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解散潮｜2021年63个工会撤销登记——香港需要怎样的工会？

2019年反修例风波过后，大量公民社会组织力量、专业团体、工会相继宣布解散。近日，成立54年的香港记者协会（记协）亦身陷解散危机——除了不时与政府官员或政要“隔空争执”之外，早前还被职工会登记局要求就涉嫌与《职工会条例》或会章不符的活动提供资料，上周一（4月25日）更遭《大公报》抨击为“受外国政治势力操控的政治组织”，直指该会自行解散是唯一出路。事实上，记协早在4月23日举行的网上特别会员大会上讨论包括“需否修改会章以配合未来方向”等议程，主席陈朗升在会后透露期间有人提及“解散”，但未来会否采取有关形式目前仍未确定。事件再次引人深省，香港到底需要怎样的公民社会和工会组织？

继香港教育专业人士协会（教协）、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宣布解散后，遭建制连番狙击的记协，或正面临解散的危机。记协上月中旬（4月23日）以视象形式举行特别会员大会，讨论“需否修改会章以配合未来方向”等前景问题，当中包括解散门槛。随后，《大公报》以“自行解散是唯一出路”为题，发文抨击记协为“受外国政治势力操控的政治组织”，指记协“不自行解散，只有取缔一途”。事实上，单是今年起计，记协已经麻烦不断，例如早于1月被职工会登记局要求就其曾进行涉嫌与《职工会条例》或会章不符的活动提供资料，并称如违规情况严重，登记局不排除取消工会登记。

当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曾与记协主席陈朗升公开驳火，邓炳强更直指“社会上有声音”质疑记协是否政治中立，建议记协公开会员名单、资金来源等资料，又质疑记协“渗透校园”，“拉拢”学生记者入会、未能秉持新闻工作的专业性。

记协会否解散，仍言之尚早。不过，事件普遍被认为与在反修例风波过后，特区政府加强监管社会团体，导致政治空间日渐收窄，多个专业团体和工会组织无奈被迫宣布解散有关，当中包括近年活跃于各种示威、游行活动的新兴工会组织：新公务员工会、杏林觉醒、香港幼儿教育工作者工会等等。根据劳工处统计资料，单是2021年就有63个雇员工会在登记册除名，其中自行解散的有23个，与2020年仅2宗申请相比，增幅逾31倍。

无可否认，在政治低压下，一些工会或公民社会组织的确出现“无人接捧”情况；或是深感政治空间收窄，为免政治风险，只能无奈解散。问题是，这些专业团体和工会组织，本应与政治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以提升行业专业认可和行业雇员权益为根本，争取福利、处理纠纷；不过，从近年新闻所见，有不少组织都倾向以“专业团体”或“工会”的名义参与或发起政治行动，彷似成为“政治组织”，当局则回以政治手段应对。

平情而论，工会和专业团体对保障雇员的权益和提升行业的专业发展，有一定作用，亦能够更有组织和系统地处理会员投诉和劳资纠纷。例如，创会近50年的教协，长年跟进教师权益，每年处理超过3000宗会员查询和投诉个案，其解散无疑对教育局、教师业界，以及其近9.5万名教师会员，都是一大损失。但当一些组织“政治化”的路上愈走愈偏，甚或忘却他们作为专业团体或工会的本职，就难免引发其他阵营的政治攻击。

记协自1968年成立以后，向来以提高新闻自由为组织宗旨，关注香港记者的工作条件与解决新闻采访时所遇的障碍，即本应以行业的“专业”和“权益”为核心。但近年记协所为似乎更加侧重于政治议题，有时更被质疑是“选择性发声”，例如在反修例期间，大批网上媒体与公民记者涌现，部分人未有秉持客观中立、忠于事实、不偏不倚的专业原则参与现场报道，甚至以“监察”为名挡在示威者和警察之间，但记协并没有为“记者专业”把关——这到底是否有利捍卫新闻自由、有利维护公众知情权利？尽管如此，这又是否足以成为当局吓怕甚至取缔它们的理由？经一事，整个香港都要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