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不适宜提高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委员会近日正就最低工资检讨进行公众咨询，上星期港九劳工社团联会（劳联）建议增加逾两成至时薪46元或以上，并将两年检讨改为每年检讨。作为劳工组织，劳联提出进取的上调建议并不令人意外。而商界代表还价反驳，也是预期之内。然而，反驳是否言之成理，个中理据是否靠得住，又是另一回事。

例如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以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收缩、不少企业面临结业压力为由，质疑现在并非适合时间讨论上调最低工资，并认为此举会带来涟漪效应，上司亦会要求加薪。事实上，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咨询文件中亦提及，检讨工资水平要考虑对企业的盈利情况及长远经营策略的影响 ，并指出上调最低工资可能会令雇主倾向聘请工作能力较高或经验较多的员工，变相打击弱势社群的就业机会。

这些推论虽然合理，但现实情况未必如此。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正是我们很应该参考的对象。David Card等三位学者因为致力于“自然实验”此有别主流的研究方法而获奖，而当中Card在1990年代曾进行一项最低工资研究，成为经济学界经典。1992年，美国新泽西州将最低工资由时薪4.25美元升至5.05美元，邻近的宾夕法尼亚州则维持在4.25美元不变。Card与一名现时已作古的经济学者于是比较两地的就业情况，包括快餐店的职位，得出调高最低工资的负面就业效应微乎其微，有时甚至可以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David Card等学者的“自然实验”研究方法说明了经济学的因果推论不必然正确，实际情况往往未必如此。

当然，政策不能纸上谈兵、抽空泛论，最低工资的检讨必须放回其经济环境考虑。而目前香港经济面临严峻压力，多间商户和食肆甚至因为第五波疫情而已经结业，增加工资的影响诚然要慎重考虑。但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正正因为雇主受压，可能会牺牲员工的收入来应对挑战，此际最低工资的保障更是来得必要。基层劳工的收入增加，其实也等如有更大的消费能力，最终社会整体可能一同受惠。而且此时环球进入高通胀时代，香港首季三个月的通胀率虽分别为1.2%、1.6%及1.7%，但明显已愈走愈高，工资若不能追上趋势，只会令低收入劳工愈来愈陷于劣势。

说到最后，最低工资不只是经济或数学题，更是一道道德题：到底经济成果应该如何分配给不同市民？多年来由金融及地产主导经济的香港，应在新冠疫情中认识到清洁、餐饮、运输等提供必要服务的劳工贡献良多，默默耕耘地维持了社会的运作。即或上调最低工资要承受一定的代价也好，真正的问题其实还是在于我们这个社会，是否同意要给予这些基层劳工更充分的肯定、更大的保障？

详细内容请阅读第316期《香港01》电子周报（2022年5月10日）《经济下行不可以提高最低工资？》。按此试阅电子周报，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