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解决不了问题　结束阶级战才能结束贸易战

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挥舞关税大棒，一场影响深远的贸易战就此开打。随着拜登上台，中美双方的贸易冲突并没有得到缓解，两国角力更从经济冲突扩充套件至政治军事各方面。这种情势，不免令人将贸易战理解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但克莱因（ Matthew C. Klein）和佩蒂斯（Michael Pettis）却认为，所谓的贸易战实际上是“银行家和拥有金融资产的人与普通家庭、超级富豪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冲突”，他们还为此写了一本薄薄的小书，书名简单直接，就叫《贸易战是阶级战》（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

这本书延续了佩蒂斯在2013年出版的《大失衡》（The Great Rebalancing）中的许多观点，当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强调“不同国家的储蓄率是与其贸易帐户相联络的。如果一个国家想采取措施改变其国内总储蓄和总投资间的差额，那么这些措施也必然会改变其贸易收支。因为一国贸易收支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其他国家贸易帐户对应的相反变化，而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储蓄与总投资之间的差额，也会有一个等额的相反变化”。这里面包含了几个很重要的会计恒等式，也是两位作者在这本新书中分析国际贸易失衡的起点。

GDP=消费+投资+（出口-进口）
国内储蓄-国内投资=净出口（经常帐盈余或赤字）
经常帐+资本帐=0

收入分配不公导致储蓄失衡

总的来说，作者认为，过去数十年持续的全球贸易失衡主要源于一些国家内部的储蓄失衡，而储蓄失衡又是政府政策和体制造成的收入分配扭曲所致。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百废待兴，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学习借鉴了东亚的发展模式，家庭收入长期被用来补贴政府和企业的生产和投资，而由于户口制度的存在以及工会制度的缺席，工资增长的速度也远低于工人的生产率增长；再加上社会安全保障不足，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54%一直下降到2010年的39%，长期低于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也就是说，中国的高储蓄是因为消费不足，而后者又肇因于收入分配的扭曲。

作者指出，这种高储蓄发展模式在投资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有其合理性，也能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改善民众生活质素，不过，一旦发展去到某个临界点，即投资效益开始下降、消费占比过低以致无法拉动增长，便开始进入生产过剩的阶段，而这对经济来说并非是一件好事。事实上，早在2007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曾坦言：“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所谓不稳定，就是投资增长率过高，信贷投放过多，货币流动性过大，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那一年，中国经常帐盈余占GDP比例达到约10%的历史峰值。

当然，存在这一问题的不止是中国。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另一个例子是德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统一后的德国面临高失业率的问题。当时工会、企业和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关于薪资、消费和扩大生产的协议，以期重获竞争力并创造就业机会。自此，德国逐步削减了社会福利和对劳工市场的保护，工人薪资增长停滞，高储蓄用来补贴生产，资本在收入分配的比重持续增加，本土消费不足，出口长期保持盈余。2016年，德国的经常帐盈余占GDP比例仍高达8.601%，是中国（2.637%）的逾三倍，二者可谓殊途同归。

美国在国际收支扮演的角色

故事发展至此，终于来到本书最精彩的一节。在分别介绍完中国、德国出现储蓄失衡的原因后，作者展示了失衡的另一面：美国的低储蓄率和长期巨额贸易赤字。作者指出，尽管德国与美国都是发达经济体，两国过去数十年的内部环境和经历也相类似，例如都面临削减社会福利、收入分配由劳工向资本转移、阶级不平等加剧等情况，但前者却是储蓄率上升，成了全球最大的贸易盈余国，而后者则是储蓄率下降，成为最大的贸易赤字国。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作者认为，原因在于美国的金融制度。美国金融市场的灵活性、规模，以及对外国投资者的权益保护等，令其成为全世界趋之若鹜的金融资产投资地。而且，美国提供全球最高阶别的安全资产，其国债的流动性和数量均首屈一指。最重要的是，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而且是全球经贸互联网中最受认可的货币。基于这些特征，美国成了全球过剩储蓄的首选目的地。

事实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拥有相同特徴的开放经济体也扮演了类似角色，只是吸收的规模较美国小很多。“如果美国不是如此开放的一个经济体，盈余国将被迫把过剩产能分散到其他国家（但其他国家不会如美国般愿意接收），或是眼睁睁看着没人要的存货堆积如山，直到工厂倒闭、劳工被解雇为止。在那个情况下，一国收入不平等的代价将会被内化，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显著冲击。但由于美国这样一个开放经济体的存在，盈余国的政治和产业精英便毋须面对上述局面，其毁灭式的行径也得以延续。”作者写道。

美国消化了全球过剩储蓄，一般被视作其他盈余国为其提供了廉价商品，并且还“借钱”给美国超前消费，因此美国是得益者；但作者认为这种理解并不正确，外国通过积累美元资产将过剩储蓄转移到美国，只会令后者的国内投资急剧增加，否则其储蓄率必然会下降，而这种下降“要么伴随着失业率上升，要么伴随着消费上升，没有其他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现今的大部份发达经济体，资金不是太少而是过度充裕，国内投资根本不需外国资金来为其融资，因此结果只有一种——储蓄率下降。

在作者看来，美国出于“对开放市场的重要承诺”，持续成为全球过剩储蓄的接收者，导致其无法控制储蓄率和经常帐。因此，虽然不少人将美元和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视为“嚣张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但与此同时，作者指出这些“特权”也为美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主要盈余经济体内部的阶级战和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自我保险需求，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愿意消费，这就成了美国债务泡沫和去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另一边厢，华尔街的银行、金融机构则赚得盆满钵满，和盈余国的政治和产业精英沆瀣一气、心照不宣。

一个巴掌拍不响，解铃还须系铃人

不过，如开头所述，贸易失衡所带来的全球经济扭曲在近年愈发明显地呈现出来，赤字国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纷纷擡头，并渐渐演变成国际冲突。因此，作者在最后一章也抛出了解决当前困局的建议——既然“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么“解铃就还须系铃人”。首先，对于赤字国，他们认为关税和贸易战非但无助解决贸易失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害；相较而言，控制资本流动会是一个更有效的措施，“除非赤字国逼迫外国资本流向其他地方，否则他们就必须继续吸纳其他国家的过剩储蓄和过剩产能。”

其次，对于盈余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是收入分配高度偏向企业和富人的必然结果，因此各国应取消向富人倾斜的不公政策，努力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创建以工人为中心的工会制度，提高劳工收入，完善社会安全网，逆转过去三十多年来财富从普通人向富人转移的趋势。或者，用作者的话说，“结束阶级战才能结束贸易战！”

《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台版译名：《贸易战就是阶级战》）
作者：Matthew C. Klein, Michael Pettis
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5月

详细内容请阅读第320期《香港01》电子周报（2022年6月6日）《不平等扭曲全球经济　结束阶级战才能结束贸易战》。按此试阅电子周报，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