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国际化｜大学排名何以令人又爱又恨？

6月1日，英国教育刊物《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公布2022年度亚洲大学排名，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维持在亚洲头十位。尽管大学排名只是一种商业产品，但常被用以佐证地区的教育水平，例如特区政府、商界精英便对香港拥有五间世界前一百的大学“津津乐道”；然而，不时有声音质疑高等院校被国际排名“绑架”，又形容追逐排名成“必要之恶”。一个月前，内地官方媒体报道知名高校中国人民大学宣布退出世界大学排名，便引起社会广泛讨论。《香港01》就此与香港大学前校长、香港科学院院长徐立之，以及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对话，透视“大学排名”这一现象，反思大学排名与大学教育之间的关系。

大学对排名敢怒不敢言

“大学要有风骨，坚持理念。”2018年，恒生管理学院获准“升格”为恒生大学。在正名启动礼上，何顺文明确表示，恒大今后不会投放资源参与排名游戏，又称曾劝喻其他院校高层，“排名升，不需回应，下跌就当参考。”

这番说话的背后，是何顺文对国际排名的别样理解：“大学国际排名有太多的流弊，很多人都知道，但就是‘敢怒不敢言’。”

首先，是排名机构的独立性及认受性问题。

何顺文指出，世界上主流的大学排名，其调研和排名的机构都是“商业性质”，同时又缺乏监管，“你今日自己‘开档’做个排名都可以，都不需要牌照。”

“可以说是disruptive（破坏性）的企业创新。”徐立之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笑称“大学排名”是企业“食正条水”。他简单梳理道，目前世界主流大学排名中，英国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和Quacquarelli Symonds（QS）本身是一家，“THE本身是做教育媒体，并不是做排名的”，当两间机构合作后发现大学排名有商机，“赚到盘满钵满”，便又各自分家，分别推出排名。

评级机构又做球证又做球员

作为商业机构，自然少不了商业合作和金钱交易，而这也势必有损排名的独立性。徐立之提到，排名机构评价学校声誉的方式是“做问卷”，向全球的教育工作者进行调查，“如果你认可某间高校，就勾一下。”但与此同时，这些机构也会就“教育”举办国际会议，如果大学派员参与，便能提高自身在同行中的知名度，就有机会获得较高评分。

徐立之忆述，伦敦大学学院（UCL）前校长Malcolm Grant曾经来港参加一个由排名机构主办的教育会议，并公开与机构辩论“大学排名是否有用”。自然地，排名机构作为正方，而Malcolm则作为反方论辩。

“Malcolm是学法律的，针对大学排名的问题，讲得很有条理、很精彩。一讲完，全场就拍烂手掌。”徐立之话锋一转，“结果是什么？那一年，UCL的排名‘砰砰声’上了去。”

“为什么？因为教育界人士都认识了这间学校。”徐紧接着大笑道，“你说，是不是很讽刺？”

“机构又做球证又做球员，一边排名，一边与高校合作在刊物上登广告。”何顺文批评，这些制作排名的机构并未设“防火墙”，一个机构内兼做生意和评分，当中会有利益冲突。“就等于核数师不会做顾问一样，要分开才是独立可信的。”

未能客观衡量人社院校成就

其次，是排名评估的科学性问题。

“机构的指标将教育简化得‘好紧要’。”何顺文指出，排名中会多采用能够被量化的指标，忽视一些不能被量化的指标。例如学术论文的数目，仪器的先进程度，国际师生占比皆为可以被“数字化”的指标，但是围绕教学的评估占比则相对较少，“因为教学质量好难measure（测量）。”

何顺文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台湾中原大学学者王保进、立瑞芳职业学校干事翁嘉嵘曾发表题为《影响三大世界排名系统关键指标》的论文，以主流的大学排名机构THE、QS及上海交通大学学术排名（ARWU）的数据及评分指标为样本，采用统计学模型分析，找到影响国际大学排名的关键表现。

论文发现四个“关键向度”贯穿三个排名：教学、国际化、学术产出与学术声望。当中，“学术声望向度之影响力最高，教学向度之影响力最低”；而且，“不论哪一个排名系统，影响排名结果之关键因素都是学术产出或学术声望指标。”

由是观之，“国际大学排名”的价值取向是着重“国际化”、“学术化”乃至“理工化”。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着本土特色、重教学或在人文社科上颇有成就的高校，在国际排名中明显吃亏。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在2021/22年度，人大的QS世界排名599位，中国内地排名31位；THE世界排名601位，中国内地排名28位。

然而，人大的生源、办学表现皆是顶尖，其实不输“清北”。生源方面，人大每年的文科高考招生分数线皆位于内地省市前5%。而人大的人文社科专业可谓首屈一指。办学方面，在国家教育部发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人大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统计学、工商管理评级均为最高级的“A+”，即全国前2%或头两名。同学科能获此评级的还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这意味人大在人文社科的表现与“全球前100”的清华、北大相若，但由于其理工科相对落后，即使有长久积累的文史哲底蕴，也不能为其争取到国际上合适的排名。

国际评级不能抹杀本地特色

但话说回来，“国际化”、“学术化”和“理工化”是排名机构的评分标准，也是高等教育的“黄金准则”吗？

前文提及的UCL校长Malcolm曾在英国《卫报》上发文叩问：“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理想大学的定义。（理想的大学）是大还是小？是做研究还是专注教学？是要成为拥有大量研究收入的专业科技机构，还是优先发展人文社科？办学要冒险还是规避风险？”

从中国人大与国际排名之间的缠斗，可见国际排名与大学教育之间存在“价值观”差异——作为外部评估工具的排名，不能反映大学内部教育实况，反而可能抹杀大学特色。

以“国际化”为例，这一观念主导香港已久，社会普遍以英美高校为尊，将“英文”与“精英”捆绑。何顺文早在2013年在媒体发表评论，质疑高等院校“一味盲目追随英美的学术模式或套用外国标准”将会导致教育“麦当劳化”。何顺文认为，地方院校应先维护本身的文化特色，打造“亚洲大学”或“中华大学”的概念，“在具备条件和清晰策略目标时再去寻求与境外院校合作，推动国际化，才会有成效。”

而在2015年的“香港十大校长教育论坛”上，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也强调，“国际化并不等于‘麦当劳化’，不需要把全世界的大学都倒模复制，像麦当劳的汉堡包一样，然后比较哪一家的麦当劳大些。”沈祖尧亦指出，中文大学的独特性在于其“中国文化历史背景”，能够吸引全球学生，“毋需亦不应抛开中国文化。”

研究学术不负教书育人职责

话虽如此，中文大学也曾被“国际化”裹挟。从历史来看，中文大学确实是中国文化研究之佼佼者。中大于1963年正式成立，不止打破英国“殖民地只能有一所高等学府”的不成文惯例，也是香港第一所“中文授课”的大学。由中大所点起的“中文”之火，后演变成“中文运动”，更成功争取令港英政府在1974年将中文定为法定语文。

不过，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由曾赴英国习医的李国章出任校长后，中大的教学也改以英文为主。据中文大学招生网站，其本科学士课程“中国研究”便是“以英语授课”。对于本地学生而言，要通过一门外来语言来学习自己国家的文化与知识，实在难以理解。

至于“学术化”，不能否认大学有着“学术研究”使命，但也肩负“教书育人”职责。诚然，科学、科技、工程及数理学科（STEM）在改善社会生产力上有直接贡献，但人文社科同样有益于提高社会运作效率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学固然要追逐“皇冠上的珍珠”，但绝不应因此忽视人才培养。毕竟，人力资源才是学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可以说，以学术产出为导向的排名，在评估“人才增值”这一高等教育的核心功能时，难免有失偏颇。“排名是只看output（结果），不看input（投入）的。”何顺文指出，若一些处于经济落后地区、欠缺财政支持的高校，在排名中处于天然弱势，“但这并不等于高校的教学水平低”，“比较其投入或发现其培养人才效率是高的。”

排名与质素没有必然联系

徐立之坦言，大学排名与大学的教学质素“没有必然联系”。“你可以说，会有少少关系。例如，学校有名牌教授，知识水平是高的。排名会考量师生比例，同样会影响教学质素。”他续指，“但是，关键是，你怎么去衡量学校毕业生对社会的贡献？”

例如，排名机构曾试过用“毕业生捐款”来衡量“学生成就”，“捐钱多，说明学生成就高，学校教学素质高。”但这一衡量标准的弊端也显而易见，“那么大学就会招一些家底厚、出身较好的学生咯！”

更严重的问题是，偏颇的评价体系会“倒逼”高校去做“门面功夫”。无谓的竞争不止在消耗高校管理者的精力和资源，更对高校的教育质素带来负面影响。

“国际排名入面有好多细节，是可以去‘做数’的。”徐立之举了一个例子，学术水平的衡量指标一般是论文数量、知名教授的数量，于是会出现高校“买文章”的乱象。“什么意思呢？学校会请一位有很多论文著作的教授回来，（即使）他不教书到退休，他的文章数量会跟过来，那么学校的学术评分就会变高。”他解释道。

“竞争”侵袭高校办学初心

“整件事变成‘做数’之后，大家就去‘斗做’啰！”徐立之强调，规则偏颇便会衍生问题，“假如奥林匹克的规则是可以‘食药’去跑马拉松，那大家一齐‘食药’啦！”

“食药”固然不可取，但却正好折射出这场“排名游戏”所造之“恶”——“竞争”正在侵袭高校办学初心。“竞争”是好事吗？自由主义经济崇尚“竞争”，认为“竞争”能倒逼市场主体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产品价格。但问题的核心是，高等院校并不是纯粹的企业，高校间比拼也不是纯粹的市场竞争。

何顺文表示，教育是潜移默化的，价值显现需要时间，然而，机构出于商业考虑，会年年公布排名，“学校‘上上落落’才能吸引眼球。”在这种情况下，短视的排名很难公允地衡量教育的长期影响，“做教育不是打球赛，不应鼓励竞争，而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进步，以少的资源发挥最大价值，更多创新。”

当然，国际排名并非“一无是处”，其作为一种“包装策略”，在大学招生宣传时更为“高效”，也减低大众的认知成本。THE与QS在2004年开始合作推出“国际大学排名”，如今已被广泛接受。例如，有雇主将“毕业于前一百名的大学”作为招聘准则，特区政府亦将“香港有五所百名以内的高校”挂在嘴边，以例证香港高教水平不俗。

从来如此，便对吗？

“其实国际排名，就好像时下流行的‘懒人包’。”徐立之说。

然而，流行的、广泛应用的，并不代表一定是“正确的”，就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对旧中国封建制度发出的叩问——“从来如此，便对吗？”——排名虽易用，但社会亦应客观、理性地看待。

何顺文建议，排名机构应该摒弃“单一排名”，转按具体主题来排名，会更有意义，“即使是企业排行榜，也会有市值、雇员人数、营业额等具体的指标，那么大学排名也可以按主题来排，例如国际化比例、环保、专利、某一学科贡献”，因为具体排名能够让大学在优化办学时作参考，找到自己不足之处，也能让大众更好地了解高校的优势。

“世界比较功利主义，如果连大学都向功利主义投降的话，就会很危险。”何顺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