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崇铭专栏｜法西斯主义的时代意义

关于“小政府”和“大政府”的争论，乃源于由来已久的传统既定政治取向——信奉“小政府”便是自由主义，信奉“大政府”的则是社会主义。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框架，壁垒分明的固有政治疆界，大大地束缚着人们的认知能力，扭曲了对社会真实情况的认识，并且要为误解和无知付上沉重代价。

这种“非大即小”、“非公即私”、“非政府即市场”的非此即彼、截然二分，在相当程度上乃源于主流经济学的成见。基于尊贵学者们对自由市场和价格机制、即所谓“无形之手”的盲目信奉，致力避免“大政府”的出现、提倡减少公权力的干预，遂成为金科玉律般的思维模式——仿佛只需使用同一把尺，便能放诸四海而皆准，论断世上所有制度和政策的优劣。

“进军罗马”一百周年

1922年10年，墨索里尼发动“进军罗马”行动，法西斯党一举夺取意大利政权，进而创建长逾廿年的稳固统治。转眼间一百年快要过去了，法西斯亦早已随着二战的暴行，被归类为违反人类价值的极端主张，与德国纳粹一并被丢进历史的垃圾桶。但法西斯主义的观念，对理解当代的极端和民粹的政治主张，仍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实在应该加以认真看待。

最近在图书馆借得Paul Einzig的《法西斯主义之经济基础》（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Fascism，1934），乃是八十八年前阎实的中译本，翻开扑面是一股深藏已久的尘封味。但正如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社会只普遍看到法西斯极端和狂热的政治主张，却完全忽视它原是深具实用主义的经济发展策略。议论者诉诸简化的意识形态框架，同样无法认清法西斯主义的立体面貌和当代价值。

阎实在中译本序中更指出：“因公共卫生之改进，民族之体力日强；因教育之普及，国民之道德及知识大有进步。这一切一切，都有赖于墨氏之伟大的人格及法西斯之制度。吾生于中华，值此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之时，目睹他人之振衰起废，更感伤自我之腐化堕落。他人之前例，乃是自我之殷鉴。”

折衷的“第三条道路”

Paul Einzig是生于奥匈帝国、后移居英国的犹太裔人，以撰写经济评论著称，对两战之间经济学的发展贡献甚多。正如他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压力下，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皆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蜕变，并且多少走在墨索里尼的相近道路上。事实上，当时的法西斯主义亦被称作“第三条道路”——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求的折衷模式。

法西斯主义经济的最大特点，在于维持原有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基础，再附加政府的适度介入和市场调控。其主要目标是调和尖锐的阶级对立、促进民族的和谐团结，借以谋求整体社会的共同利益。而为了达至这些高层次的目标，政治权力便有需要更高度的集中，压抑利益集团的山头主义倾向，避免无谓的内部争论和内耗，致力把焦点放在经济发展之上。

Einzig藉其在意大利的实地经历指出：“大战前意国火车之不守时刻，已是人所共知。时至今日，意国之火车——不只是国际快车并是国内火车——严守时刻。马车及车站，都是非常的整洁……诚实之标准，已经确切的增高。诸多旅馆，不再企图敲诈游客。旅客们也不再受乞丐、小贩和指路人之窘困。旅客们所接触的人，其礼貌已臻于善。”

正如Einzig还不忘提醒读者：“特别是因为意大利人——不像德国人——并不是天然的爱好整洁及遵守纪律。”将“意大利人”换成“香港人”或“中国人”，显然同样适用。

法西斯主义致力约束（而非禁制）私人利益，弘扬公共和国家利益，其中一项主要的政策工具，便是在公共工程上的大量投入。墨索里尼自始至终皆甚关心工人阶级，但却以更长远发展的目光，避免短期内派发太多福利，而将精力集中在拓展经济机遇。由政府主导的工务工程开支，不但有利于提升国家的硬体基础，纾缓国内不同区域间的发展差异，同时更为工人带来大量就业职位。工人普遍消费力的提升，则带来刺激经济的作用，进一步惠及工商百业。

科学管理的精神

在更基础的层次上，法西斯主义经济乃植根于对科技的推崇，以及理性化和可预测的科学管理模式。中央集权体制在技术官僚的主导下，以机械化和资料化的方式进行规划，充分发挥社会经济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效率和优势，促进生产力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并配合自上而下订定的各种任务指标。

归根结底，法西斯主义的科学进步观，最终乃依赖人民精神面貌的改造，以及人类潜能的全面迸发。要令“不是天然爱好整洁及遵守纪律”的人，达到科学管理的期望和要求，相应的教育改革、传媒管理和群众宣讲自然必不可少。在相当程度上，这看似偏重于物质文明的提升，其实更着重精神文化上的提升，将一般平民打造成具有强大意志的“新人”（new man）。由此千差万异的个人取向，遂能逐步整合到宏伟的社会大方向上。

正如晚近以色列知名学者Yuval Noah Harari在《人类大命运：从智人到神人》（Homo Deus: The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2016）中指出，假如以往的法西斯以至一切的中央集权体制，仍然由于统筹和管理的成本过高，无法真正落实全面覆盖的科学管理，则在廿一世纪创新科技的飞跃发展下，资讯科技渗透至生活的所有层面，人工智能技术铺天盖地，微观调控和最佳化每一个人的行为，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自墨索里尼的“进军罗马”起计，法西斯主义在经历了百年沧桑之后，最终获得重新发扬光大的契机。

无远弗届的智慧科技

传统上信奉“小政府”的经济学者，往往倾向将各种社会职能下放给商界精英，跨过臃肿低效的官僚架构，运用市场自我调节的力量，力求提升资源使用的效率。但在智慧科技的大潮流下，商界精英大概亦只能靠边站，因为他们势必让位予更精准的电脑演演算法，借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分析及决策将远较市场机制更理性和可预测。科学管理遂能在最少的人为干预下，机械化和资料化地达成各种任务指标，但对“小政府”的迷信，则仍可以一如既往的延续。

至于同样信奉“小政府”的政府官员，往往就更乐意妄自菲薄、抛低自我，甘愿承认一己的低效低能，将管治重责下放给商界精英以至电脑演演算法，放任那只取代市场的崭新“无形之手”，无远弗届地向每名市民延伸。展望未来，在更隐密、神秘和远离公众视线的资料库中，更整洁及具纪律的美丽新世界将被塑造——但天晓得，那仍可被称作覆盖极小、权能有限的自由主义，抑或应重新正名为覆盖极大、权能无限的法西斯主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