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龙尾滩对保育的启示——怎样才算“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服务平台（IPBES）于2019年发表一份全球评估报告，指出未来几年内可能有近百万个物种会因人类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而面临灭绝。其实，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的存亡十分关键，人类无法生存在一个没有其他生物、树林、海洋的世界。如果人类要与生态环境共生，便须好好遵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发展。不过，当世界各国在努力研究相关课题时，香港政府却依然将保育与发展站在对立面，一直与“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
保育生态全球有责
早于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会在大会上发表研究报告——《我们的共同未来》，为“可持续发展”这一词汇作出官方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的邪需要，而同时又不损及后代满足其需要的发展模式。”
其后，牛津学人Kate Raworth提出“冬甩经济理论”，指出经济发展应为社会需要提供基础，并尊重及不超越地球的可承载力。这个理论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极限，每个国家应遵守发展的上限以达至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状态。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全球各国都对环境保育持高度关注，根据联合国环境部门统计，过去50年来，世界各地政府已签署超过500项以上的国际环境协议，除了保护生态环境外，也有不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例如最为人所知的《巴黎协定》，惟这类的协定对于环境保育的实际作用不大，需要各国加强政策配合。
环境保育中有一句口号：“think global, act local”（国际思维，本土行动）——由自己身处的城市出发，而所有行动都会有国际性的影响。那么香港在环境保育方面，是属于建设的一群，还是破坏的一群？
香港表现过于参差
香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环保政策颇跟得上国际步伐，环保署成立以后，他们曾就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素的环境问题进行管制，例如设立《废物处理条例》、《水污染管制规条》等。当时政府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思维，还是出奇地有效的。
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首席讲师侯智恒评论香港保育政策时指出，从过往的政策比较，表现还是“有上有落”的，“上”的是例如政府去年有就2025年取缔外卖餐具进行咨询，而最典型“有落”的例子则是多年来闹得沸腾的龙尾泳滩事件。
大埔龙尾滩本是一个极具生态价值的泥滩，曾录得管海马、斑砂海星、海牛等逾400种海洋物种，而且是一个距离汀角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Site of Special Scientific Interest, SSSI）十分相邻的地方。然而，大埔区议会早年却以“大埔缺乏泳滩”为由，推动政府兴建人工泳滩。后来，政府“拍板”将计划纳入2005/06年度《施政报告》中25项优先展开市政工程之一。当时计划受社会各界关注以及反对，侯智恒亦是反对者之一，“大学有不少成员都表示这个滩并不适合做泳滩，为甚么要强行在泥滩上兴建泳滩？我真的不明白为甚么政府如此坚决，根本是违反生态理论。”
结果，龙尾泳滩开幕后，生态危机一一都浮现——部份被搬迁的海洋生物回流龙尾滩，每逢泳滩潮退时，都会出现满地海胆的情况，开幕短短五日已录得90宗泳客被海胆或水母刺伤的个案，泳客对待海洋生物的态度亦十分粗暴，有小孩甚至把海星当作飞镖把玩。确实，政府在事件上的理据颇为薄弱，处理手法亦甚为不当，但到底是哪一个程序出错，才引致这宗“悲剧”的发生？
环境教育极为重要
不论是龙尾滩的“起源”，还是开滩后泳客的表现，也能充份折射普罗大众对生态保育的不理解。不过，香港市民的环保意识不算薄弱，根据2010年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市民对环境保护意见调查》，尽管有96%受访者同意环保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但只有23%的人认为自己为环保做得足够。
“有不少人认为，环境意识是大众知道某些行为是不应该做，其实并非如此简单。知识只是其中一项因素，由知识转化至态度，最后到行为，是教育的最终目标，但很有机会这个过程会在中间停顿。”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主任曾宝强重申，大众会否保育环境，甚至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由多种因素影响。
香港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讲座教授李子建则解释，价值观教育中要令一个人将他相信的理念付诸行动，需要经历四个步骤——“知”、“情”、“意”、“行”。“知”为环保相关的知识，“情”为他们对于环境所产生的情感，“意”是对于环保的意志力。只有达到以上的三个步骤，市民方可做到最后一步——行动。
然而，曾宝强坦言，大众教育虽重要但“难做”，即使向大众推广环境保育的理念，若缺乏一定诱因，他们也未必会付诸行动。另外，环境保育的行为与社会文化思路相关，李子健指出，如果一个地方或国家的社群意识较强，会较容易凝聚力量进行废物管理或社会公益的环保活动。可惜，香港受英殖文化影响，社群意识不重，市民甚少会为集体利益而行动。
可幸的是，教育正正是一种可以改变社会文化的工具，只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教育策略相互配合，就能令教育能长远地协助社会发展与保育作平衡。
李子健认为香港环境教育应专注在三方面：第一，由幼稚园开始至小学，再推展至中学及大学的正规教育，可让环境保育的知识及理念层层灌输给年轻一代，让他们从小培养习惯；第二，是在技术方面推行非正规教育，由环保团体及大学教授进行相关研究，并在学校或社群举办活动，令公众了解更多相关资讯；第三，在专业层面上推行环保培训，例如有些国家会推行环境教育法，让不同行业定期接受培训，这也是香港政府可以仿效的。另外，曾宝强及李子健亦认为环境局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未能发挥其最大效能，期望委员会未来应加强推动可持续发展教育。
环评制度难以“把关”
除大众教育之外，当局对龙尾滩这类极具争议的规划时，是否具备足够知识水平和研究工作以尽量减低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府于1998年制定《环境评估条例》（下称《环评条例》），列明若有任何大型发展项目，均要就所导致的可预见环境影响及风险进行评估。尽管如此，龙尾滩事件却反映出《环评条例》有所不足，令发展项目凌驾于保育原则之上。
龙尾滩因邻近汀角红树林SSSI约413米，对出海岸亦是具高生态价值的马屎洲特别地区，所以政府要将其改划成人工泳滩时，必须通过环境评估（下称环评），了解影响及研究减低影响的方法才可成事。只是，外界就环评制度曾提出不少质疑，龙尾滩一事更引证了环评制度的不足之处。首先，龙尾滩的环评报告一直被质疑统计错误，例如当初环评指出龙尾滩的生态价值低，只有三种蟹类，但有生态考察队伍却发现环评报告内没有提及的稀有鱼类，更发现十多种蟹类。不过，环境咨询委员会依旧在众多的不确定及反对声音下批准通过环评报告，发出环境许可证。再者，侯智恒认为没有预计生物会在开滩后“recolonize”（再度移回）龙尾滩，是各方“睇漏眼”，环评亦没有预计龙尾泳滩的执行阶段（operational stage）对环境有何等影响，实在是环评“计漏数”。
既然“计漏数”，当局也应该采取相关行动防止情况继续恶化，但他们却没有任何行动，而他们的表现延伸至环评的第二个问题——过于制度化。环评制度只着重于工程对环境的短期影响，而非长远的生态影响，因此龙尾滩环评许可证的技术备忘录并没有列明生物回流滩上的处理手法。但是，侯智恒认为，即使环境许可证没有列明相关事宜，如果政府在在乎海洋生物，更应该做后期的补救。不过，这是政府的“通病”，只会跟从环评的技术备忘录术事，也不会多跟进后续情况。最重要的是，环评制度过于僵化，只列出不影响环境的最基本要求，不会随情况或时间作调整，令缓解措施未能真正有效地保育有影响的环境生态。
除此之外，环评制度也是一个较为被动的机制，环咨会没有权力要求任何工程进行环评，而是当有项目超过了一定的发展范围，《环评条例》才会强制要求项目进行环评。环评制度确实曾经试过暂停某些过度影响环境的规划，例如2001年环咨会否决了上水至落马洲支线计划以兴建架桥的方式进行，以免影响新田附近湿地。然而，这例子依然是极少数，环评只能判断项目是否符合环保准则，而非判断项目是否对社会有迫切需要，龙尾滩便是这个漏洞下的“牺牲品”。《环评条例》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成为一个“把关暂”，让发展及保育能够达至平衡，如果它无法“把关”发展项目带来的社会效益，也只会沦为一种“橡皮图章”。
生境补偿效果不理想
以上种种的问题，所反映的是政府对于发展与保育的态度，他们往往抱持着“先发展、后补偿”的态度行事，亦将保育与发展站在对立面。“人类，需要很多由自然环境所提供的事物，例如清新的空气、干净的食水。如果没有山林，生物多样性的量及质素都会变得很差。”侯智恒重申。然而，政府本着“先发展、后补偿”的态度，对于“可持续发展”是百害而无一利，而最大问题是——政府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存在不少缺失。
生态环境补偿（生境补偿）是一种“无净损失”，是通过在其他地方造林或恢复退化的土地，以抵销城通发展所造成的物种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可是，侯智恒批评，香港的生境补偿机制毫不完善，政府经常只向他表示补偿计划成功，却一直不愿意进行事后研究及提供资料。政府若希望以这种方法平衡发展及保育，应要有更紧密的研究、调整，不应再本着“做完就算”的心态。
不过，生境补偿本来需要的资源庞大，难以得到理想的效果，要达至发展与保育平衡就必须从根本的城市规划开始着手处理。特首林郑月娥于今年《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计划将新界北打造成一个创科基地。政府虽然计划收回私人拥有的湿地作保育，另一方面却建议利用“湿地缓冲区”，甚至“湿地保育区”的湿地作发展用途。香港规划师学会前会长谭小莹认为，如果真的要发展这些地段，便应进行更详细的计划，减少对当区候鸟的影响，例如考虑兴建较矮的楼房，更不应兴建任何玻璃幕墙。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城市规划的“二次机会”，谭小莹认为，“北部都会区”不应再是“新市镇还新市镇，山还山”，而是将两者融合，例如以“blue and green corridors”（绿化步道）连系整个城市及附近的自然环境，而最接近绿化带的建设应是愈来愈回归自然，“如果今次真的要发长这些地方，我们应该去‘玩’一些设计，但乡郊的环境与都会区不会感觉很割裂，两者也可以尊重对方。”谭小莹所提及的“尊重”，正是政府现在缺乏的特质。“可持续发展”，在政府眼中不应再沦为“口号”，而是要真正让“保育”与“发展”并驾齐驱，达至真正的“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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