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讲｜特首需要什么顾问？
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上周公布了多达148人的选举顾问团与主席团名单，涵盖香港政商学术等领域的翘楚。俗语云：人多好办事，李家超已表明未来五年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若如此鼎盛的顾问团与主席团助阵，确实如这位准特首所言反映了凝聚及团结社会力量带来发展变革的施政理念，诚为香港之福。但是，人多是否就一定可办好事？大家都知道，其实并不尽然。
李家超竞选团队单是顾问人数就达到58人，比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五年前竞选特首时的顾问与主席团总和39人多出近一半，当中既包括每次特首选战时投票取态都极受关注的城中首富李嘉诚及其他商界巨头，亦有久未露面的左派元老吴康民、郑耀棠，以及102岁高龄的教育家胡鸿烈；90位主席团成员也可谓星光熠熠，包括曾竞选特首的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现届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港大中大理大三间大学的校长，以及各大政团的党魁主席。香港建制各势力经过多年划粉分营的内卷后，似乎真正迎来了“香港营”。
人多未必好办事
竞选特首真的需要劳师动众组织如此庞大的顾问团与主席团？这种做法其实称不上选特首的惯例——上届选举才走入大众的视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箍票”意味极浓，用以佐证林郑广获支持。同样道理，李家超竞选团队组织如此庞大的顾问与主席团，也是突显他获得了不同界别的支持，具有“广泛代表性”。有获邀加入的政界人士便直言，众星拱照李家超，旨在展示爱国阵营团结一致，有人更戏言名单有如“补漏拾遗”，让之前未及提名的选委，用另一种形式与唯一的特首候选人连结在一起。
从现实层面看，虽然5月8日的特首选举只有一位候选人，李家超仍然面对751票这个当选门槛，当然应该全力以赴争取选票。选战进行时尽可能争取盟友，突显人多势众，也是选举政治其中一种惯常操作。不过，这种所谓的“团结”往往只是白驹过隙，而且绝非没有代价。在美国等选举政治发达的西方国家，它便往往伴随为人诟病却也根深蒂固的政治分赃。香港所处的华人社会对此也不陌生，通俗的形容就是“还人情债”。
政治权力最重要特征是公共性，掺杂人情的风险在于导致公私不分，选举时站台背书，选后就可能变成对既得利益者的论功行赏，反过来消磨施政能量，使执政者在选举时提出的治理宏图沦为空谈。这也是豪华顾问团启人疑窦之所在——名单上的人物对过去二十五年的香港多有影响，如果未来的政府仍然只是靠他们“谋划”，与过去又会有什么不同？
香港的既得利益结构盘根错节，港英后期政府顾问顾汝德（Leo. F. Goodstadt）在一系列剖析香港深层社会结构问题的著作中，便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与商界的联动如何在造就香港成为表面繁华的国际大都会的同时，也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其中一本书的中译书名“官商同谋：香港私利的矛盾”，可谓一语中的，点明要害。
商界对香港的贡献毋庸置疑，但社会公义不可能只体现于维护商界的利益。顾汝德所谓的“官商同谋”在香港社会深获共鸣。经历过2019年的动荡，中央政府显然也亦意识到重拾社会公义对香港发展的重要性，负责港澳事务的官员与官媒以日趋严厉的措辞敦促治港者勇于打破既得利益结构，真正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施政与发展理念。新华社去年10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便直白地提出，香港管治者需要“打破地域和思维的局限，摆脱人情与利益的掣肘，展现出迎难而上、锐意求变的管治新气象”。李家超是否能够谱写这样的新篇章？香港社会正带着怀疑拭目以待。
无论如何，社会停止内耗总是值得肯定的，当下的香港确实需要凝聚共识，展开变革，实现“重生”。竞选团队提供了平台，让各界精英展现社会承担，它不应该只被视作“畀面派对”——竞选办人员回应“主席”跟“顾问”有什么分别时形容两者职责“大同小异”，便多多少少给人如此观感；有获邀担任李家超竞选顾问的人也轻描淡写称没什么事情做，“最多畀吓意见”而已。这让人不得不问“顾问”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人人都是“畀吓意见”就了事，到头来会不会人多口杂，办不了事？
顾问不只“畀意见”
归根究柢，“人多好办事”这个片语的着重点在于“办事”。正如准特首强调其施政要以结果为目标，办得成事、能够带来成果的意见才是好意见，能够给出结果的顾问也才是好顾问。竞选期间也许毋需对“主席团”与“顾问团”有什么不同锱铢必较，但特首履行职责时，就真的需要能够为他提供真知酌见以制订有效政策、落实良好施政的顾问。因此，实在有必要先把特首需要什么顾问这个问题搞清楚，而特区政府这么多年来似乎从未对此细究。
顾问在香港政府里的角色是什么？现时政府编制中为人熟知的其中一位“顾问”是政府经济顾问，光看职位会以为他属于政府在经济决策层面的最重要智囊，但其实际职责与职衔带来的想像有颇大落差。这个例子也许反映“顾问”一词在政府内部属随意概念。与属于政务官体糸的“中层”（首长级职级第5点）的政府经济顾问相比，舆论论及特首智囊时更关注的是本届政府废除的中央政策组，它本身就是一个充斥“顾问”的地方，其最高级人员为“首席顾问”，同时有一大批全职非全职的顾问。这些顾问要来干什么，才是回答特首需要什么顾问这个命题的关键。
香港社会对中策组“重视”到什么程度，从它过去五年虽已不再运作却仍成为政商、学术乃至媒体评价政府表现的其中一个“指标”可知大概。一些选委近日向李家超提意见时，便敦促他上台后恢复这个编制，原因不外乎他们把香港社会近几年的失治归结于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上台取消中策组，改设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使得政府失却掌握民情的利器。
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迷思。香港回归二十五年，中策组存在了二十年，若它的主要功能真的是把握民情，那这项看家本领的往绩就很见不得人。从2003年《基本法》23条立法争议数起，香港社会历经多次动荡，政府有哪一次精准地掌握了“民情”？这些过失是否全都该算在中策组身上？
即使只能是假设，但作出“现届政府保留中策组也不会政通人和，社会怨气一样无法纾解”的判断，错的概率恐怕极低。因此，要恢复中策组，先要正本清源，搞清楚政府为什么需要中策组？它在实际运行中出现过什么问题导致被丢弃，如何才能让它发挥真正作用？
为何恢复中策组
众所周知，中策组是港英政府在1989年委派顾汝德成立的，顾汝德曾形容，他的职责是向当时的港督、布政司和财政司这三大“客户”提供现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许多人缅怀这个时期的中策组，认为顾汝德牵头作了一系列政策研究，为香港社会福利、行政效率及财政政策带来重大变革。相比之下，回归后中策组虽然顺利“过渡”，但其对政府施政的作用更多时候却是受到非议，而不是获得肯定。
其实，港英时期的中策组到底有多少程度上对政府施政发挥实质作用，也值得质疑。政务官出身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便曾忆述，顾汝德上场后曾向各政策部门的官员表明中策组集中做政策研究，不参与决策，但公务员对这个机构并不重视，“因政务官们对各自负责的政策范围相当熟悉，不相信一个外人能提供什么独到的建言，只担心他与港督关系密切，会在港督面前参大家一本”，而且“中央政策组资源少，发表的研究文件没有约束性，该组实质作用不大。”
用这番话来描述回归以后的中策组，并不会有多大的违和感，唯一可能不适用的也许是“资源少”。然而，资源多了却未能相应提升效用，反过来却也证明这个架构存在问题。
观乎回归以后中策组的演变，大致经历过这么几个阶段，董建华执政早期与时任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在施政方式与方针上多有相左，于是倚重中策组出谋献策。董建华后来锐意改革管治架构，中策组也迎来重大变化，以时任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刘兆佳出任首席顾问为标志，赋予中策组明确的政策研究色彩。其时中策组确实提出过关乎香港长远发展规划的洞见，如今回头看，当中有些研究更让人感到唏嘘。
例如，若翻查传媒有关中策组的报道及中策组本身的研究报告资料库，会看到2004年间它的其中一个研究重心是探讨香港如何与珠三角地区加强跨境协作、推动经济融合，相关讨论后来更延伸至涵盖更多内地省市的泛珠三角地区合作研究。可是，这类关乎香港长远发展的研究并未转变为实际政策，时间过了接近二十年，香港政府仍在同一议题上举棋不定，反而要靠中央给出清晰的答卷。
香港的政治气候也确实迫使中策组把更多精力放于做民意调查之类的“把脉”工作，但它却不是好的医师，甚至诊错症，为董建华提早卸任背了一部份黑锅。曾荫权接任特首后，大幅扩编由其直接领导的策略发展委员会，性质相近的中策组受重视程度远不如昔，在曾荫权政府中后期甚至因有许多非全职顾问属政商“二代”而被戏谑为“太子党俱乐部”。
曾荫权时期更为人熟知的举措是仿效末代港督彭定康设立“心战室”，招揽spin doctor搞政治化妆，管控政府运作与舆论的互动。心战室与中策组职能本不相同，但常被混为一谈——或许因为顾汝德也曾为彭定康心战室的要员。混淆政策研究及规划这种“战略”工作与引导舆论支持政府施政这种“战术”操作，代价不菲。曾荫权确实在任内维持了较高的民望，但留下的政绩乏善足陈，其房屋政策更导致公营房屋供应脱离目标，普罗市民日益难求安稳居所，种下数十万计市民蜗居㓥房、纳米楼的祸根，使得社会深层次矛盾愈趋尖锐。
这也说明，为政者若舍本逐末，沉迷表面的政治包装，缺乏深入探究社会问题及实事求是谋求解决方法、规划长远持续发展方略的意识与视野，个人也许获得短暂的私利，却牺牲掉社会的公义。
梁振英上台后，对中策组重新投注精力，使其权力大幅膨胀，但它的使命也更混乱。对于这个时期的中策组，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恐怕是它曾卷入试图影响政府与大学人事任命、借立法会选举民调掌握市民对特首连任的态度等争议，被指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由此观之，中策组早已异化，林郑接掌特区政府时决定全面改组，改变其名称与职能，不能说是错误的判断。她的错误在于不求还原根本，构建一个真正有利于她与民同行、落实管治新思维的大脑中枢，反而直接矮化了其发挥空间。
牢系办实事原则
根据最新消息，李家超本人也倾向重设中策组，它会以什么样的新形态重生，又会肩负什么使命，为管治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令人关注。殷鉴不远，要避免再生的中策组重蹈覆辙，就必须首先明确其定位，不被“心战室”这类花哨概念喧宾夺主，而是牢牢立足于办实事的原则。套用前文所引的新华社文章，它必须坚持为市民谋幸福的根本宗旨，全力聚焦发展，将破解深层次矛盾问题与融入国家战略机遇紧密联系起来，脚踏实地发挥政策研究中枢的职能。这一理念弄清了，特首才会真正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顾问，才能找到对的人来落实良治善政，香港也才有可能“深庆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