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波|医护、院舍、检测人手严重不足 请用平常心看待内地援港

撰文: 黄舜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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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疫情自1月23日全面爆发以来,至今(2月28日)累计新增10多万名确诊病例,当中包括数以千计的院舍护理人员和前线医护人员,令本已疲弱的公共卫生医疗系统陷入崩溃状态。医院管理局主席范鸿龄日前接受大陆媒体访问,请求中央派出以千人为单位的医护人员援港;特区政府及后透过《紧急法》赋权政务司司长在必要的情况下豁免部分牌照或注册规定,相信是为内地医护援港舖路。不过,消息传出后,坊间难免有些杂音,认为陆港医疗体系不一难以对接,甚至质疑援港人士“来了就不走,侵占社会资源”云云;熟悉两地医疗运作的香港城市大学传染病及公共卫生学系助理教授明伟杰就此接受《香港01》访问,一一破除个中疑虑。

数以千计的院舍护理人员和前线医护人员确诊,令本已疲弱的公共卫生医疗系统陷入崩溃状态(余俊亮摄)

特殊时期需要特别救兵

特区政府日前(2月24日)公布,根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第241章)订立的《紧急情况(豁免法定规定)(2019冠状病毒病)规例》(下称《规例》)刊宪,赋权政务司司长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可为预防、抵御、阻延或以其他方式控制指明疾病的个案或传播,或治疗感染指明疾病的病人,在顾及各种在《规例》中订明的因素后,以书面方式批予豁免,容许人士或项目无须符合成文法则的若干规定(包括牌照、权限、批准、豁免、许可证、注册、标准或规格的规定)。

政府表明,《规例》将为中央政府为香港更有效迅速地提供必要紧急支援的提供法律框架。有关举动,普遍被理解成是在为内地医护人员“援港”破除阻碍,因为目前香港医护人手紧缺,不只缺乏核酸检测人员,亦缺乏照顾和治疗新冠病患的专业医护人员,例如医管局辖下8.8万名雇员当中已有近2000人确诊,急须从外地增援,但《医生注册条例》和《护士注册条例》规定,医生和护士需要经过不同程度的注册才能够在香港执业,而《规例》正好可以为内地医护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员援港“拆墙松绑”。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前日(2月21日)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访问时,已经提出请求希望内地派医生和护士来香港协助。他及后再向《环球时报》指出,以香港目前疫情发展速度,中央起码需要派出以千人为单位计算的医护人员,才足以应付。政圈消息盛传,中央为香港援建多间方舱医院,将由经验丰富的内地医护接管及营运,以解决本港人手短缺问题,与港府医疗系统互补。与此同时,由于数以百间护老及残疾院舍爆疫、院舍人手压力已在崩溃边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昨日(2月27日)率先宣布,社署将紧急向内地聘用1,000名临时合约照顾员,为期三个月,而救兵到港后会先接受基本训练。

内地医护“援港”的方向主要是接管方舱医院,其中又以监测、照顾轻诊患者等基础性工作为主。图为亚博方舱医院(资料图片/梁鹏威摄)

“根本不存在‘质素’问题”

不过,《规例》一经刊宪,旋即成为舆论中心。部分港人坚拒内地医护“援港”,并且从专业技术、道德操守、医疗制度、文化差异等各方面质疑成效。例如2019年底乘“反修例风波”之势崛起的“医管局员工阵线”,直指两地医疗知识水平有别、难以确保对方行医质素、倘有医疗事故无从追究云云。更有声音忧虑,一旦落实注册辖免,日后其他内地医护都可豁免注册在港行医,“来了就不走,侵占社会资源。”

“其实所谓的‘质素’是什么?”先后取得香港大学的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哈佛大学医学硕士学位、暨南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的香港城市大学传染病及公共卫生学系助理教授明伟杰接受《香港01》访问时表示,“香港现在面对的是‘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香港正正缺乏应对‘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所需的资源和人手,而人们在谈及的‘质素’时,往往会将临床治疗与公共卫生混为一谈,以为内地医护来港,是要做临床治疗。”

明伟杰指出,内地医护“援港”的方向,可能是接管方舱医院,其中又以监测、照顾轻诊患者等基础工作为主,而香港和内地对轻症的处理相若,甚少处方药物,“就算要负责注射疫苗,内地、香港市民同样是‘人’,没有区别,而且内地人口更多,内地医护人员可能有更丰富注射经验。根本不存在‘质素’问题”;另一方面,有了内地医护的支援,本地医护就可集中精力和资源处理重症患者,两者互补,才能应对疫情高峰。

香港城市大学传染病及公共卫生学系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明伟杰建议陆港两地未来有必要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受访者供图)

援港医护都是一线精英

明伟杰表示,一旦每日确诊病例急升至逾十万,“即使你(政府)调用所有公私院的、退休和现役的医护人员,未必有能力应对每周70万人确诊。”他认为《规例》的豁免正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并不会出现所谓“来了就不走”的情况;不过,他也理解市民忧虑,因为两地医疗确有差异,例如香港的药名以英文为主,但相信有关差异可以通过事前的交流和培训进行弥补,因为内地派出的医护人员都是广东地区的一线精英,能操流利广东话和英文,也较能适应香港的医疗操作。

明伟杰又提到,粤港两地在医疗领域本来就有合作基础,包括内地医护来港交流,以及香港医护人员到内地考察罕见疾病,相信是次跨境合作问题不大。他更建议,陆港两地未来有必要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当一地发生公共卫生危机,就可快速调配资源应对;如有需要,香港的医疗及公共卫生专家更可参与国家的疫情防控工作。

事实上,香港已非首次传出内地医护援港。2020年7月中旬,香港处于第三波疫情,当时一度有消息称特首林郑月娥将向中央请求医疗援助,而其时的质疑和当下相若。《香港01》当时已经明确指出,国家曾对逾百个国家及世卫组织、非盟等国际组织提供紧急援助,此前也曾派出医疗队伍驰援疫情严重地如伊朗、塞尔维亚、意大利、柬埔寨等国;因此,内地医疗人员“援港”在语言和能力上根本不成问题。

当时正值“反修例”后期,香港仍然相当政治化,部分人甚至基于长久以来对内地的傲慢与偏见,持续以“我者”和“他者”区分“香港人”和“内地人”,自以为高人一等,但提出的反对理据却相当薄弱,不断放大和炒作所谓的“差异”,根本未能秉承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如今香港公共卫生医疗系统陷入崩溃状态,需要的是团结和互信,若非日复日的分化与排斥,才能尽快稳控疫情——例如内地负责领导援港检测及医疗“工作专班”的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李大川昨日表示,已组建一支约9000人的采样队伍,随时可以来港支援全民检测工作;如果广东力量不够,还可从周边省份挑选一些熟悉粤语或英语,经验丰富、能力较强的医护人员补充人手;而如果能把检测样本送到广东化验,每日检测量可以达到120万至150万次,远高于本港每日最多的30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