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老曹　悼景行｜张宏任

曹景行，我们都叫他老曹，一个永远笑眯眯的人，2月11日凌晨走了，生命终止在75岁。去年杨锦麟兄告诉我，老曹病了，得了胃癌，动了大手术，还发来了他病后和夫人在江南水乡一起拍的照片，看上去恢复得不错，精神气色都很好，当时就默默祝愿他早日康复，不想，他最终还是没能扛过去。
撰文：张宏任

老曹是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香港《明报》和香港传讯电视中天新闻台的老同事。但我第一次见到老曹时，他还没担任《明报》主笔，还在《亚洲周刊》任副总编辑。那是一个星期天，《明报》老板于品海先生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湾仔皇朝会跟他一起见几个人。落座不久，只见一个中等身材、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陪着另外两个年龄差不多的人，径直向我们走来。那个中年儒雅男子便是曹景行，另外两位是刚从美国学成来港、曹景行推荐给于先生的“笔杆子”。

出身新闻世家　同事笑称“影帝”

我和老曹在柴湾同一个明报大厦上班，可谓擡头不见低头见，但认识之后除了见面打招呼外，并没有太多交集。第一次跟老曹深入交流，还是在一次于老板组织的“头脑风暴”会后。1994年整整一年，明报集团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建全球第一个华人24小时卫星电视新闻台——香港传讯电视（Chinese Television Network，CTN），于先生时常组织集团内跨媒体的编采骨干坐在一起，为这个即将诞生的亚洲第一个全数码电视台出主意，在一次讨论中天新闻台的编辑方针时，我和老曹都参加了。

记得那天讨论的是如何妥善处理有关海峡两岸的新闻报道，传讯电视预定当年9月1日开台试播，遇上的第一个敏感问题就是怎样报道两岸的“国庆日”，10月1日是大陆的国庆，10月10日是台湾的“国庆”，新闻要能在两岸都落地播出，在当时的现实政治环境下，是不能“顺得哥情失嫂意”的，有印象是老曹出了个主意，最后被大家接受了，就是以“国庆日”来报道北京10月1日的活动，以“双十庆典”来报道台北的庆祝活动，后来我们中天新闻台一直沿用这个处理方法。会后，我和老曹在明报大厦的饭堂聊了许久，那时才知道，他出身新闻世家，我们父辈在抗战时有大致相同的经历，而他父亲曹聚仁1949年后在两岸交流中的重要角色，则是后来才了解的。

我和老曹接触最多、交流最多的，是我们在香港传讯电视共事的时候。我是1994年中从《明报》调到电视台的，参与了电视台后期筹建和当年11月的正式开播，先是任中天新闻台的财经部主任，后任中天新闻的副总编辑。老曹则是1996年末从平面媒体《亚洲周刊》调来，出任中天新闻台总编辑的。老曹这位“顶头上司”待人谦和宽厚，没有一点总编辑的架子，一天到晚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作为总编辑，他抓港闻、两岸和国际新闻较多，对财经新闻不怎么关注，对我十分“放心”，现在都想不起几次和他正正式式讨论或报告财经新闻部的工作，反而留下记忆的多是我们天南地北闲谈涉及到的一些内容。

老曹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每天早早就来到办公室，而且非常注重新闻资料的搜集，九十年代中，互联网刚刚面世，还没有搜寻引擎可用，他就每天复印大量的报刊资料，办公室影印机旁总有他的身影，后来听说他到凤凰卫视后，也保持了复印搜集资料的习惯，被凤凰同事笑称“影帝”，影是“影印”的影。我是很佩服老曹在这方面的坚持，他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搞研究出身，对于资料、素材的积累和掌握，是他个人知识库的“基本建设”，也是他在香港新闻职场拼搏奋斗、笔下生花、旁征博引的功底。

报道邓公离世　一场世纪新闻战

和老曹同事最难忘的经历，发生在1997年的2月19日。我当晚12点多钟下班，已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接到老曹的电话，让我立刻返回办公室。原来，于先生和老曹等从北京不同渠道得到消息，邓小平有可能已经去世。如果是真的，这可是大新闻，但此前邓公已被传“往生”多次，都被事后证明是“谣言”。

于品海先生是老板，他对新闻事业格外热情、执着、投入、认真，曹景行是总编辑，他处理新闻事件一向严肃、细心、冷静、专业，在对待这单有可能是世纪大新闻的消息时，他们两个都非常镇静，认为必须查证查实邓小平是否已经去世，才能对外发出这个大独家新闻。我将近深夜一点钟回到办公室后，立即加入了消息查证工作。通过多人多路多方询问查证，通过驻京记者发回的重要地点观察，通过对现场资讯的抽丝剥茧式的分析，我们判断这次邓公真的是离世了，于先生和老曹最后拍板：要以明确和肯定的用语，而不用“据说”、“据传”、“消息人士透露”等方式，率先发布邓小平的死讯。

这则深夜1点18分从香港发出的消息马上轰动了全球，之后，中天新闻台的电话就没有断过，都是全球各地新闻机构、政府部门致电询问查证邓小平去世消息的。凌晨2点44分，官方新华社用英文正式对外宣告邓小平已于五个多小时前（2月19日晚9点08分）在北京逝世，我从电脑萤幕上看到新华社的消息后，马上冲到老曹的办公室，告诉他邓公去世官方已经确认，他迅即报告了于品海先生。事后多年，我们谈起那一晚的经历时，他说直到看到新华社发的英文稿，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才知道那场关于全球关注的邓小平去世的新闻战我们赢了，他还跟我要去了我保存的，传讯电视记录此事的专题片《世纪新闻战》的副本。

1997年3月初开始，刚刚打了一场漂亮新闻战的传讯电视内部，就传出公司不稳的消息。4月，传讯电视被台湾的辜振甫家族收购，台湾的“接收大员”被陆续派了过来，老曹就此离开了他任职不到半年的传讯电视。我虽然接受不了台湾的管理文化（一名曾任国民党驻外“宣传官员”的接收人员，一天半夜巡视编辑部时，要我特别注意防备员工搞破坏，说如果有人把咖啡倒在公司电脑键盘上，就可以瘫痪整个播出系统！），但因为舍不得放弃参与7月1日香港主权回归的报道，不得不隐忍着，等到7月1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做完自己负责的那部份CTN现场报道，第二天就交辞职报告走人了。

加入凤凰卫视　精神饱满风采依然

离开传讯电视不久，老板于品海先生在湾仔皇朝会会所宴请我们这些离开CTN的员工，以示慰问，在这里，见到了不少曾经为CTN共同奋斗的老同事，但不见老曹的身影，问其他旧同事，他们说没有老曹的消息，我当时很是惦念。后来听说老曹去了凤凰卫视了，才放下心来，因为在他那个年纪，在香港需要养家呀。

大概一年多以后，老曹给我打电话，说凤凰卫视正在筹备开一个类似CTN的24小时资讯台，凤凰的执行副总裁王纪言请他推荐负责财经新闻的人选，他认为我比较合适，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凤凰卫视。老实说，对于老曹的盛情之邀，当时我真有些心动，我从做平面媒体到“触电”做电子媒体，特别是为号称全球第一家华语CNN的传讯电视服务，只有三年多时间，可以说刚刚有些心得和经验就离开了，确实还没有“过够瘾”，能到凤凰再做一次财经新闻的开拓性工作，对我确实很吸引，但当时又很犹豫：一方面是现实层面考虑，凤凰的工资比较低，不说同我当时任职的那间上市公司的薪水比较，就是跟CTN时的工资比，也差了好大一截；另一方面，那时，许多离开CTN的前同事去了凤凰（老曹、吕宁思、闾丘露薇、程治平、李志勤、李慧、曹樱等主持人，以及骆北荣等一些导播技术人员），因而对凤凰的内部运作有所耳闻，听最早去凤凰的我们财经新闻的同事讲，他们在剪新闻片时，主管甚至高层经常站在身后指指点点，进行现场“指导”，所以，我担心去了之后不能适应，最终还是婉拒了老曹的邀请，没有能再跟他做同事。之后，因为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了内地，除了偶尔在外面碰到互相问候一下之外，我和老曹之间的联络渐疏，从凤凰的电视节目上看，他老兄精神饱满风采依然，但满头灰发已经全白了。

晚年仍关注香港　“老曹没白活”

一晃就是十年！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辐射影响到香港，突出的表现是无休无止的政制争拗已使香港“变身”成为一个“准政治城市”，在特区政府产业政策缺失的现实下，对香港不会特别宽容的全球化激烈竞争，又使香港的经济发展迷失了方向，陷入了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本质上还是一介书生的“外来人”，开始“不自量力”的考虑要为我曾经热爱和生活过多年的香港做点什么。由于一直没有停止关注香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所以，就动笔把自己对香港经济、政治发展的一些观察、思考和体会，系统一些地写了下来，在出版界朋友的建议和帮助下，集成了一个三部专著的小系列，准备在港出版。三部之中的第一部《从东方之珠到东方碳都——低碳经济下香港的生存发展机遇》，拟于2009年底在香港出版发行，书稿编好之后，责任编辑说最好找个熟悉的名人给这本书写个序，找谁呀？我马上想到了老曹！

老曹那时已成了红遍内地的名人！他那时已经离开凤凰，在内地多个电视台甚至央广都有节目，还在北京清华大学讲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想妥之后，毫不犹豫找来老曹的新电话就打了过去，寒暄不多，直接提出“要求”，老曹则是二话不说，让我把书稿先传给他看下（这符合他一向的做事风格），并要了我的电子邮箱位址。大概两三天后，他就把写的序传给了我！

虽然老曹向来笔头快，写一篇1,600字文算不了什么，但我打开一看，其实不然：关于低碳经济或是碳交易，在当时尚属新概念，特别是建议在香港设立远东碳交易中心，助力香港经济转型，更是新课题，但从老曹文字看，他对此不仅不陌生，还在序言里进一步提出了具体建议，例如他写道：“ 奥巴马的访华，中国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对世界、对未来的承诺，把‘低碳’经济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也必然成为未来全球碳交易中的一大角色。但一切还只是刚刚起步。11月26日，四川大渡河造林局与香港的低碳亚洲公司签约，出售五个县的两千多公顷森林未来二十年吸收的二氧化碳指标，涉及金额将达数百万美元。香港公司则代理寻找国外买家。如果这样的交易推展到全国，如果香港都能够成为中介，香港的国际碳金融交易中心不就有了基础？ ”

这就是老曹的功底！另外，从他序言的字里行间，看得出他和我一样，对香港这座他移居生活多年的城市有深厚感情，对香港政治经济发展前景深切担忧。他说：“本书的论述中，为香港点明了一个新的机会：把香港变成国际碳金融交易中心。问题是香港能抓住吗？需要的是洞察能力和行动能力，还要有紧迫感，香港有吗？”“ 如果，香港作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竟然不能抓住其中的机会，不能发挥关键作用，那么，香港即使沦为华南的一个普通城市，世人也不会感到惊奇。” 老曹这是对香港爱之深，“恨”之切，是恨铁不成钢啊！

老曹在虎年正月十一走了，他的家人说，他走得安然、平静，但他的离世，在网络上、在新闻界、在大陆官媒、在社交媒体、在各种朋友圈，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他的朋友、他的同事、他的发小、他的医生，用各种文字和形式，表示了对他的悼念、怀念和纪念，给与了他很高的评价。于品海先生——老曹的前老板和老朋友，亲自撰文悼念，给了他非常高的评价，说老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和知识份子的代表性人物，是一个极具中国知识份子风采的新闻人，是深懂香港的笔杆子，是引领变化的新闻人，是年轻一代新闻人应该学习的榜样，他的去世是世界的损失！

老曹走了，他可能想不到在自己身后，大家会这样怀念他、看待他、评价他，此刻，当我凝视着他那一头白发、微笑着的遗像时，“银发师奶杀手”、“影帝”、“电视时评第一人”、“新闻雷达”、“朋友圈中的个人通讯社”，这些他生前获得的“名号”，一一从我脑海中掠过，同时，也想起杨锦麟，知名媒体人，也是老曹多年的挚友，前两天的一句感慨：老曹，没白活！

详细内容请阅读第304期《香港01》电子周报（2022年2月14日）《忆老曹　悼景行》。按此试阅电子周报，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