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超可否成为“贤能治港者”典范？
2022年行政长官选举，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以破纪录的99%支持率成为下任特首，可见无论是中央涉港体系抑或本地治港精英，都对他寄予极高期望。承诺将为香港翻新篇章的李家超，未来施政能否超越历任特首成为“贤能治港者”典范，关键在于他如何透过有效治理破解摆在眼前的三大挑战。
重新建立信心
提升港府认受程度
事实上，摆在李家超面前的挑战一点也不少，其中三样更可谓既迫切又艰巨。
第一，近年不少港人心情低落，消极预期香港未来发展，对于选举制度修改和是次特首选举缺乏认同，李家超能否改变他们认知，让更多人重新建立信心，提升港府认受程度，是近在眼前的挑战。
香港自殖民地时期以来，便产生和积累一系列问题，回归后迟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积重难返。这成为了香港社会不稳的深层根源，激进主义、分离主义趁势盛行。2014年占领行动、2016年旺角骚乱和2019年修例风波，都与此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亦将过去多年的治港危机暴露无遗。中央为了解决问题，强势出手调整治港政策，先后制定《港区国安法》和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目前来看，香港的激进主义和分离主义确实得到有效遏制，社会秩序重回稳定，政治乱象大幅减少，行政效率有所提升。
但事有两面，许多市民习惯的自由边界有所收缩，回归以来不断深化的民主成分有所减少，《基本法》规定的“双普选”目标不知何时实现。正因这样，一些对于自由、民主有着强烈诉求或者执念的人们自然倍感失落，对于香港政治和“一国两制”的走向感到焦虑，哪怕中央涉港系统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治港政策调整是为了香港繁荣稳定、是希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也无法有效释除疑虑。
在此社会氛围下举行的特首选举，更多只能获得偏向建制阵营的港人支持，除此之外的大多数人则或多或少有些疑虑和失望。虽说“英雄不问出处”，仅以出身来简单判断个人表现确实有失公允，但李家超出身纪律部队、公共行政经验不足，加上他三年前强行修订《逃犯条例》，政策解说和沟通能力有限，难免令人怀疑他能否胜任特首工作。
面对此情此景，李家超更需用实际行动说服香港市民，让大家相信中央治港政策的调整是必要之举，是确实如已故中共最高领导人、“一国两制”构想者邓小平当年说的“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
放下不信任感
推动民心二次回归
第二，香港已经回归近二十五年，但香港人心仍未完全回归，许多人面对国家时总有一种疏离感和不信任感。究其原因，主要是一百多年殖民历史对港人心理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塑造，回归后的文化和教育工作未能扮演好构建港人国家认同的角色，经济民生上的治港成绩亦未能有效赢得市民认可。
若想改变这个状况，不妨从历史深处寻找启示。在大部份英殖时期，多数香港人都有中国认同，那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只不过“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通过持续运用政治、法律、意识形态手段，在香港治理和经济民生上积极作为，才全面改变港人的整体心理结构。港督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正是其中的代表，他的一番改革和作为全面增强了港人对于港英政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01》多次重申，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需要更多像麦理浩那样有作为的治港者，尤其要赶在反修例风波给北京治港政策调整带来正当性的红利耗尽之前，进行一番让港人有实实在在获得感的大改革和大作为，从而在更大范围赢取被港英殖民建构的民心归属。只有这样，“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和北京才能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赢：香港社会愈来愈认同国家，北京则授予香港更大的政治空间。李家超上任后能否积极重构国族身份认同、推动民心二次回归，是摆在他面前的另一重大挑战。
解深层次矛盾
针对贫富悬殊住房问题
第三，殖民地时期以来长期困扰香港的贫富悬殊、阶层固化、青年难以看到希望、经济结构单一和住房问题等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再也不能耽搁下去。
今天香港经济体系有“拼爹资本主义”之嫌，一个人的成功和财富地位与其说靠个人奋斗，不如说愈来愈依赖于他的出身。香港大学冯氏讲席教授陈志武曾经指出，“香港社会的阶层结构太固化，跨阶层流动的空间太窄”，“纵观今天大家熟悉的香港公司和品牌，无非就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国泰航空、长江实业、嘉里集团、太古集团、怡和集团等这些老名字，都是几十年前留下来的‘老香港’，没有新创的大公司，这本身就告诉你这个社会的‘钱’早就固化在少数世家的手中，草根只能继续做草根”。如此经济利益结构下，大部份红利都被少数人垄断，普通人不仅难以实现阶层跃升，而且不得不承受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物价之苦，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严重制约社会发展活力。
《香港01》早已指出，自由而公平的竞争环境是香港崛起的重要秘诀，但现下的“拼爹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异化、堕落和末路，香港再不需要，而是需要改革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打破利益结构樊笼，重塑公平正义价值，才能给更多人以希望。香港是所有人的香港，香港的发展红利应该惠及所有人，香港的自由，包括经济自由，同样应由所有人来共享。
以上三个挑战是李家超当选特首后所不能不面对的一系列挑战中的关键。李家超在选前一周公布政纲所涵盖的四大内容——强化政府治理能力，团结一致为民解困；精简程序多管齐下，提供更多安居之所；全面提升竞争实力，创造持续发展空间；同建关爱共融社会，增加青年上流机会——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以上三个挑战，而当下的关键在于他能否知行合一，能在多大程度上兑现政纲的承诺，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香港仍处于修例风波后中央强势出手整顿的阵痛期，新的治港政策尚未完全赢得香港社会认同，李家超上任后能否积极有为、团结更多港人、带领香港翻新篇章，不仅决定着在世道人心和香港历史的分量，而且直接影响香港新选制和治港新方向的认受性。
“我认为，我们说一个政府受欢迎并不是说它要在治理期间的任何时刻都受欢迎……有时你必须彻底不受欢迎，但你在任期结束时，你应该给人民带来福利，这样人民才会认识到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的至理名言，值得李家超参详，希望他所组建的新政府不会再蹉跎香港岁月，而是能够兑现他所承诺的“会做事、做成事”，实实在在地推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公平正义和人心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