员会是有研究过这个题目，最后却否决了。
“在财政政治来讲，那个是死局。”冯志强特别提到美国独立的例子。当时为什么会有波士顿Tea Party要求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即“无代表，不纳税”） ，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向这个殖民地的茶商资产阶级开征茶叶税，“但你问他要钱，他不想给的时候便提出，好，可以给，我们交换，一换一。这次让你加税，但你也要分权，要不然你为何要随便加税？你要得到我的同意。只不过香港的殖民地历史，令我们省略了这个部份，因为殖民的时候，省略了要得到人民扩大的普遍授权（popular endorsement），才会有我们今天一直交税这个行为……你（指政府）强迫人民授权而已，那个不是真正自愿的授权。”
“我觉得这个很难处理，政府不放权，市民没有那种觉得他们能够决定怎样用钱的时候，他们是不会交多了钱的，因为我交给政府，政府用在其他地方，我怎会交给你？”上届观塘区议会耗资逾半亿元在观塘海滨兴建的音乐喷泉就是最好例子，明明很多居民都反对这项工程，加上新当选的区议员在第一次区议会会议已经大比数议决叫停项目，政府竟然用“基于尊重程序和合约精神”、“珍惜公帑”为理由硬要继续，冯志强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大问题，区议会那里你说拨款给她使用，拨款给她决定社区事宜，但这次事件再一次暴露，其实那个是很假的东西。”
区议员是透过选举进入议会，并且有市民赋予的权力作出叫停兴建的决定，偏偏政府就要生硬地“行政主导”，且又欠缺令人信服的理据，不透明的态度不禁令人怀疑这当中是否有什么利益输送，完全将“乱用钱”、不符合广大群众利益的用钱方法和用钱决定表露无遗。“这样选进去（指区议会）没有意义啦，当所有人觉得选进去都没有意义，而他们又真的很有决心要改变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进入制度了。难得他们进入制度，虽然他们没有信心但难得他们愿意继续‘玩’，你（指政府）就要陪他们‘玩’的了，你不可以‘扭计’说不想‘玩’的。”
要让市民真正自愿地投入香港的财政改革，那就必须处理“财、政”的政治面向，让所有市民参与辩论一个大部份人愿意承担的税务责任，及大部份人授权支持的公共支出体系，让资源分配的权力真正交由每一个人民主决定。这一个讨论的根本问题应该是：我们征税的原则是什么？现行的税务结构除了要支撑政府的公共支出外，是否公平？即社会不同群体阶层所背负的合理税务责任为何？
“我想唯一出路就是要特区政府大胆放权。”冯志强分析，虽然政府始终担心权力易放难收，但其实同时间有可能让市民重拾对制度、对政府的信任。当然，如何在放权的同时维持香港行政主导的政治原则，极为考验当权者，而社会大众并不会替他们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你‘派钱’那些措施根本重建不了信心，政府自己很清楚，（去年）6月、7月的时候，林郑在记者会讲得很准确，it's a matter of political trust，市民就是不信任你，市民不信任便怎么也不会给（税款）你，你硬拿便是抢，抢得多自然会反抗。没有比市民自我培养公共财政责任更有用，而要做到的必要条件，就是市民要有决定权。而这个决定权问题——其实也是最大的问题—如果市民能够下决定，香港就不是威权政体了。这就很考验政府放权的同时，又能够保持到自己位置，即是很难。”
当我们再翻开香港回归后的财政史，原来今天的问题早在殖民地时期已经种下，而很明显我们已经错失了循序渐进地改革的时机。而在当下香港，经过反修例运动、新型肺炎疫症两场大风波，政府和民间之间的信任细小到用显微镜放大也看不到，应该没有人觉得政府会有这个胆识、魄力和政治手腕去放权，进行五年，甚至十年为单位的财政转型。所以我们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派钱”、“派糖”等一次性措施，然后期望她什么时候顶不住社会压力，推出像“十大民生措施”当是偿还积欠的“公共财政利息”。即便如此，社会应该着重增加在财政角度讨论结构转型，不要动不动就祭出《基本法》第108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参照原在香港实行的低税政策”来否定一切值得讨论的税务和公共财政改革，因为上文已经说明，这些旧时订立下来的条文很可能已经不能应对现时的社会需要和未来的可见变化，香港政府会选择迎难而上还是原地踏步，端看接下来发表的《财政预算案》，或者说，她醒了没有、有足够勇气没有。
【编按】
本文原刊于第202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24日出版），可点击同期周报阅读以下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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