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选举｜修例风波红利耗尽前 亟待新特首大举改革带领人心回归
香港呈现两种互相矛盾的现象，亟待一位有能力有魄力的新特首透过改革化解。
不能放弃促进香港人心回归
一种是深受2014年占领行动、2016年旺角骚乱、2019年修例风波以及紧随其后的区议会选举刺激，导致北京强势调整治港政策，先后出台《港区国安法》、确立“爱国者治港”原则、修改选举制度，全方位遏制曾经十分活跃的激进主义和分离主义，让北京所信任的政治力量全面参与香港治理，特区政府施政效能明显有所提升。
另一种是香港市民社会存在士气低落、灰心丧气和迷茫的特征，相当数量的市民不信任近年来北京治港政策的调整，认为香港的自治空间、言论自由、民主成分被挤压。从不久前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的分区直选及功能界别投票率降至历史低点便能看出，北京亲手制订并全力保驾护航的全新选举制度，在香港社会认受性明显不足。
这两种互相矛盾的现象说明，北京治港政策的调整只是初步见效，主要限于管治层面，但在人心层面仍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成效，甚至因为政策调整的方向与相当数量港人的意识形态存在张力，导致不少人变得心灰意冷。
这当然是可以预期的。对于香港和北京相处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共赢，即香港与国家、特区与中央能够良性互动，当香港越来越认同国家，中央自然会回馈特区更大的政治空间。但遗憾的是，过去一些年，趋于激进和鼓吹分离的香港，和将“一国”和“国安”视为底线的北京狭路相逢，导致互信和善意被不断消磨，直到修例风波达到矛盾冲突的高潮，北京忍无可忍，重拳出手，迅速改变香港管治结构。对于这一切，本土阵营毫无招架之力，被本土牵著鼻子走的泛民更是进退失据，追悔莫及，只能顾影自怜。
借鉴“六七”过后港英大举改革
不过，这样的局面对于宣称将“维护香港的根本利益和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视为“最大关切”的北京来说，终究是有所缺憾。毕竟，不论是从香港和北京的双赢来说，还是为了香港局势和政治秩序的长治久安，都不可能长时间任由相当数量的香港人，不认可甚至不配合国家治港政策和香港管治结构。
怎样才能有效扭转目前的局面？关键还是香港的人心回归。只要北京和港府能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努力，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重塑香港人的心理结构，自然就能夯实香港市民的国族认同，让“一国”和“国安”有着坚实的人心支撑，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届时，香港和北京之间的猜疑烟消云散，当下正在实行的新选制便成为特殊时期的过渡办法，北京将会向香港回馈更大的政治空间。
那怎么做到这一点？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为当下提供镜鉴。事实上，香港社会并非自始至终都对北京和港府存在猜疑，但香港市民的心理结构却是从未停止地被重塑、被建构。当年英国强行占领和租界香港时，九龙和新界居民有过强烈反抗；而在相当长时间的殖民统治之下，港英政府甚至是不公不义的象征，那时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底层困苦非常严重，反殖反资的社会抗议和集体罢工时有发生。
然而，“六七暴动”改变了这一切。当时面对香港社会日益恶化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受内地文革思潮的影响，香港左派盲目发动罢工、罢市和罢课，与港英政府的镇压行动硬碰硬，导致事态持续升级，演变为武斗，死伤严重。最终香港人心思稳，本来缺乏认受性的港英政府顺势以恢复秩序为名，紧急制定包括《公安条例》在内的一系列法律，强势镇压左派斗争，大规模抓捕左派人士，查封左派报纸和左派学校，将左派本是为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行动，描述成为至今大家所熟悉的“暴乱”、“恐怖主义”。
举措几经计算扭转市民心理结构
曾在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工作的北京大学教授强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一书提出，“‘六七’抗议运动给香港左派和北京都带来了灾难性影响，使香港左派的力量和影响力降到了低谷”，“当年周恩来担心的‘毁掉香港长期工作的深厚基础和战略部署’，不幸被言中了”，“然而，比起这种有形政治力量的损失，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是港英政府镇压‘六七’抗议运动奠定了目前香港人基本的心态结构”。
强世功说，“港英政府正是利用镇压‘六七’抗议运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开始实施‘洗脑赢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形成了港人对‘左派’、‘共产党’、‘大陆’、‘社会主义’的极度恐惧心理”，进而增加香港回归中国的难度。
待港英政府从政治和法律层面全方位严厉打击左派，以及在意识形态层面将“六七”暴乱化之后，随着1971年资深外交官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出任港督，香港迎来殖民地时期最大规模的改革。根据香港中联办前副主任王凤超生前在《香港政制发展历程》一书中的梳理分析，麦理浩以改善民生为切入口，以争取民意、民心为立足点，优先处理房屋、教育、公共交通和反腐倡廉等市民关心的四大热点问题——
在住房问题上，麦理浩先是提出“十年建屋计划”，从1973年到1983年解决了150万居民的住房问题，后来又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为不能负担私人楼宇的低收入家庭解决居住需要，截至1993年3月31日，受惠于此计划的人数高达52万人；在公共交通上，麦理浩开通了穿越维多利亚海峡的海底隧道，兴建地铁，从根本上改变香港交通面貌；在教育方面，麦理浩实施9年免费教育制度，有力普及中小学教育；在反腐倡廉上，他成立廉政公署，让香港逐渐成为闻名世界的廉洁城市——在此过程中，伴随着香港人心理结构的改变，麦理浩也适度提升华人在殖民管治结构的地位，增加政治民主成分。
用王凤超的说法，麦理浩的一系列举措增强了“港人对港英管治下的香港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据他在书中披露，麦理浩曾在交给伦敦的周年报告中坦承这些举措“乃经过计算的举动，旨在令市民的注意力聚焦于香港乃他们的家，而香港政府是他们的政府”。
亟待新特首带领人心回顾
可以说，经历过六七暴动的冲击和麦理浩大刀阔斧的改革，香港人的心理结构已经发生显著变化——虽不至于对港英政府感恩戴德，但起码反抗情绪不再那么强烈；香港人心也因而面临“国族化”和“殖民化”的拉扯，有些上流精英甚至以晋身成为“小英国人”为傲。当然，随之而至关于香港前途的中英谈判历程又令香港人心经历一番心理交战，大多数人既感怀终于可以“认祖归宗”，又对发起“文革”等政治动荡的中国共产党感到忧心忡忡，至1989年的“六四事件”更令不少人蒙上“恐共”阴影。
不过，当历史性的回归时刻终于来临，或者是眼见同胞受难的汶川大地震，甚至是亲历象征国家开始崛起的北京奥运会，香港人始终无法掩饰爱国真情，每每都是发自内心地和国家一道同庆、同悲、同喜。无可否认，不少港人心中仍对中共存疑，但在“河水不犯井水”的治港策略之下，北京并没有和这些“恐共”心理正面交锋。从一方面看，香港社会因而对中央没有太多怨言；但从另一方面看，当央港之间缺乏良性互动，双方难免渐行渐远，一旦增加互动频率难免出现磕磕碰碰。
更重要的是，港人的“恐共”情绪不但没有得到根除，甚至演变成为泛民阵营获取选票的“政治武器”。同时，香港回归以来，历任港府要么有心无力，要么消极无为，殖民地时期遗留的深层次矛盾积重难返，香港日益沦为拼爹资本主义，阶层固化十分严重，中下阶层和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又在相当程度上将不少港人推向分离主义和激进主义。
2019年的修例风波作为六七暴动后最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可以视为香港社会不信任北京和港府的力量的一次总爆发。当时，那些不信任北京和港府的力量全部出动，抗议一波又一波，激进暴力屡禁不止，警民冲突不断，催泪弹、汽油弹横飞，令香港深陷回归以来最大危机，“一国两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自此之后，北京治港政策以“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导向，大幅调整，全面激活强硬的一面，强势推行港版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时至今日，香港分离主义和激进主义被全方位遏制，但人心回归仍未迎来拐点时刻。
对照当年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化被动为主动的历史经验，若想全面重塑被当年六七暴动改写的香港人心理结构，今天治港工作亟需来一场类似于当年麦理浩那样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一番大作为，破解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推进公平正义，给更多人以希望，让香港趋于良政善治，从而取信于民。毕竟，古往今来，踏踏实实的政绩，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才是天下归心的根本之道。这项大改革事不宜迟，应该赶在修例风波为北京治港政策调整所带来的正当性消散之前及早推行，否则拖延时间越久，越来越多的人将会淡忘修例风波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严峻危机，并且因为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迟迟得不到解决，质疑北京治港政策调整的诚意。
然而，在香港早已固化的利益结构和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迷思下，这项大改革极具挑战，既需要“一国两制”构想者、已故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所说“谁不改革谁就下台”之魄力和担当，又要有善于解决棘手问题、精于实干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后数年，即修例风波给北京治港政策调整带来的正当性红利耗尽之前，能否选拔出有魄力有担当有能力的治港者，进行卓有成效的大改革，事关香港人心回归和中国国家发展大局——无论是忙于抗疫而难以抽身宣布竞逐连任的特首林郑月娥，抑或已经宣布参选的商人冼国林，还是选特首之心路人皆知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甚至是正在摩拳擦掌的有识有能之士，不管谁当选，都必须“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莫再蹉跎香港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