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解．精神健康｜疫前资源不足疫下支援滞后——“情绪炸弹”倒数中

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的社会隔离状态给人们造成前所未有的负面情绪。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受疫情影响，全球焦虑和抑郁患病率大幅增加了25%；香港大学上月中下旬发布针对市民疫下精神情绪进行的调查也发现，有13%受访者出现焦虑，是该调查自2009年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港大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的研究则显示，港人自杀估值平均数一度高达4.05，比全年平均数1.8高得多，出现严重厌世警号。然而，精神健康问题并没有像身体健康一样得到足够关注和支援，有多达四成患病者没有寻求专业协助——在疫情之前，特区政府已经缺乏有效防治精神疾病的政策，自疫情以来，更加鲜有专门针对疫下精神健康的有效措施出炉。

特定群体出现严重心理困扰

联合国于2020年5月出版的政策简报《COVID-19与采取行动 促进精神卫生的必要性》指出，新冠病毒除了影响身体健康，也会引发重大的精神卫生危机——人们对亲友病逝感到痛苦，隔离措施感到孤独，对经济动荡感到不安，对各种错误信息感到焦虑，导致精神健康问题日益严重，而一些特定群体更是出现严重心理困扰，包括一线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接收信息能力有限的长者，以及面对停课停学的儿童。

以长者为例，港大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上周二（3月29日）发表“防止自杀早期预警系统”数据，警告本港自杀个案估值平均数超越“极高”戒线，情况严重。该中心指出，自杀率由2003年起从每10万人的18.6，回落至2015年的12.0，但在今年2月28日往后的两周内情况开始令人忧虑，例如在3月22日至28日期间共有21宗自杀相关报道，即平均每日有3宗自杀新闻，而55岁或以上人士属于自杀高危群组。

至于儿童，疫情之下，学校的授课模式在停课、网课、半日课和复课中不断变换，很多学童难以适应，甚至出现明显的情绪波动。上述联合国的简报引述一项义大利和西班牙在疫情隔离期间的家长报告指出，有77%儿童难以集中精力，39%烦躁不安，39%易怒，38%紧张，31%感到孤独。可惜，香港并没有专门针对疫下儿童精神健康的调查。

各地政府早有针对措施出炉

《COVID-19与采取行动 促进精神卫生的必要性》呼吁各地政府把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纳入抗击新冠的国家应急措施当中，以尽可能采取必要的社会和财政保护措施，使得不同群体减轻疫情带来的痛苦。

很多国家纷纷探索应对模式。以儿童群体为例，根据立法会秘书处资讯服务部于2021年1月发表的《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下推广精神健康的措施》，英国早在2020年推出“安心返校”（Wellbeing for Education Return）计划，为老师和学生提供全方位的精神健康知识参考和技巧辅导，同时政府为让学生可以得到及时的心理咨询援助，还聘请专家提供连续6个月的支援，并在每所学校安排一名经过培训的教职员，专门负责校内的精神健康推广工作；除此之外，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部还推出全民性质的“大声讲”（Speaking Up）健康关怀计划，鼓励国民勇敢表达心声，改善精神健康，很多企业也纷纷响应，增设例如冥想和互助聊等活动，让员工在每日的繁忙工作纾缓心灵。

内地城市则善用科技和网络应用，支援心理辅导工作。例如有“智慧城市”之称的杭州，在2020年通过浙江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专业心理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持，在健康码中增加“心理援助”服务，民众评估个人情况后可以根据图文、电话和复诊等不同方式求诊心理专家，收费从免费到200元不等。同时为了方便像长者等特殊需求的群体问诊，当中还设置“心理热线援助”，方便他们及时得到专业心理团队的帮助。

根据立法会选委界议员、团结香港基金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黄元山日前（3月30日）在香港01所撰一文《疫情下的精神健康转危为机》，新加坡亦于2020年10月就已经意识到疫情为市民的精神健康带来冲击，于是成立跨部门Covid-19精神健康工作小组，并于去年9月发表报告，指出精神健康服务出现三大缺口，包括不同政府部门在精神服务方面久缺协调、众多网络资源有待整合，以及人手培训需要加强，工作小组继而总结疫情的经验，提供建议制订长远精神健康政策及策略。

香港疫下精神健康支援不足

反观香港，在疫情之前，精神健康问题本就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和支援，特区政府自然未能做好预防和治疗的工作，自疫情以来，更加没有专门针对疫下不同群体面临的精神健康措施出炉。特首林郑月娥曾于《施政报告2020》宣布，在禁毒基金预留三亿元以提高公众对精神健康的关注；直到今年1月，计划公布第一期资助结果，有70个项目获批合共约一亿元，但最快要待2月至4月才开展为期9至24个月不等的社区服务，包括在社区培训非业界领袖、加强照顾者支援、为长者提供资讯科技支援以加强对外联系。

香港心理卫生会总干事程志刚认为，对于精神健康问题，需要通过社工、心理咨询师以及科普教育等不同方面紧密合作，尽可能让患者在出现明显的病征前，提前对其行为日常进行心理疏导，作出预防。然而，当预防的防线没有守住，医院就成为病患最先接触的治疗场所，但由于需求庞大，很多病患未能在第一时间得到适切救助。

香港心理社会康复协会主席、精神科专科医生王明烁也说，现在看诊的大多都是抑郁症和情绪病患者，也即待病情已经相当明显的时候才去求医。

根据医院管理局统计，在2020至2021年度，有27.2万人在公营医疗的精神科接受诊治服务，比2018至2019年度的25.86万人多，然而，精神科医生的数目，并没有因为病人的增多而出现明显的增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每1万人至少需要有1名精神科医生，即有750万人口的香港至少需要750名精神科医生，但根据医管局截至2017年的统计，香港只有378名精神科医生，明显比世卫标准少得多，在疫情之下更加供不应求。

“很少医科生选择做精神科医师，社会上偏见和歧视比较严重，别人听到你是精神科医师，都觉得比较另类。”王明烁依稀记得，自己大学毕业去到精神科工作的时候，精神科都常年都是个“冷衙门”，病人多数患有症状严重的精神分裂或思觉失调问题。

社区支援资源严重滞后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在过去12个月，在分流程序被界定为“稳定新症”的病人，于7个医院联网平均轮候时间中位数超过41星期，其中九龙东及新界东联网的最长轮候时间已经超出2年。问诊的人太多，医生太少，多数病人就无法得到充分治疗，导致医生看症时间不断被挤压。王明烁指出“公立医院医生差不多每半个小时要看5至6个病人”，非常不理想，因为医生原本需要大量时间与患者沟通，了解他们在生活和工作等各方面遇到的困难，由此进行深入挖掘，但基于时间限制，公立医生大多“有心无力”。

再者，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医生只能集中针对心理疾病进行治疗，但在病患出院后，就无法密切跟进用药情况，患者难免因而复发，陷入住院、出院、再入院的恶性循环之中，无法正常生活。王明烁透露，疫情之下，很多患者病情加重或反复。

对于精神病患的社区支援，医管局早于2010年推出个案复康支援计划，通过安排个案经理与社会福利署在全港18区资助24间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ICCMW）（下称中心）合作，跟进患者情况。然而，同样因为人手不足，每一名经理需要负责50名病人，严重影响支援质素，申诉专员公署早在2018年的调查报告中指出，社署对各家精神健康中心的监管“重量不重质”。在疫情之下，病患人数骤升，以观塘区社区中心为例，每名个案经理需要跟进60至70个案”，早已超过医管局的计划比例，服务品质更加堪忧。

程志刚建议，政府亟需检讨个案经理负责个案的合理数目，同时增加拨款。社会上相关帮扶组织都是由非政府组织（NGO）营运，根据社署文件，他们只能得到有时限、以两年为一期的“残疾人士／病人自助组织资助计划”资助，如果以最高拨款额为50万来计算，平均每月只得2万元用来聘用全职员工、购买宣传物料及进行日常营运，这直接导致服务大打折扣。例如受到疫情影响，患者不能到长者中心或其他组织参加现场活动，而外展服务队也暂停日间服务，转到线上进行，但是，大多患病家中缺少智能设备，而在捉襟见肘的资金成本下，这些机构难以为他们提供相关设备配套和培训。

程志刚批评，政府缺乏统筹，对精神病人出院后续支援不足。他希望当局尽快检讨，形成有系统的一条龙服务，让社区和医院无缝对接，对精神病人提供全方位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