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计一切代价救经济” 中国开始实践MMT？
上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经济数据，被称为“三头马车”的零售、工业及固定资产投资表现全部逊于预期，反映内地经济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情况着实令人忧心，有经济学者甚至喊出，当务之急要“不计一切代价”救经济！在这个氛围底下，近年得到不少关注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再次成为经济学家热议的话题，有人认为其理论框架能更好地解释现时各种宏观经济现象，也在此找到了财政发力的空间，但也有不少人对此嗤之以鼻，担心其未能对症下药，反会带来更多问题。那么，MMT到底是什么？它对当下中国有何启示？
“三头马车”熄火 MMT再受热议
自3月以来，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等内地大城市相继因疫情陷入停摆，据日本野村银行估计，截至4月中，全国有近3.73亿人处于某种形式的封控之下，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可想而知。上周一（5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9%、社会消费品总额同比下降11.1%（当中乘用车销售下滑35.5%%），两者都是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差水平。
与此同时，就业市场也在恶化。截止4月底，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即有超过2,853万人失业；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7%，是有数据以来的新高。值得留意的是，青年人口面临的失业压力更大，16至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18.2%。
事实上，早在今次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已面临相当大的挑战。虽然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成功“保8”，但分季度看，一季度在低基数效应下同比增长了18.3%，二、三、四季度则分别增长7.9%、4.9%和4%，呈现依次递减的趋势，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便指出，当前的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强调政策发力要适当靠前，来年需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如今国内外形势再出现“超预期”变化，“救经济”自然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在5月14日召开的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与会专家纷纷建言献策，其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更表示，现在已经到了采取“不计一切代价政策”的时候，应该采取更多的直接措施作用于微观层面，尤其是更大程度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原因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去增加流动性，扩大经济需求，而是说很多企业和家庭现在都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在这种“不计一切代价”的氛围底下，被视作异端邪说、主张政府干预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又引起了关注和讨论。例如4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便举办了一场名为“货币与财政关系视域下的现代货币理论评析”视像研讨会，与会嘉宾中不乏内地重量级经济学家，例如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等。而在社交媒体上，关于MMT的帖文也肉眼可见地多了起来。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内地第一次热议MMT。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不久，彼时社会、经济亦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财政压力则面临不小挑战，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于是提出，在特殊时期，“适度的赤字货币化，财政可以更好地与银行协同来保市场主体、保供应产业链和保就业等‘六保’任务，避免中小微企业大量退出市场、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不过，刘尚希此言一出，随即引来关于政府支出“钱从何来”、央行“过度印钱”对其独立性及财政纪律的损害等相关质疑，反对声音络绎不绝。
美国财赤屡创纪录 经济强劲复苏
另一方面，过去两年，美国政府在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道路上则愈走愈远。2020财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为6.55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从2019财年的4.6%上升至15.2%，创1945年以来新高；2021财年，美国财政支出有增无减，达6.82万亿美元，其GDP占比虽有所降低，但仍然高达12.4%。与此同时，美国联储局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则从2020年3月的4.3万亿美元，膨胀至现时的近9万亿美元。
在主流经济学理论看来，财政赤字货币化被视为中央银行直接为政府支出融资的极端手段，即央行直接“印钱”，向财政部透支；这种操作破坏了央行的独立性及正常的财政纪律，而且，政府增加财政支出会通过利率通道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并引发通胀。
但研究MMT的学者认为，主权政府的财政支出不存在私人部门面临的那种预算约束，其本质是国家主权货币的发行，目的是调节银行体系中准备金的总量，而国债发售是货币政策的一部份，是一国的利率政策，并不是为政府赤字提供“融资”；事实上，只有财政赤字真正地“货币化”，才能够充分发挥财政赤字的积极效应。换句话说，在现代货币体系下，政府支出本就毋须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更不存在央行向财政部透支这种说法。
从上面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MMT实际上强调的是财政政策的作用；相较于透过货币政策调控经济，MMT认为财政政策才是更好的政策工具。研究MMT多年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李黎力在接受《香港01》访问时指出，MMT发端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于2008年金融海啸，当时“主流经济学在危机中陷于失败，不仅没有预见危机，也无法解释和应对，危机十年后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乏力，政策应对流于失败，尤其是货币政策已近乎无效。相比之下，MMT却是以一种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方式看待经济世界，所以才得出许多与主流大相迳庭的结论，但是效果却要比主流好得多。不仅MMT相关学者成功预见08年金融危机，而且其主张回归凯恩斯的财政政策为应对经济危机和复苏提供了广阔的政策空间。该理论为财政扩张和赤字提供了合理的理论基础。”
某程度上，美国政府在此次疫情中的应对也“部份”证明了这一点——在近两年的大规模财政刺激下，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去年GDP更增长5.4%，是1984年以来的最佳成绩。不过，现任美国财金官员矢口否认支持MMT，而随着美国通胀日渐走高，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更加坚定了原先的看法，他们有意无意地淡化是史无前例的财政刺激令美国快速走出百年一遇的疫情所带来的冲击，转而抓住可能是由供给瓶颈导致的高通胀对MMT穷追猛打。
对此，纽约石溪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赤字迷思》（The Deficit Myth）一书作者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表示，即使当局对疫情的大部份措施与MMT的想法一致，且目前对赤字和债务的担忧也尚未算很严重，但很少有人接受这套理论的核心主张：主权货币政府永远也不需要向任何人借钱来实现财政支出。若选择发售债券，则总是可以选择其愿意支付的利率。凯尔顿将这种思想上的飞跃描述为“认同MMT的最后一公里”。她表示，迄今为止，没有主流经济学家及政策制定者愿意跨过这“最后一公里”。
揭示现代货币运行规律 MMT的启示
回到中国，MMT一样充满争议。2019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便曾撰文指出，“MMT认为货币创造的主体为政府，是一种由央行直接购买政府债务来供给货币的财政主导模式。这种‘教科书’式的‘铸币税”过程，势必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将冲击总体价格体系，扭曲经济主体的决策，对实现经济金融稳定的目标南辕北辙。”中国人民大学的团队则对此进行了回应和反驳，其中，李黎力撰文指，“孙教授错误地将财政与金融对立起来，夸大了银行在货币创造中的作用，低估了国家在货币创造和运行中重要角色，忽视了现代市场经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内在要求。”
此后，2020年5月《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主办的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线上研讨会也催生出众多政策论争，进一步将MMT置于宏观经济讨论的镁光灯下。当时，正反声音都有，但以反对意见居多，原因包括损害央行独立性、通胀压力、政策还有足够空间，以及中国尚不具备实施MMT的条件等。
两年后，疫情重临、通胀回归，经济学家又重新开始讨论MMT。在上述提到的那场“货币与财政关系视域下的现代货币理论评析”视像研讨会中，余永定认为MMT的很多观点具有参考价值，但从整个理论体系来看，它存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徐奇渊提出，在中国推行MMT相关政策，需要考虑中国与欧美之间不同的经济环境；管涛则结合当前的情况指出，目前全球重回高通胀、高利率时代可能破坏了MM实施的基础，但他表示，MMT理论对中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启发我们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联动，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由此可见，内地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全然肯定或否定MMT，而是倾向于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学习借鉴、合理利用。或许，这也符合这场研讨会的报告人李黎力的预期，他表示，“MMT的目的就是要揭示现代货币运行的规律，而并不在于提出任何具体的政策主张。从现在通胀背景来看MMT理论似乎生不逢时，但是不妨碍它成为我们认识和应对当今世界的一种视角。”
详细内容请阅读第318期《香港01》电子周报（2022年5月23日）《“不计一切代价救经济” 中国开始实践MMT？》。按此试阅电子周报，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