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亿公帑“保企业”未必“保就业”　香港资强劳弱关系需找新平衡

2022保就业计划早前（5月12日）截止申请，特区政府合共收到17.6万名雇主申请，涉及166万名雇员，另有11.9万名自雇人士。当局曾于2020年斥资810亿元公帑推出两期保就业，为合资格雇主提供工资补贴，今年再加推390亿元。无可否认，计划的确能够纾缓部份企业压力，但对劳工保障未如理想，即使两度修正和更新政策但仍无法填补无良雇主借此获利的漏洞——归根究底，问题在于劳工阶层向来缺乏议价能力，而特区政府又倾向顺从资方安排。对于这个“资强劳弱”的结构性困局，承诺带领香港翻新篇章的候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又有否破解寻找新平衡？

偏帮雇主难保劳工权益

特区政府在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仿效欧美和新加坡等地，斥资810亿元推出“保就业”计划——第一期补贴用以支付雇员在6月至8月的工资，第二期则用以支付雇员在9月至11月的工资，有约16万名雇主及近200万名雇员受惠。

当年香港先后历经四波疫情，防疫措施时松时紧，经济活动难免受限，“保就业”对不少企业而言确实像“及时雨”一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今年3月在网志总结计划成效时，便引用两组数据以例证“保就业”的作用：首先，第三波疫情出现于2020年7月至8月，正值第一期补贴时期，失业率得以维持在6.1%至6.3%之间，没有恶化；其次，第四波疫情出现于2020年11月，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及后三个月失业率飙升至7.2%，至疫情放缓后才于2021年4月回落到3.9%，极速减少3.3个百分点，反弹速度是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的3倍，可见计划有助企业保留实力，在疫情减退时迅速反弹。

不过，“保就业”计划并非天衣无缝，而且诸多漏洞，使得无良雇主可以借此获利，但处于弱势的雇员未能全数受惠。在第一期推出后，《香港01》曾经梳理至少五大漏洞：首先，计划要求雇主在接受资助后不可裁员，但雇主可以透过解雇旧员工再聘请较低薪金的新员工，借此“做数”以示“没有裁员”，并且从中赚取新旧员工的薪酬差额；其次，企业人力资源掌握在高层手中，雇员未必得知公司是否违规，监管机制聊胜于无；其三，相当部分雇员被公司要求长期放无薪假，形同失业；其四，仅按指定月份的雇员数目及薪金来计算企业获资助金额，若雇员被减薪，也不会影响企业所获津贴；其五，只计算指定月份内企业所聘员工数目，企业可聘用亲戚朋友充数以私吞资助牟利。

诸多就业不足问题因此而生。当年9月，计划还未完全结束，职工盟就接到超过400宗投诉，其中八成涉无薪假及减人工。据政府统计处公布，同年7月至9月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为6.4%，属近16年来高位，凸显遭受层层剥削的打工仔生存困境。可以说，计划的确帮助了企业、支撑了企业，却未有完全顾及基层劳工及其家庭疫下面临的困苦。

至于“2022保就业”计划，即使已经改进，但也未能完全杜绝工友无法受惠的隐患。例如，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珮玲表示，雇主需承诺全数补贴用于发放工资、聘用足够员工，并用强积金反映聘用情况，杜绝肥上瘦下的问题；但是，当局并未采用实名制。施丽珊指出，尽管本轮保就业计划的疏漏减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工保障，但雇主仍有可能解雇旧员工，再聘请薪金较低员工“做数”，借此中饱私囊。

寻找劳资关系新平衡才能破局

保就业的缺漏只是香港劳工问题的冰山一角。施丽珊表示，商界作为香港社会重要持份者，在重大选举和议会拥有相当的投票权，面对政府时议价能力较高，在雇佣关系中也掌握绝对谈判权。因此而形成的“资强劳弱”结构，正是香港劳工权益不足的关键。

从法例层面看，《雇佣条例》未能从根本上为大多数劳工充权，且多年来没有大幅度检讨，只是进行小修小补。例如，在刚刚过去的第五波疫情中，政府采取围封强检、强制隔离等措施控制病毒传播，大量打工仔因此无法上班而遭扣减薪金、被迫放无薪假或有薪年假，甚至被解雇，引发诸多劳资纠纷。在今年2月底，当局提交《2022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订明若雇员因被强制检测或隔离而缺勤属于病假，若雇主因此解雇雇员则属不合理；但若雇员在未有提供充分医学理由下拒绝接种疫苗而被解雇，则不属不合理解雇。“这改善了什么呢？分明是造成更多的不平等！”施丽珊观察所见，不少基层基于身体考量未能接种疫苗，但因医生避免责任不愿开出证明，结果被迫失业。

从制度设计来看，打工仔屡受压榨，面临诸多不公义的问题。

例如，最低工资水平严重偏低且两年才检讨一次。香港2011年5月1日才实施法定最低工资，目前水平冻结在2019年厘定的每小时37.5元，难以保障劳工基本生活质量。有工会去年底提倡把“两年一检”改为“一年一检”，以追上通胀，可负担基本的柴米油盐。然而，倡议一如既往遭到商界以“不能负担”为由反对。除此之外，乐施会曾在2018年发表研究报告，倡议时薪提高至54.7元的“生活工资”，也被商界冷待，不了了之。

又如，工时过长但迟迟未立法设立标准工时。政府统计处曾公布《综合住户统计调查按季统计报告》，指香港人平均每周工时中位数为44小时，而瑞银集团2018年的研究报告则指香港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达52小时，为全球最长。然而，政府并未正视港人过劳的问题，甚至没有定义“过劳死”，还指雇员在工作期间非意外猝死的个案中有较大比例涉及心脏及脑疾病，未有正面回应坊间关于部分个案是否与过劳有某种关联的质疑。

再如，职业安全健康尚未得到全面保障、强积金对冲机制也要讨论近30年才愿取消，《雇佣条例》检讨与修订效率总是滞后......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施丽珊期望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正视职贫穷等劳工权益缺陷，著手从根本上改善“资强劳弱”的关系。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重新订立“集体谈判权”——即劳方集体透过工会与资方谈判薪酬待遇等，资方必须承认工会地位，而谈判结果亦具法律约束力。早在回归前后，香港曾经有过集体谈判权，在回归前一个月，时任立法局议员李卓人以私人条例草案形式提出《雇员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并获得通过；惟两周后，条例遭新成立的临时立法会冻结，并在同年10月废除，前后只存在了寥寥三个多月。时至今日，集体谈判权的缺口，使劳资关系处于不平等状态，令打工仔权益难获全面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