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缓追租｜“自由市场”不应成为利民政策的障碍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于今年二月《财政预算案》中提出暂缓业主向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特定商户追租三个月的建议，引起以商界为首的业主们强烈反弹。经过修正后，《商业租户短期保护措施（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条例》终于上周四（4月28日）三读通过，并自今日（5月1日）起正式刊宪生效。不过，回望议案辩论过程，仍有部份议员以“自由市场”之名反对政府作出任何干预，实质是在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这著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难以攻克的根源，当人人看重私利，即使社会各界共同面临经济危机，又谈何同舟共济、共渡时艰？

是商界大，还是市民大？

立法会于上周四（28日）三读通过《商业租户短期保护措施（2019冠状病毒疫情）条例草案》（下称《条例草案》），向指定行业租户提供三个月“保护期”，即在5月1日至7月31日之内，业主不得向自2022年1月1日至“保护期”届满期间内无力交租的租户采取欠租行动，包括终止租赁、中止提供公用设施服务、从业主持有的按金中扣除租金、行使重收权或没收租赁权、针对租户在法院提出诉讼，以及针对租户提出破产呈请或清盘呈请等；但在“保护期”结束后，业主可向租户追讨累计的欠租。

尽管《条例草案》对于受疫情影响的商户而言只是一种有胜于无的“救亡政策”，但起码可以暂时纾缓他们的财政压力，也能够让他们免受结业的厄运，也得以保住部份打工仔的饭碗。不过，要通过这项条例也绝不容易。陈茂波最初在《财政预算案》中提出“3＋3”方案，即禁止业主追租为期三个月，政府可按需要延长计划最多三个月，最长合共可以禁止追租六个月，及后法例便会自动失效。但当时旋即引起商界及业主强烈反弹，担心暂缓追租后没有足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又指租户可能会因经营困难而在“保护期”结束后逃避交租责任，令业主蒙受租金损失。另外，在法例正式通过之前，查询追讨欠租的个案明显上升，入禀追讨欠租的个案也有增加。

因此，陈茂波于今年3月立法会工商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中提出5项改善措施，当中包括（1）将建议订明的“保护期”只维持3个月，不加入可将其延长3个月的选项；（2）如业主与租户在“保护期”内签订协议减租，可不受暂缓措施的限制；（3）受影响物业可顺延缴付差饷；（4）禁示贷款人因业主未能偿还按揭或其他贷款，以及（5）个别以租金维生的业主可申请政府百分百担保个人特惠贷款计划，计划可提供相等于3个月租金的免息垫支贷款，上限为10万元。

纵然陈茂波已对商界及业主作出最大的让步，该5项改善措施也为《条例草案》清除了不少障碍，但立法会进行二读及三读辩论时，仍有部份议员提出反对。

功利主义作崇缺乏社会责任

地产及建造界代表龙汉标在原则上反对透过立法干预私人合约，认为即使是非常时期的短期措施，亦会无可避免地打击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而且，业主不可追收1月起租金，会容许租户拖欠为期更长、积累金额更大的租金。另外，他又批评措施涵盖范围太广泛，连未受疫情影响的大型租户亦包括在内，已不是政府立法的原意。因此，他提出修正案，建议政府将涵盖范围改成中小企，及只禁止业主追收条例生效后的租金。

除此之外，选委界议员管浩鸣则批评条例“为难立法会”，表面上堂而皇之，为企业提供喘息空间，实际上破坏了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私有产权制度。航运界议员易志明亦表示，立法手段干扰自由经济，甚至可能违反《基本法》保护私有产权精神，有开坏先例之嫌，认为可一不可再。

不过，这些议员所提出的论点不但说服力欠奉，更突显他们仍然未有必须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主要考量的政治自觉，而是把自己当成权贵代言人，甚或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

首先，议员们都将“干预自由市场”说成一种“道德败坏”的行为，然而政府对于市场积极不干预的政策已一直为人垢病，造成香港“民不聊生”其中一个最大的罪魁祸首，但议员竟然大模厮样地将自由市场当成香港碰不得的“神主牌”，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事实上，为了市民的生计而干预自由市场，才是一种符合“道德伦理”的做法，而政策向来应是“以人为本”并非以“利益为本”。若政府不去暂缓追租，容许业主继续收取高额租金，在这个疫情下不单是中小企，甚至较大型的上市公司也会面临结业的命运，例如近日本地服装品牌I.T旗下izzue于旺角结业一事已是一个最大的警示。如果有大量商户结业，大量员工被解雇，零售业外行业必然首牵连，香港还谈什么经济复苏？

其次，预算案出炉后业主及商界提出的担忧虽有道理，但经过修正后，业主的利益应该已得到保障，例如他们无须担心在暂缓追租期间会面对偿还贷款的问题，靠租金维生的业主亦可得到政府的贷款支援。再者，如业主愿意退让一步减租，与租客共渡难关，他们甚至无须受《条例草案》规管，可见条例原意并非要剥削业主的权利，只是希望在疫情之下，社会各界都能够共渡时艰。可惜，从部份业主提早入禀追租，到部份议员对条例的反感可见，这些商界持份者普遍还是缺乏社会责任心。业主及商界从社会各界取得不少资源及利益，理应“用之社会”，而非只顾自己的利益。若香港商界及业主普遍拥有企业社会责任心，根本无须《条例草案》的协助，他们也会主动须商户协商、减租。

《条例草案》的出现实在是无可奈何，无奈的原因在于香港的功利主义过重，每人都只计较自己的利益得失，也不愿意互相帮助。最荒谬的是，这群市民赖以信任的立法会议员，竟在申报自己在商界的利益后，继续毫不讳言地为自己利益反对利民议案，这叫市民如何相信他们能为自己争取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