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波｜别让居家隔离确诊者沦为“孤岛”

“我的测试结果已经转了阴性，但政府仍然没有解除我的居家隔离手环，更加没有给我答复。现在全家六人手停口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回应，让我出门谋生？”肖女士2月8日确诊新冠肺炎后，一直没能打通医院管理局特设热线，只好与家人挤住在两百多呎的家中，随后丈夫、三个儿子及家婆相继感染。十多天过去了，肖女士2月24日对《香港01》记者说，政府只分别在17号、24号派过测试包，此外没有提供任何支援。她只能自行解决一切生活问题，相当困惑、无助。

第五波疫情自1月23日全面爆发至今，累计已有近14万人确诊，在公共医疗资源严重超出负荷的情况下，大多数确诊者仍然滞留社区等待入院，肖女士便是其中一个；但由于香港家居环境狭窄、隔离条件有限，根本难以堵截空气传播，很多家庭都在上演“一人确诊，全家染疫”的哀歌，再加上特区政府指引不清、支援不足，这些确诊者就像一座座“孤岛”，在焦虑、抑郁和惊恐的情绪中，惶惶不可终日。

“从阳性转阴性，政府好像已经遗忘了我们”

2月3日，肖女士出现发烧征状，本以为自己因疲劳病倒，便自行服用退烧药，待退烧后便于2月5日外出做核酸检测，三天后确诊新冠病毒肺炎。当她知道检测结果的那一刻，感到很害怕、心慌，随之而来的病征也折磨著她。

“浑身都很痛，昏昏沉沉地也站不稳，感觉有蚂蚁在咬噬我的骨头，还不停咳嗽。”她当即打电话向卫生署求助，但连续拨打一个小时都未能接通，很久之后才得到回应——卫生署表示会派专人上门接她医院，但漫长的等待中，并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肖女士确诊约三四天后，家中八个月大的小儿子腹泻，到医院看诊时，发现孩子也确诊了新冠肺炎。医生开出止泻药后，便让他们自行回家休息。及后约一个礼拜的日子里，她和儿子都未获送院，也没有人跟进病情。直到2月17日那天，卫生署才派员登门，为肖女士戴上电子手环，同时派发检测包给她的同住家人。

“我17号用检测包发现自己已经转为阴性，但政府既没有接我去医院，也没有来拆手环。”肖女士只好继续等待，期间申请了社会福利署的罐头，也得到亲戚朋友送些新鲜蔬菜接济。直2月24日，卫生署再次为肖女士一家送上检测包，除此没有其他后续。

“不接我入院，不解除手环，不给我津贴”

肖女士原本在美容院工作，月入1.8万元，去年产下第三个小孩后，为照顾体弱幼子辞去正职，靠打散工维持生计。丈夫本是私人司机，在春节前几日失业，本来也想炒散维生，但如今迟迟未能拆除电子手环，全家面临“手停口停”，每月七千元的房租也就快缴不出来。

肖女士有感自己被政府遗忘了一般，除了一家人的病情都没有得到及时的跟进和适切的治疗之外，连他们的生活也无法得到基本的保障。社会福利署曾承诺会向本地确诊新冠患者发放5000元的一笔过恩恤现金津贴，但当肖女士向社署查询申请时，却得到“没有住院便拿不到补贴”的回复。这无疑是官僚不懂变通的笑话——如今10多万名确诊者当中，大多数人仍然滞留社区未能送院隔离，且有不少人像肖女士一样在等待期间已由阳性转阴性，可能已经不具入院的资格，又谈何取得住院证明、从而获得恩恤津贴？

“我到现在还戴著手环，政府既不来接我们去医院入住，又不允许我自由出门挣钱。既然我没有浪费政府任何资源，为什么一定要住院才可以申请这五千块？”肖女士越说越激动，她希望政府酌情处理处理因确诊而影响生计的市民，别以僵化程序把真正有需要的他们拒之门外。

“越打电话越绝望”

古先生（化名）与两位室友在港岛合租三居室。周二（2月22日）那天，他的一位室友快速检测两次均为阳性，且伴随发烧、咳嗽等征状。古先生无法想像将要面对什么情况，两天后迅速转租一间独居室。

“其实刚知道室友确诊的消息时，我没想那么多，当天做了快速检测结果也是阴性。”古先生平日有健身习惯，且与该名确诊室友已有多日未直接往来，更没有共同用餐，平日在公共空间很注重在门把手、厕所等处消毒。他原本并不担心室友情况会威胁到自身健康，但看著传媒报导及网上信息，他的心里涌现出无数个问号：同住一个屋簷的室友不知何时才能康复？如自己确诊政府会如何处理？倘若被送去隔离中心，须接受多长时间的治疗？疫情千变万化，政府应接不暇，有没有可能隔离期间已经转阴都不能离开？

古先生亦尝试拨打“居安抗疫”热线，但一次都没有接通。这一系列的问号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答案，让他感到十分无助、绝望。“我宁愿自己确诊，也不想室友确诊后，大家面临这个失控的局面。”多方权衡下，他打算入住隔离酒店，但连续询问二十多家港岛及尖沙咀一带的酒店，都被拒绝，他形容“越打电话越绝望。”最终，他住进朋友的独居室，才稍微感到安心。

心理专家：求助无门或现创伤后遗症征状

香港临床心理学家梁重皿告诉《香港01》记者，普通人的期望是生病就可去医院求诊，但如今由于资源紧张，市民的期望得不到满足，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去医院、何时能去，这些“未知”都容易引发焦虑、担心等情绪反应。另外，居家隔离期间，患者或因担心承受工作单位或邻居歧视的异样目光，也会感到压力。

梁重皿表示，如市民向政府求助无门则会产生“无助感”，倘若不停尝试求助都得不到回应，便更容易陷入恶性循环，沉浸在焦虑、抑郁、孤立和惊恐的情绪中，可能出现创伤后遗症征状；即使是未感染的普通市民，也会感到焦虑，担心这种未知情况落到自己头上、担心所居住大厦被突然围封强检、担心因部分货车司机隔离影响蔬菜供应，不由自主地大量囤购非必需用品，或过量购买生活用品，造成“恐慌性购买”。

她指出，“恐慌性购买”行为可令市民增加安全感和控制感，更有信心来应付疫情。然而，真正令市民产生持续信心的，还是政府给予市民全面的保障、发布具前瞻而贴地的指引。如政府仍然见步行步，忽略市民诉求，无论囤购再多物品，也很难找回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