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波｜成功施压放宽禁飞令？行政会议成员不应沦为权贵传声筒

香港第五波疫情爆发两个多月来持续严峻，至今（3月22日）累计超过104万人确诊，但特区政府似乎松一口气，特首林郑月娥昨日（3月21日）预告三个复常时间表，当中包括政圈盛传是由大批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成功争取”的“解除英美等九国禁飞令”。无可否认，一些专家确实认为这波疫情高峰已过，但每天仍然新增过万宗病例，最高危的80岁或以上长者疫苗接种比率也只有56.4%而已，死亡比率亦持续高企，在多国早已“与病毒共存”的当下，一旦放宽入境防疫措施难免再为社会带来更高风险；可是，作为协助行政长官决策的最高机构，竟然传出有不少非官守成员向特首施压，以免政商精英继续忍受防疫辣招之苦。这不禁令人疑惑，行政会议成员到底应该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重，还是只是为社会顶层的权贵维权？

特区政府今年初因应第五波疫情爆发，先后向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英国和美国等九个国家实施航班熔断机制——禁止民航客机飞抵香港，过去14天曾经逗留相关地区人士亦不可经转机抵港。不过，特首林郑月娥昨日在抗疫记者会上表示，有关航班熔断机制已不合时宜，因为相关地区疫情并不比香港差，而如果检疫要求过于严苛，或会影响香港营商环境；因此，当局最快从4月1日起取消上述禁飞令，并分三个阶段逐步解除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抵港人士的检疫酒店隔离期可由原先14天缩短至最少7天，而首阶段则容许海外回港的香港居民，在第5天的核酸检测，及在第6及7天的快速测试中呈阴性，即可提早完成检疫。

令人玩味的是，在林郑月娥正式宣布解除禁飞令之前，《信报》政情专栏同日引述消息指过半数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曾经计划就此联署上书，力陈商界高层饱受禁飞之苦，认为防疫辣招或会造成商界精英流失，严重削弱香港竞争力；不过，这幕戏码最终没有上演，最终改由行会召集人陈智思在会上表达自身的关注，再藉行会以外时间向林郑表达有过半成员感到不满。无独有偶，《经济日报》政情专栏也引述“政界重量级人士”的说法，指不少政经知名人士去年底圣诞假期飞往英美加澳等地探亲，但回港却遇上禁飞，被迫滞留当地，或须转往新加坡等地逗留14日后再飞香港。

有关消息难免令人质疑，特首可能不堪行会成员及政商精英施压，所以结束禁飞令。林郑月娥昨日已经回应时未有完全否认相关报道，而是表示行会内容不宜公开，方案可谓综合各界意见，希望公众不要过份揣测。不过，如果消息属实，则可见部分行会成员无疑是以商界的利益凌驾于整体的社会利益，亦无视美、英、法等国实行“与病毒共存”防疫政策的极大传播风险，例如美国至今累计超过8100万人确诊，而过去一周也仍新增超过21万宗确诊。如果行会成员只顾商界利益，贸然建议放宽防疫，后果不堪设想。

事件引人深思，行政会议的存在意义到底是什么？行会成员又应该代表谁的利益？

众所周知，行政会议是协助行政长官决策的最高机构。《基本法》第56条2款订明，行政长官在制定附属法规前，须征询行会的意见。新冠疫情自2020年2月爆发以来，诸多防疫抗疫法规也都是由“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

行政会议权力之大、角色之重要，可见一斑。但《基本法》并无明文规定行政会议成员的成分、人数、人员比例。《基本法》第55条1款列明，“行政会议的成员由行政长官从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和社会人士中委任，其任免由行政长官决定。”

按理说，为完善政府的决策，应委任不同界别的人士，以平衡各方意见，并且确保政策能够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然而，观乎现届行政会议16名非官守成员的资料背景，不难发现，其中以传统的官、政、商界精英的为主，缺乏多元声音。

行会非官守成员当中9人有建制政党背景，其中7人是行政会议和立法会的“双料议员”，例如自由党主席张宇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民建联副主席张国钧、经民联副主席林健锋等等。另有7人均先后兼任或出任多个公营机构及咨询委员会的要职，当中不乏财金背景猛人——陈智思，亚洲金融集团总裁及亚洲保险有限公司主席；史美伦，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主席，曾任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周松岗，市区重建局董事会主席，曾任港交所主席和港铁公司行政总裁；任志刚，香港金融管理局首位总裁。

香港恒生大学“大学客座教授”、陈氏社会研究学院创办人及主席、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前讲座教授兼前系主任陈国贲，与陈氏社会研究学院研究员庄迪文，曾于2020年7月年发表《重组行政会议：为何与如何》一文，形容行政会议犹如传统政商权力精英在官、政、商之间玩音乐椅（musical chair），垄断了各界别显要位置，形成密不透风的权力俱乐部。这种精英循环（circulation of elite），由于缺乏新旧轮换，统治阶层随时间腐化，造就群体思维病发的高危一族，影响施政效能。

陈国贲点出了行会的弊端，并提出3点行会成员的理想结构特质：（1）多样化（Diversity），尽可能使成员的背景多样化，借用统计处或社会学者常用的分类，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语言、族群、宗教、专业、阶级、出生地、政治立场等，将行会想像成整个香港的缩影，尽揽无遗；（2）独立平等（Independence and Equality），特首与行会成员应尽量避免有从属关系，以独立的地位，保证独立的思考；（3） 破格创新（De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特首和高官固然不宜太脱离常规，但破格引入几个不太传统的非精英进入行会，则官员保守持重，而异端创新大胆，如同兵法的正奇相辅，可反复刺激会里众人思辨，进而内化（internalize）成个人习惯。

陈国贲强调，特首对于不同背景，能敢言直谏，亲知识、亲科学、亲理性（pro-knowledge, pro-science, pro-rationality）的非常之士，不应投闲置散或遗贤于野，而须迎进行会，促使行会成员对决策由始至终地反复检讨、质疑、修正、补充、完善。

可惜，自我感觉良好的特区政府，从来没有检讨甚至改革行政会议的意向。大疫当前，那群向来只以权贵利益为依归的行会精英，自然走不出继续向商界倾斜的群体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