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改革．社科｜推动社会科学发展转型 带领香港应对政经新常态
香港面对非常严峻的深层结构矛盾，正值非常关键的社会转型时期。不过，对于如何推动社会转型、如何解决深层结构矛盾，社会一直缺乏共识，其中一大症结源于本港社会科学发展远远不足以回应社会问题。“社会科学”是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但香港发展路向并不清晰，以致社会上下存或多或少存在误解，连社科学者也甚少研究香港，治港精英更没打算借着推动社科发展以解答时代命题。再加上，香港长久以来被重商文化主导教育价值，近年又在追赶创科热潮，社科资源和学生比例相对较少，与社科相关的工种也愈来愈难有出路，社科毕业生难免忧心前景茫茫。难道修读社会科学真的毫无用处吗？特区政府又应如何重振社科？
八大院校社科定义不一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并称四大科学领域。广义而言，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对应物，当中包括人文学科，即是所有以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科学，用以阐述各种现象及其发展规律。
至于社会科学所涵盖的学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不一，香港的定义和分类也令人眼花缭乱，连政府资助的八大公立院校基本上都没有统一说法，其存在意义和使命都各有不同。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最为传统，设有地理学系、心理学系、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社会学系新闻及媒体研究中心，课程“着重社会创新及全球公民意识”；至于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除了传统社科必备科目，还纳入建筑学及经济学，“旨在培养年轻人成为志及全球的优质专才”；城市大学就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开设“人文及社会科学院”，除了社会学、心理学、国际学、传播学、公共行政学，还包括中文及历史、翻译及语言等学系，“培养文化软实力”；理工大学则把医疗护理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开设“医疗及社会科学院”，除了应用社会学系，其他四个学系都与护理相关，其网站称“以专业为基础的卓越学术水平为使命”、“积极回应业界需求”。
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志裕接受《香港01》专访时以“世道人心”概括他所理解的“社会科学”——“世道”包括文化、制度，“人心”则是行为、情感等。他解释，社科最基本是关心“世道”、“人心”相互影响，只是不同学科各有侧重之处。
可以说，社会科学是一个地方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质素、竞争实力的综合体现，也是人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和关键力量。刚刚历经极大政治变局的香港，到底如何改善市民生活、实现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凡此种种，都需要社会科学的探究和解答。然而，特区政府是这样理解社会科学的存在意义和发展定位吗？
少资源、少学生、少研究
把社会科学放到“教育”的框架去看其成效，作为四大科学领域之一，大学修读社会科学专业人数相当有限。《香港01》统计教资会2020/21八大院校入学数据，入读社会科学的学生一共有1,836， 是所有入读八大院校学生人数的10%。
学生少，院校投放的资源也少。“香港是可惜的，我们（崇尚）所谓‘中环价值’，特别是政府，他们批准我们开办某些学科的时候，会看短期劳工市场，但我觉得这是比较短视的。”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对于政府轻视社科教育导致资源分配倾斜感到无奈。因为香港深陷资本主义的扭曲和“中环价值”的垄断，只以短期经济利益作考量，不懂得切实因应社会发展需求而重新制定产业规划，为社科专业学生创造更多好工。
把社会科学放到“研究”的框架下审视其发展，成就亦不明显。尽管香港各大社科院校的国际排名的确不俗，但若问这些院校实际发布过甚么对解决香港问题存在重大意义的研究，恐怕大多数人都没有甚么印象。以中文学术期刊《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为例，《香港01》 整理自1993年创刊开始至2017年间《学报》所刊登的598篇论文主题，发现当中只有96篇文章与香港相关，仅占16%；而2014年往后的期刊中，甚至没有任何直接剖析有关2014年为期79天大型占领行动，以及2019年反修例风波的研究文章。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向《香港01》解释，本地社科研究没落的原因在于，主导教育资源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1993年起向所有政府资助学院进行“研究评审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而评核表现对院校取得政府研究用途拨款至为关键。为了迎合RAE评审口味，学者只好撰写更具“国际视野”的文章，例如周永新撰写本地老人议题文章时也要加入中国元素。另外，周永新称，教资会除了RAE之外，亦会向个别优秀学者提供“优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 GRF），学者如要取得GRF，研究必须刊于国际期刊，而GRF的多少会影响学者在院校的升迁，“那个‘游戏’就是这样玩的，做本地研究并没有前途。”
另外，城大社会及行为科学系前副教授谢永龄亦指，论文引用在国际排名公式占比较重，大学会要求教授多撰写高质素且高排名的论文，所以教授大多会“重研轻教”。
重商科、重理科、重创科
普罗大众对社科毕业生的一种刻板印象是，他们偏重理论训练，缺乏实际应用技能，相对而言无甚用处。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去年4月发布《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一文，提到“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旋即掀起舆论战，不少网民甚至发表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文科无用论”。香港没有参与其中，但特区政府的人才培育政策和教育资源分配，足以显示当局对“文科无用论”的态度。
社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起薪点长期处于劣势，也未能得到政府特别扶持，被视为“乞食科”。根据教资会2019/20年数据，八大院校就读社会科学系毕业生就业率介乎19%至86%，最高就业率的课程为港大教育及社会科学学士，最低为港大的社会科学（政治学与法学）学士；至于其他社科课程的就业率普遍介乎50%至70%之间，相对其他专业学科而言较低。除此，教资会2020年1月更新的2017/18学年毕业生薪酬统计显示，修读医科、牙科和护理科的平均年薪最高，达到46.2万元，但社科毕业生却只有22.7万元。
资深人力资源顾问、毅知顾问公司董事总经理周绮萍接受《香港01》 查询时表示，市场数年前已对资讯科技人才有着强烈需求，而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又提升了市民和企业的创科应用，所以修读这些学科很容易找到工作。但周绮萍亦强调，社会科学的科目所学习到的知识覆盖范围甚广，例如包括心理学、犯罪学、公共管理等，有些甚至涵盖不少实用技能，例如传理系、社工系、社会学系等，相信社科学生前途不比其他学科逊色。
从经济利益出发，政府及各大院校催谷这类人才培训确实不无道理。不过，总有人会为了兴趣而选择学科，中文大学社科学院政治及行政学四年级生Jessica（化名）就是其一，她在中学时期已非常关心社会时事，早已立志修读社会科学，希望借此贡献社会。
然而，从Jessica的经历来看，香港就业市场未如周绮萍所说般多元化，雇主对社科学生亦不看好。踏入大学生涯最后数个月，Jessica正在烦恼未来工作路向。2019年后修例风波过后香港政局剧变，相关行业前路未明。此前，Jessica的家人希望她入职政府做个公务员，而她本人则想成为政治公关，但这两种选择都因政治环境生变而告吹，她只好改变工作目标，寻求一些商业公关或从事市场推广的工作。不过，Jessica称欠缺相关知识很难受聘，她只能在面试时尽量表现自己的软性技能，希望雇主看到她的潜力。她相信，不少就读社科学系的同学都有类似烦恼，未能根据自身兴趣选择未来职业。
社科训练有没有用？
反观外国，早已开始反思“轻文”现象。例如美国商业记者乔治・安德斯（George Anders）《人文学科的逆袭》一书，提及互联网商店平台Etsy所聘请的软体工程师和数据分析师都有多元背景，例如大学主修文学史、日本研究等。可是，香港政府及就业市场正正陷入一个迷思——过分崇拜拥有“专门技能”的人才，往往倾向从片面的技术层面理解事物发展，而忽略前因后果或发展规律等等“内涵”。特区政府自然有责任带领社会打破这种迷思，但Jessica对当局和社会没有太大信心，所以她更希望大学能够提供更多协助，例如增加实习额度，协助学生掌握更多实用技能、投身不同行业。
“如果你问修读完社科之后究竟有甚么前景，其实随着世界潮流的转变，我们都期望一个良好的社会科学教育是能够容许学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赵志裕这样理解社科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根据他多年的观察，有些社科专业较容易让学生接驳到明确的路向，但也有一些学科没有特定路径，学生难免担心：读了有没有用？
然而，“有用”或“无用”这两个概念，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主观的。有人认为修读社会科学对于个人或社会“无用”，尤其在这个“创科至上”的社会，他们更难以贡献所长。当然，总有人深信修读社科“有用”，但多数是以个人喜好凌驾就业现实，纯粹基于社科价值观和他们相契合，希望能够帮助社会。不同人对“有用”与“无用”的主观判断，可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性化”进行解释，他将其分为“工具理性”及“价值理性”，而香港人才培育政策就是基于“工具理性”——总是以结果作为行为的考量，以功利动机驱使行为，所以修读社科才会被视为“无用”。
对政府来说，发展创科、掌握创科才是“有用”的，因为世界各地都在追赶创科潮流。当局自2015年计划“一条龙”的创科人才培训，提出于中、小学推动STEM教育的建议和策略，培养创科人才去满足现今世界在经济的需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政府仿佛将香港教育变成了“兵工厂”，学生从小学开始已经以“职业导向”为前提接受教育，将来成为政府所需发展工具的其中一员。何顺文对此政策感到疑惑，担心政府的STEM政策变成“交功课”——单纯因为社会希望推行STEM而去推行，却没有深思发展战略。
修读社科出身的何顺文，对任何学科都没有偏见，所以他鼓励学生依照自己兴趣选择本科，不应只考虑前途。他秉持着这种“前途不应凌驾兴趣”的教育理念，在出任恒大的校长后致力推行博雅专业教育，大力推动人文及社会科学发展。他深信社会科学训练能够为学生带来一定好处，例如社科人通常有较佳的思维、沟通能力、判断能力，晋升至中高层并不“蚀底”，“英国有数据证明就读社会科学比起就读STEM、工商管理、法律、工程等学科较迟就业，通常会迟两至三年，薪级点也比起就读实用学科低，但美国学院及大学协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当工作达至收入的高峰期，即大约55岁左右，读任何学科已无关系，甚至发现有人文学科或社会学科的背景，薪酬比起其他学科高。”
社科教育也要转型
坊间对于社会科学的另外一种刻板印象，是过于着重理论的学习而轻视实践。
赵志裕承认社科的教学模式或许需要改变，传统社科教育模式十分重视理论，因为人们相信理论可以解释现象，但碍于研究方法所限，所以忽视理论未必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将理论和实践切开来。不过九十年代后，学者会倾向研究甚么理论可以解决社会的问题，可以顺利解决问题的理论便是一个成功的社会科学理论，亦即是“solution oriented social science”（解决性社会科学）。
这个转变同样为社科教育方式带来转型，赵志裕举例，在学院中，现时阅读文章的环节会改为要求学生自己在家中进行，在课堂上便会要求学生实践理论。不过，他也坦言，教学模式依然在转接当中，不少教授仍然“痴心”传统教学模式，但随着更多年轻教学人员的加入，他相信气氛会慢慢改变。另外，赵志裕为了增加社科毕业生的竞争力，依照市场上的人才需求设计了一些综合学科的课程供学生选择。他指出，一些良好的社会科学学位都会尽量安排学生进行交流，或给予他们进行实习的机会。
赵志裕重申：“现时已经不再是上课看完一叠论文，考个试，储够学分就毕业的学习模式，因为大多数的社科课程都能够给予你这种体验，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能够让学生在四年内拥有一些体验，并将其变成学生将来可用作贡献社会的知识。社会科学就是用来改善社会和解答社会问题。”
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内地，把马克思哲学思想作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指导思想，统称“哲学社会科学”。国家主席习近平非常重视社科发展，他早于2016年主持一场座谈会，谈及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面对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经济发展急速转变、改革矛盾不断呈现、世界文化交融交锋，全都需要社科发挥更大作用。他还指出当前社科发展不足之处，包括战略不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不强，培训体系不健全、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等等。对香港社科发展来说，似乎面对同样的挑战和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