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解．虐儿｜“童乐居”惊变“虐童居”——为何亲爱的总是最伤害的

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幼童留宿院所“童乐居”去年12月底爆出多名员工虐待近30名儿童丑闻，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检查共4.6万小时闭路电视画面，至今已拘捕16名涉案人员，全部控以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近年来接连发生多宗震惊社会的严重虐儿事件，当悲剧一再发生，社会不能毫无反省，离儿童最近、接触最多、最应该护儿的照顾者，往往成为摧残儿童的施虐者，我们的社会究竟出现什么问题？若要构建完善的保护儿童安全网，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缺陷？

无强制举报机制
虐儿长期未被揭发

去年底，童乐居院长收到院所附近居民举报，怀疑有员工虐待儿童。12月22日，院长通报社会福利署（社署）并报案，警方查证并拘捕三名怀疑涉案职员，随后展开深入调查，并拘捕更多人。

经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累计有26名儿童被虐待，年龄介乎一岁半至三岁，从去年11月中旬开始，便怀疑有职员用残忍手法虐待幼儿，包括大力掌掴、粗暴拍打颈部、将幼童从膝盖位置砸在地上、抓住幼童身体再抛向墙壁等。

社会对事件震惊不已，因为香港保护儿童会是以保护儿童福祉为依归的非牟利机构，而且长期受特区政府资助，但是2020/21年度，便获社署资助逾8800万元。该会辖下有29个服务单位，童乐居便是其中之一。

香港保护儿童会每年获近亿元公帑资助营运，却没能好好保护儿童，甚至长期未有察觉如此严重的虐儿事件，意味著内部监管及政府巡查均出了不少问题。

香港救助儿童会总干事司徒恩认为，受助机构全体职员都应有警觉性，一旦发现怀疑虐儿事件都要及时通报，什么情况需要举报、怎样举报、向谁举报都很重要。

然而，司徒恩指出，目前社会普遍缺乏及时通报怀疑虐儿个案的意识，不少人担心举报后会对学校或机构造成不良影响，形成不鼓励举报的氛围，不利于及时察觉并制止虐儿事件发生。

特首林郑月娥去年底在《施政报告》承诺尽快通过强制举报虐儿机制，此前法律改革委员会（法改委）发表报告书，建议在《伤害人身罪条例》当中增设“没有保护罪”，以加强对16岁以下儿童或16岁以上易受伤害的人——包括长者和残疾人士的保护。

该罪涵盖与事主同住成员、与事主有频密接触，以及对事主有照顾责任的人——包括父母、监护人及承担事主照顾责任的机构，如没采取合理步骤防止或制止虐待可负上刑责；如事主受严重伤害，最高可监禁十五年；如事主死亡，最高可判监二十年。

法改委的报告书出炉后，上一届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曾跟进讨论有关建议，当时政府跨政策局工作小组建议，强制举报机制不应涵盖社区保母、寄养家长、补习老师等。

乍看之下，“没有保护罪”刑责严重、具一定阻吓性，但仍存在问题。第一，立法工作要到2023年中才会正式提交立法会审议立法，期间难保不会发生骇人听闻的案件；第二，许多案例都在家庭内部发生，若想及早举报，家长尤其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人士。

我们不能再不闻不问——为何伤害儿童最多的往往是最亲近他们的人？

原因之一是，华人社会的家长有根深蒂固的“不打不成材”等观念，将体罚孩子看作是习以为常的事，而体罚与虐待的边界较模糊，稍不注意便会升级为暴力甚至虐待。

原因之二在于，社会整体环境及氛围偏消极，家长“自我照顾”不足就会影响儿童。去年1月，香港心理卫生会公布2020年年中就本港市民抑郁状况进行的调查结果，发现港人的抑郁指数再创新高，平均分上升至6.07分，受访者表示压力主要源于政治社会环境和疫情，分别多于六成。

建立“守护儿童”信念
从禁止体罚开始

虐儿问题不容忽视，但从一些数据上看，特区政府并不算十分重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当局究竟调拨了多少资源去处理？根据社署网站，2020-21年度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11队工作人员共处理7,002宗个案，但《香港01》在2018年翻查数据发现整个部门只有168名社工，并且还要处理虐待配偶或同居情侣、儿童管养权争议等个案，即每名每年肩负44宗个案，实在力不从心。

政府资源分配存在问题，必然影响福利服务质素，莫说要从速处理举报个案，连防范工作也毫不积极。信念决定思维，思维决定行动——我们不得不去质问，到底特区政府秉持的是怎样的守护儿童信念，才会如此轻视防虐政策，才会迟迟不愿从立法禁止体罚著手，全面杜绝儿童受到伤害？

香港救助儿童会去年底公布一项最新调查显示，42%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曾目睹儿童被照顾著体罚或辱骂；逾八成受访者认为父母若不惩罚孩子，孩子会被宠坏，而42%受访者认为父母有权决定应否打孩子。可见，身体及语言暴力仍是香港社会常见的管教儿童方式。然而，目前已有不少科学研究表明体罚无助于教育，全球已有62个国家全面立法禁止体罚，香港不仅未立法禁体罚，也没有就体罚厘定统一标准。

英国当局的“守护儿童”政策全方位地针对学校、志愿团体等机构，制定完善的框架。政策中对于如何对待儿童，有详尽的规范与描述，包括前期干预、如何防止老师或医生等受信任人士虐待儿童、处理虐待指控、如何与儿童进行棘手的谈话等，不仅保护儿童免受虐待，也尽量防止对儿童产生心灵伤害。此外，英国会为儿童配备导师，并且有清晰的措施指引，当儿童表示正在遭受虐待时应如何处理。

相比之下，尽管香港有不少机构均配备“守护儿童”政策、约章或咨询服务，但政府并没有出台具备法律效力的政策。一方面，社会上一直有声音倡议建立儿童中央资料库，但政府多年来没有采纳，在缺乏统一而清晰的统计数据前提下，难以针对本港儿童需求量身定制社会福利政策；另一方面，从教职人员、社工、再到社署工作人员，各方缺乏行之有效的统筹、规划与协调，即便有保护儿童的意识，也很难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中。

不难想像，即便强制举报虐儿机制在短期内落实，但特区政府对于保护儿童的意识、政策、法例，仍有许多改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