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发展・一｜重建世道人心　让社会科学推动香港社会转型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认同，香港面对非常严峻的深层结构矛盾，正值非常关键的社会转型时期；然而，对于“何谓深层结构矛盾”，又该“如何推动社会转型”，大家长久以来却都缺乏共识，而当中一大症结在于，社会科学发展远远不足以回应香港社会问题。
“社会科学”本是用以描述、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的实证研究，也是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更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但在香港，尽管各大高等教育院校均有开设具备一定规模的社会科学课程、定期发表一定数量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过整体而言仍然呈现使命价值不清晰、发展战略不明确、学科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以至于社会上下都对社会科学存在一些误解，例如不少市民将之视为“乞食科目”、教育资源也很有限——只有一成学生修读社科，《香港社会科学学报期刊》也不怎么研究香港，治港精英更加不会借着推动社科发展以解答时代命题，包括透析问题本质、化解矛盾根源、提高决策水平、强化治理效能。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并称四大科学领域。一般认为，现代社会科学起源于18至19世纪的欧洲，基于自然科学取得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等三大成就之后促使人们摆脱传统思维方式，又适逢欧洲启蒙运动和社会大变革，人们迫切需要就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因而催生这门由不同学科组成的全新科学研究领域。

广义而言，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对应物，当中包括人文科学，即所有以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科学，用以阐述各种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具体分类并不一致——例如上世纪三十年代英美学者出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当中涵盖心理学、教育学、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语言学、犯罪学；而1968年台湾出版的《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除了包括前七项之外，还加入统计学、行政学、人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直到今时今日，各地社会科学学说还发展出新闻学、传播学、宗教学、军事学等，而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内地，更把马克思哲学思想作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指导思想，统称“哲学社会科学”。

至于香港社会科学的定义和分类，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但也令人眼花缭乱，基本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连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使命也各有不同。

以政府资助的八大公立院校为例，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最为传统，设有地理学系、心理学系、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社会学系新闻及媒体研究中心，课程“着重社会创新及全球公民意识”；至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除了传统社科必备科目，还纳入建筑学及经济学，“旨在培养年轻人成为志及全球的优质专才”；香港城市大学就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开设“人文及社会科学院”，当中除了社会学、心理学、国际学、传播学、公共行政学，还包括中文及历史、翻译及语言等学系，“培养文化软实力”；香港理工大学则把医疗护理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开设“医疗及社会科学院”，当中除了应用社会学系，其他四个学系都与护理相关，其网站称“以专业为基础的卓越学术水平为使命”、“积极回应业界需求”。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志裕接受《香港01》访问时，以“世道人心”概括他所理解的“社会科学”——“世道”包括人类的文化、制度、风俗、约定俗成的规范等，“人心”则是人类的行为、判断、情感、想法等；而“世道”影响着“人心”，“人心”又塑造着“世道”，“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我们有不同社科的科目，它们都拥有这个共同的研究目标。”赵志裕解释，社会科学最基本是关心“世道”、“人心”相互影响，不过不同学科各有不同侧重之处，例如政治与行政学系强调政治权力的形成及分布、社会学系关注社会权力的分配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影响、心理学系则重视社会环境及文化规范对于人类行为、思维及情绪的影响。

“为什么要修读社会科学？如果你问我修读的动机，我自己作为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我相信每一个学生对于他们身边发生的事物都会感到好奇，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就是一个很强的动力。”赵志裕这样理解社会科学之于学生的意义，“如果你问修读完社科之后究竟有什么前景，其实随着世界潮流的转变，我们都会期望一个良好的社会科学教育是能够容许学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他所说的发展空间，是指学生毕业后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除了继续深造或跟随固有就业路径之外，还可以根据自身兴趣选择投身不同行业，为社会贡献所长。

经历政治变局　面对关键“双转型”

事实上，社会科学的“作用”远远大于很多人的认知。它是一个地方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质素、竞争实力的综合体现，也是人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更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对于历经极大政治变局的香港而言，当下正值非常关键的“双转型”时期——其一是意识形态转型，亟需从西方价值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迷思当中解放出来，推动“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的改革和进步；其二是经济结构转型，亟需从单一的服务型经济当中解脱出来，迈向多元的知识型经济——所以亟待社会科学积极回应前途命题。

世界思潮纷纭激荡，什么才是香港最该坚守的核心价值？“一国”之下“两制”天秤重整，在“国家治理”和“港人治港”之间，香港如何跟上“治理现代化”？世界经济格局进入“新冷战”，国家经济发展迈向“双循环”，湾区经济竞争出现新形势，本地经济前景面临新常态，香港应该怎样促进市场的有效运作、推动产业的多元发展、强化分配的公平正义、改善市民的生活品质、维护社会的安宁稳定？凡此种种，都需要社会科学的探究和解答。

可是，特区政府似乎不是这样理解社会科学的存在意义和发展定位。

首先，如果把社会科学放到“教育”的框架下去检视其成效，那实在难言有什么杰出表现。因为作为四大科学领域之一，大学修读社科专业人数相当有限，例如根据《香港01》统计教资会2020/21年度八大院校全日制学士课程第一年学生取录人数（见上表），入读社会科学的学生一共有1,836人，是所有入读八大院校学生人数的10%；当中，社科学生比例最低的理工大学，只有2%；最高的是岭南大学，但也不过20%；至于其他院校，则介乎8%至16%。

当然，各大院校收生人数差距除了各自主打专业不一之外，还因为它们对社会科学的科学定义有异。不过，院校对于社会科学的资源投放有限，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无疑与香港深陷资本主义的扭曲和“中环价值”的垄断息息相关，往往只以短期的经济效益作为主要考量，却不懂得切实因应社会发展需求而重新制定产业规划，为社科专业学生创造更多好工。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及政策学系副教授刘国强早于1999年撰写《论价值教育与香港教育改革——一个建基于哲学与文化的反省》，指出香港教育偏重传授知识，不是一种求真的价值教育，而是一种追求以知识成为达到其他功用的“用”的价值。他又提到，即使教育统筹委员会曾于1999年1月发表《教育目标》咨询文件提出，“让每个学生都在德、智、体、群、美得到全面而具个性的发展，使其一生能不断自学、思考、探索、创新和应变，有充分的自信，合群的精神，愿意为社会的繁荣、进步、自由、民主和法治不断努力，为国家和世界的前途作出贡献”，但在咨询过程当中，“工商界不少人纯粹从工商业利益及经济效益来看教育目标，毫不讳言地以教育就是为了满足商家或老板的要求而培养少数合用精英。”

“香港是可惜的，我们（崇尚）所谓‘中环价值’，特别是政府，他们批准我们开办某些学科的时候，会看短期劳工市场，但我觉得这是比较短视的。”作为本科修读社会科学的教授，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对于政府轻视社科教育的资源分布感到无奈。有别于一些人对社科教育的偏见，他认为学生最重要的是依照个人兴趣选择本科，而不应只考虑职业前途。

博雅专业教育　推动人文社科发展

为了改变香港教育的“中环价值”，何顺文在自己任教的院校进行大型改革。八年前出任恒生管理学院校长后，他决心改变外界对这所“商科”院校的刻板印象，致力推行博雅专业教育，大力推动人文及社会科学发展，“如果我们想由一间学院变成院校，是不可能只有商科，一定要有其他学科，不会因为这间学校由商科作主导，就轻视文、社、理等科系。”博雅教育，又称全人教育，注重解放思想，涵盖人文社科，并不以培训就业专才为目标。何顺文认为，从整体社会发展的角度，社会需要科技，亦需要理科人才，但从教育的角度，不能如此狭窄，不能够只开办理科或商科的课程，“特别是一间私校，公校因受政府资助，政府对他们所开办的课程有一定的决定权，但我们不需要，所以更加要抗拒这种文化。”

其次，如果把社会科学放到“研究”的框架下去审视其发展，那无疑更加令人失望。无可否认，香港各大社科院校的国际排名的确不俗，例如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最新的全球大学社会科学分科排名，香港大学排名第33、理工大学排名第81、中文大学排名第85、城市大学排名第106、科技大学排名第117，可见有关学科在相关领域取得一定成就；然而，若问这些院校实际发布过什么对解决香港问题存在重大意义的研究，恐怕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印象，而且在大家的普遍认知当中，甚至会认为香港社科院校鲜少研究香港社会问题。

很多人都不知道，香港有份中文学术期刊《香港社会科学学报》，自1993年创刊，半年出版一次。由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计划主办，希望建立一个立足香港、放眼世界的学术交流平台，但至2015年停办，到2016年夏天起由香港教育大学大中华研究中心继续营办。不得不说，早年有些议题确实极具时代意义，例如1993年的《公共援助与“贫穷线”的订定》、《香港和澳门的非殖民化比较》、《居者有其屋？──香港房屋政策和房屋社会学初探》、《香港贫富差距恶化下的社会保障措施──兼与亚洲各国比较》、《专家霸权与内在权威性──评《香港青少年犯罪问题》，以及1994年的《退休保障与香港政府财政》、《两岸三地产业之结构整合及其政策涵义》等。

《香港01》尝试整理从1993年至2017年间《香港社会科学学报期刊》所刊登的598篇论文主题，发现当中只有96篇文章与香港直接相关，其他大多是以中国研究或国际研究作为研究主轴。而且，每期论文数量也有明显减少趋势，例如在1993年春季发行的创刊号中，合共有24篇文章；但2022年春季发行的最新一期，却只有5篇文章，仅1篇论及香港——《港澳青少年大湾区发展意向的主观因素分析：政治信任与正向心理特质》。

另外，即使近年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渐现，甚至于2014年发生连绵79天的大型占领行动，以及2019年引爆前所未见的反修例风波，但由2019年秋季打后的期刊当中，并没有任何直接剖析有关问题的研究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当201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特首曾荫权详细阐述香港五大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后，2011年出版的期刊则有研究香港的阶级分析、工运斗争、向上流动、标准工时、经济制度等关键议题。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向《香港01》解释，香港社科研究没落的原因在于，主导教育资源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于1993年起开始向所有政府资助学院进行“研究评审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而评核表现对于院校取得政府研究用途拨款至为关键，但本地研究对评核而言“不入流”。

重研究轻教学　成院校游戏规则？

周永新补充，香港回归后，学者确实有更多机会发表关于香港的研究，例如1997年至1999年《香港社会科学学报期刊》发表香港相关的文章有23篇，明显比起其他时期所发表与香港相关的文章数量较多。但1997年主权回归后，中国国力逐渐提高，即使是关于香港社会议题的研究，也难以完全脱离国情，“例如我以前曾撰写老人议题的研究，也不能只写关于香港老人，必定要加入中国的元素。”在现实层面，只有这类型具国际视野的文章才能迎合RAE评审的“口味”；而即使中央政策组每年都会拨款予“公共政策研究计划”，提供资金予学者进行本地研究，但吸引力有限，申请人数也寥寥可数。

周永新又称，学者所进行的研究会直接影响他们在院校的升迁。教资会除了RAE之外，亦会向个别优秀学者提供“优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GRF），学者如要取得GRF，研究必须刊于国际期刊，而GRF的多少会影响其升迁，“（学者）有时候也会与非牟利机构进行一些本地研究，但都要在空余时间去做。”他对缺乏本地社会科学研究的现象感无奈，“但那个‘游戏’就是这样玩的，做本地研究并没有前途。”

除此之外，“盲目追求国际排名”也是院校“不务正业”的关键。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及行为科学系前副教授谢永龄接受《香港01》访问时表示，有鉴于论文引用在国际排名公式占比较重，大学会要求教授多撰写高质素且高排名的论文，而大学会将这个要求放入聘约，如果教授文章过少或排名过低，大学可以解约，“有很多（教授）在上班时间有80%放在研究，20%放在教学及行政，这个情况是很普遍的。”谢永龄解释道，如果教授将大部份时间放于自己的研究之上，跟随他们工作的研究生或许能受益，但对于不会参与研究的本科生而言，他们根本无法从教授的研究上学习到需要的知识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