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艳芳｜除了坚强、仗义、大爱、专业　我们还应延续什么？

2021年终于走到最后两天，但香港并没有什么弃旧迎新的憧憬，很多人甚至陷入一蹶不振的消极——因为这一年来，新冠疫情没有好转、经济表现持续低迷、外移人口越来越多、政治斗争没完没了。伤疤还未结痂就又给抓破，气压低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就像回到同样动荡不安和前途渺茫的2003年——由一签“凡事不吉”揭开序幕，以一代“传奇天后”梅艳芳离世作结。

当年今日，巨星殒落，全港哀恸，大家追封她为“香港女儿”，因为她短短四十年的舞台人生伴随著这个城市的飞越跌宕，而她的坚强、仗义、大爱和专业也是这座小岛的光彩映照，更重要的是她对香港的不离不弃，在每一个她自觉香港需要她的时刻，都会义不容辞地站在台上、走到最前，娱乐观众、凝聚大家，就算身体不适也从不失场。18年后的今天，香港经受空前的折腾和打击，人物传记电影《梅艳芳》的热映唤起了不少人的怀缅和哀思，但大家又能否跳出电影去重新认识梅艳芳的香港故事、更好地延续她穷一生精力给我们留下的精神启示？

认识梅艳芳
不能停留在片面政治想象

很多人都说，梅艳芳的一生就是香港的兴衰史。出生于1960年代的贫穷香港，不到5岁就和姐姐梅爱芳到荔园登台帮补家计，不但没有正常童年，而且受尽同学白眼，甚至日夜遭到继父脏话辱骂，临睡之前要把木棍放在枕边以防骚扰。1970年代香港经济有了起色，港英政府开始普及中学教育，梅艳芳却已在中二辍学，每晚连赶13、14个场子表演卖艺，唱足十个小时，唱到声带长茧也不能停歇，因为她已成为家庭重要经济支柱。进入1980年代，香港发展如日中天，因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而被赏识的梅艳芳全身投入演艺事业，并在自强不息和天时地利之下成为空前绝后的天王巨星，在歌坛和影坛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开启一个“港式流行文化”雄霸一方的黄金时代。到了前途问题徬徨不安的1990年代，梅艳芳已经淡泊名利，专注慈善和提携后辈。最后，在香港饱受沙士疫情、经济危机、政治争议的2003年，罹患子宫颈癌的梅艳芳先是筹办1:99音乐会，为沙士病患家属筹款、为医护人员和香港社会打气，再是奇迹般地举办8场个人演唱会向歌迷告别，45天后与世长辞。

“在今天这个浮光掠影的互联网时代，社会讲求‘潮’与‘In’，资讯更新的速度史无前例地快，我们遗忘的速度也是如此。当每天资讯如此泛滥，当男神女神货如轮转，我们何必在乎什么经典？何必唠唠叨叨地叫新一代回望过去？但愿梅艳芳的故事可以令我们稍稍放慢脚步，看看香港来时路，看看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脉络。梅艳芳的人生，以及她所代表的香港故事，并不是博物馆的文物，而是可以成为今天香港的思考资源与前进动力，并为香港未来提供一种可能性。”本身是梅艳芳忠实粉丝的澳门大学传播学系助理教授李展鹏在2019年7月出版的《梦伴此城——梅艳芳与香港流行文化》一书写道，香港出过不少巨星，但不是所有巨星都能留下精神，而梅艳芳的传奇绝对可以代表这座城市，她对表演的专业、对公义的执着、对弱势的关怀、对朋友的仗义、对后辈的提携、对香港社会的承担、对国家发展的积极，也都展示着这座小岛的良好特质。

不过，由香港安乐电影公司筹拍六年的《梅艳芳》自11月12日正式公映后，很多讨论都集中于一些集体记忆的留白，例如批评当中完全没有触及梅艳芳在“八九民运”期间如何动员香港演艺界声援内地学生的重要经历，然后对此赋予不少一厢情愿的政治想像，甚至简单得出“如果梅艳芳还在，她一定是个‘黄丝’”的结论。

但事实上，梅艳芳的政治面貌未必符合这些想像。例如她在1992年接受郑裕玲访问时谈及对内地开放演艺市场的看法，坦言当国家正在发生向好的变化，身为中国人的我们就应该给予支持，“而不是在背后踩多脚，否则双方就像弹弓一样，扯得太紧就会一拍两散，到时候外国人更加不会尊重我们中国人”；而在2003年社会因《基本法》第23条立法出现重大争议，她则认为“国有国法”，并不反对立法。按照诸如此类的政治现实推断，假如梅艳芳仍然在世，她确实不会对特区政府在2019年的强蛮修例不闻不问，但她也绝对会强烈谴责极端暴力和“揽炒”行为，并且痛心香港人自己打自己。

然而，这种推论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谁都没有资格代表梅艳芳作答。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在《梅艳芳：集体记忆和关于明星的政治想像》一文中如此解释那些想像的建构：“一种可能的诠释是，支持民主发展的市民，需要在不同界别中找到一些愿意坚持自己的价值理念、愿意为理念而牺牲个人利益的标志（icon）。”所以，只要一些集体记忆“缺席”，就马上有人进行“建构”，而他们建构这种记忆时并不在乎有关形象是否最为“真实”的梅艳芳，而只要能够符合某些事实基础和政治需要，就会不断地在公共论述当中重复加持、确立、延续。

问题是，如果只把对《梅艳芳》的讨论停留在片面的政治想像，也许是对“梅艳芳”认识的一种遗憾，甚至无法更好地梳理当中的变迁脉络，也就无法书写更好的香港故事。

“谈论《梅艳芳》，不能把它看成纯粹的电影文本，而是要把它视为杜鲁福口中的社会学事件。”李展鹏在影评《〈梅艳芳〉不只是部电影，更是个社会现象》引述法国导演杜鲁福对于电影成功与否的定义，认为《梅艳芳》从票房成绩（上映一个半月冲破6000万元）到广泛讨论的社会效应，已然成为香港的“社会学事件”；而尽管当中还有不少故事遗漏——例如她儿时受尽歧视的自强不息，开创流行先河的勇敢和创新，对待歌迷、朋友、后辈和家人的掏心掏肺等等，“但《梅艳芳》呈现的香港故事、捕捉的社会情绪，还有它抚慰人心的力量，已令电影成为一个社会现象。”

李展鹏所指的“社会情绪”和“抚慰人心的力量”，大概是电影和现实的时空交错，例如在梅艳芳离世的2003年，身患重病的她仍然积极筹办音乐会为香港人打气，甚至铿锵有力地反驳百般阻挠的懒政官员：“The show must go on……这几十年来，我都没见过香港像现在这么惨。以前好景，我们到处去帮人；现在逆境，我们更加应该站出来帮助大家。这个1:99音乐会，除了用来筹款成立基金帮助SARS康复者及其家人，其实最重要的，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帮我们的医护人员打气，帮香港打气！”——凡此种种的虚实场景，确实令人感慨万千，或是温暖，或是怀念，或是无奈后无来者。

而李展鹏所谓的“社会现象”是“奇妙”的：“这边厢，香港人继续狂追Mirror，镜仔展示星味与才华，一个接一个走红（梅姐若还在生，一定力撑镜仔这种新人）；另一边厢，梅姐成为社会热话，在戏院哭过后，大家继续寻访昔日香港。新的旧的，并驾齐驱，街上到处是梅姐，到处是镜仔。香港流行文化，有多久没这样热闹过？有多久没展示这种横扫全城的力量？”

可是，奇妙也好，热闹也罢，明眼人都明白，如今Mirror窜红的社会原因和时代背景，明显有别于梅艳芳有份造就的那个辉煌时代，甚至有些“政治正确”的意味和色彩，更像是当社会陷入政治热情退潮过后的虚无主义的表现——当流行音乐深陷低潮，正好有班年轻人矢言振兴广东歌，这确实带来一种敢于挑战的希望，难免令观众有所情感投射甚至心灵寄托，认为可以暂时逃离高压的气氛、寻找点滴的快乐、填充精神的缺失。

不过，如果我们一方面满足于各种的政治想像和表面的心灵慰藉，另一方面又怀忧丧志地怀念往年、怨天尤人、离乡别井，那实在有愧于这位竭尽一生都在践行香港精神的“香港女儿”。因此，无论《梅艳芳》呈现了一个怎样的“梅艳芳”，我们还得跳出电影去重新认识她的故事，才能更好地读懂她穷一生精力给我们留下的精神启示。

一步一脚印
谱写出“香港女儿”故事

那么，什么才是我们最应该重拾甚至传承的“梅艳芳精神”？

对于为舞台而生的梅艳芳来说，“The show must go on”的坚韧，既是《梅艳芳》从头到尾的线索，也是“梅艳芳”一生闪耀的写照——无论是小时候在歌厅跑江湖，还是爆红后至今仍未有华人女歌手能够打破的292场个人演唱会；无论是声援“八九民运”的“民主歌声献中华”，还是为“华东水灾”筹款的“演艺界忘我大汇演”；无论是发起抗议《东周刊》刊登女星裸照的“天地不容”集会，还是筹办为医护人员和整个香港打气的1:99音乐会；无论是为演艺人员争取社会尊重和福利权益而成立香港演艺人协会，还是为争取内地放宽对香港电影发行限制而自费组团赴京拜会国家部委——每一个她自觉香港需要她的时刻，她都会义不容辞地站上舞台、走到最前，娱乐观众、凝聚大家，就算身体不适也从不失场。

梅艳芳夺得金像奖、金马奖和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的电影《胭脂扣》的编剧、香港知名作家李碧华在她病逝后的悼文《花开有时，梦醒有时》中这一席话，则对“梅艳芳精神”有更深刻描述：“阿梅给我们的启示，是人若坚强、不屈、自信，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把不幸化作大幸，把有限延至无限，把自己回向他人。”

可惜，不要说梅艳芳病逝后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尝试延续她的精神，其实在她生前人们也不一定能准确对焦，因为个别媒体基本上是在描述另一个故事——夜夜笙歌、食客三千、感情生活混乱的“坏女孩”，甚至质疑她投身公益的动机。

对于这样的扭曲，流行文化学者、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名誉副教授吴俊雄早有观察，他在李展鹏于2014年所编著的《最后的蔓珠莎华：梅艳芳的演艺人生》中一针见血批评：“我感觉梅艳芳用了二十年去讲课，但传媒却没听课，这令人非常失望。其实，归于平静未必是梅艳芳的愿望，她穿婚纱也是要嫁给舞台。传媒就是这样，它可能在港闻版把你神化，然后娱乐版记者翻你家的垃圾，而且始终摆脱不到跌入成规。”

“我们把梅艳芳放大，让一个艺人变成‘香港的女儿’，这是好事。当然，无论是‘六四’时支持学生，到创立香港演艺人协会，她亦自觉把香港命运跟自己挂钩。事后，我们放大她的特质，她作为女性的主动、对生命的执着，以及她擅于表现自己的特性，都被视为可以代表香港。的确，如果香港有更多梅艳芳的特质，香港故事会更多元，而世界亦会更加好。”吴俊雄认为，“香港女儿”的称号之所以为人认同，其中一大关键在于以往主流香港故事论述通常都是以男性为主，只会强调香港男人的冲劲、奋斗和拼劲，却没有发挥女性“关怀”，而梅艳芳的“大爱”正好丰富了香港故事的面向。

梅艳芳出殡后，吴俊雄曾以“梁款”为笔名撰写《一个丧礼，两点体会》一文，提到香港人认同梅艳芳是“香港女儿”的另一种观察：“一、香港人对香港有情，这份情一直靠本土演艺事业聚焦推动；二、香港人肯为香港说故事，这些故事许多时在本土演艺巨星身上全数显现。”那时，电视台连日直播整个丧礼，就像全民参与的聚会，相关报道铺天盖地，正好帮他重温了这个由荔园爬到红馆、跨过东洋、再面向世界的香港传奇，也让他感慨：“在梅艳芳面上，我看到由低做起、力求百变、不断自强、劈烂冰山的港式蛮劲。在梅艳芳身上，我找到一种因成熟而来的傲气和林奕华（香港编剧、作家）说的师承海外但无限地青出于蓝的港式showmanship。看见梅艳芳，我看见香港。”

什么是“师承海外但无限地青出于蓝的港式showmanship”？“当年的梅艳芳一出现，就已经对以前的世界说再见。”在香港电台2007年年底播出的《不死传奇》当中，吴俊雄这样解释梅艳芳之于香港流行文化发展的震撼和成就。他后来在李展鹏的著作中详细解释了这个说法——首先，她在跟以前的女歌手说再见，有别于徐小凤等人的温文和内敛，“有技巧地把感情释放出来，有一种对人生作拷问的唱法。她无论低音高音都处理得好，可以把歌变得雄壮。各样的技巧，令她与别不同”；其次，她在跟旧世界说再见，一方面她积极参考麦当娜的性解放元素，“跟陈宝珠、萧芳芳不同，梅艳芳较主动吸收一些西方的想法，并融入本地”，另一方面她亦努力吸收80年代的日本华丽表演风格，并且将两者通盘本地化，甚至可谓“港式自由主义的尝试”。

有些人把梅艳芳视为“东方麦当娜”，但吴俊雄认为两者存在不同的历史意义，因为麦当娜出道的时候，美国已经经历第二波女性运动，尽管她没有完整的性别论述，但确实有其性别政治的背景；反观梅艳芳崛起时，香港并没有任何女性运动背景，社会整体仍然相当保守，可以说根本没有任何理论支撑，却能打破禁忌、肆意生长、发光发亮。

一个令吴俊雄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是，曾被电台禁播的歌曲《坏女孩》竟然能够“入屋”（传入香港千家万户），“当年人们说梅艳芳衣着暴露，歌词教坏细路，但这种批评仍然不敌群众的喜好，这对整个社会文化来说是一件好事……梅艳芳的声色艺盖过了道德争论，这是我喜爱八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原因，当时没有边界，可以尝试破格的东西。那个年代，世界流行文化也正在破旧立新。”

“梅艳芳的特别之处是她有很多交心的朋友，而且她一生经历丰富，跨越了几段历史，每个时期跟不同的人建立关系，因此，重拾她的故事，就是了解香港流行文化世界，亦是了解香港故事。香港有个大背景，它是政治上的孤儿，但也没有政治教条，香港人开心不开心都投射在流行文化中。讲到香港故事和流行文化的关系，梅艳芳是很重要的点。”吴俊雄以此总结梅艳芳和香港人的密切，是个和我们同唱同和同呼同吸同喜同悲的“香港女儿”。

李展鹏也在《寻找女儿的香港——梅艳芳所代表的港式文化》一文，强化梅艳芳紧扣香港的论述，而“没有政治包袱”正是那个年代的特征：“梅艳芳与观众的密切关系背后，是流行文化与香港人的唇齿相依。曾经，歌影视作品是香港文化输出的最大强项，亦是香港本土认同的最重要寄托。无论是社会学者马杰伟或文化学者洛枫都曾指出，流行文化是香港文化的核心，是香港人认同的基础，甚至是香港历史的铭刻之处。至于政治，尤其在殖民时代，并非香港人的关注重点。”

外求与内化
缔造香港潮流文化辉煌

“外求”和“内化”都是梅艳芳成功推动香港流行文化发展的关键。

“外求不只是梅艳芳的选择，而是香港的选择：打从七十年代起，香港接触大量西方文化，学者称之为一个‘杂唛’或‘半唐番’时代。到了八十年代，香港经济火红，跟西方文化亦步亦趋；香港跟中国内地回异的文化与生活形态，正在呼唤一种新的文化自我表述方式。”李展鹏分析，那时的香港并没有传统的中国文化和纯正的西方文化，但总能在保留中创新、在植入中变异，而梅艳芳从歌路到形象正是如此兼容并蓄，虽然有着西方和日本的影子，但并没有在盲目“外求”中迷失自己，而是能和自我价值互相结合，“内化”成为与别不同又淋漓尽致的个人风格，“她对外来文化的挪用，不是懒惰的‘拿来主义’，而是‘手到拿来’的挥洒自如，创出的是别无分家的‘梅艳芳风格’——一种香港商标。”

“那种透过借用的自我建立，正是当时香港文化的表征。香港人喜欢梅艳芳，除了是被她的声色艺迷倒，大众其实还在参与一种香港身份的建立，在‘why why tell me why，夜会令禁忌分解’的洋化歌词与舞台动作中，观众找到的是一种城市认同，一种有别于中华母体的香港文化。这种文化在七十年代已经萌芽：许冠杰一时轻唱有如古诗的‘曳摇共对轻舟飘’，一时又大唱英文歌。这种混杂的特质，由梅艳芳透过其百变形象发扬光大。”李展鹏从梅艳芳的成功经历，强调香港本土文化绝非排他的特质，绝对有别于今天“非我族类”的二元对立，从而带出近年香港流行文化没落的原因——没有海纳百川的包容和创造。可以说，当年全城对她离世的哀悼，不仅是对那段美好时光的怀念，更是对香港建立主体意识和本土文化的追认，甚至是对一个历史阶段的总结。

可惜，社会通常对流行文化抱持负面观感，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们尤其如此，所以从没深入研究自1980年代开始兴起并且席卷两岸、日韩及东南亚的港式流行文化热潮对于香港的文创产业发展和精神面貌塑造等等方面究竟有多大贡献，自然也会忽略一个地区的经济基础、生活品质及社会气氛等等因素对于流行文化的发展究竟有多大影响。

在那个流行文化盛行的年代，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剧集成就了“港产”的辉煌，周润发和成龙撑起的警匪片红遍亚洲，“无厘头”的周星驰电影是不可取代的经典，从许冠杰、谭咏麟、梅艳芳到“四大天王”等人开创和继承的广东歌潮流亦屡屡在整个华语乐坛称霸——回想那些年，有人写出忧国忧民的侠义情怀，有人演出肝胆相照的英雄本色，有人道出荒诞夸张的港式幽默，有人谱出同舟共济的拼搏精神，有人唱出荟萃中外的香港风格——而那无疑也是个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产业发展兴旺、向上流动活跃、公共服务充足、生活负担较轻，香港人不至于只为三餐奔波，没有太多焦虑和怨气，可以有些闲情逸致“追星”，达到文化层面的精神满足。

那时，香港制造业发展蓬勃，并以“价廉物美”、“品质可靠”的“香港制造”享誉中外，当中又以纺织、制衣、电子、塑胶四个行业作为龙头；尽管后来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但又“正好”遇上内地自1978年实施的改革开放，得以大幅降低经营成本，令香港继续保持繁荣，也带动房地产炒卖和股票交易市场的兴盛。因此，在“亚洲四小龙”当中，香港的消费力最为惊人，这又在一定程度为流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济基础。例如，很多人愿意花数百元看一场演唱会，在1985年至1991年的6年之内，梅艳芳累计在红馆开了103场演唱会，刷新女歌手个唱场数纪录；而她每张唱片销量都是数以十万计，备受争议的《坏女孩》就曾热卖72万张创下香港新高。

不过，“黄金时代”已不复在，经济发展停滞、产业结构单一、向上流动缓慢、资源分配不均，人们生活压力面临“爆煲”，而“港产”文创亦江河日下，基本已无“星”可“追”，人们也在社会高度政治化下转为追求虚无飘渺的“民主自由”，以为这是令香港“回到过去”的灵丹妙药。

可是，虚无总会过去，人们总会醒来，但治港领袖们似乎未曾借此进行反思——到底应该如何透过夯实经济基础、实践公平正义、提升生活品质，从而帮助市民从焦虑和怨气中解放出来，得以安居乐业、享受大众娱乐、寻求心灵满足？又该如何检视文创产业发展弊端、推行什么产业政策，好让中外荟萃的港产流行文化能够继续在两岸三地占有一席之地，使得大家重新建立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更加遑论，要从“香港女儿”的故事中感悟出些什么。

“社会与她一直在互相观看及想像：她在想像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也在想像她。她渴望凡夫俗子的生活，觉得那才是幸福，而大众则仰望她赞赏她，因为她代偿了大众缺乏的不凡。”李展鹏在《梦伴此城——梅艳芳与香港流行文化》中，用香港的“自我”和“他者”作为思考框架看待梅艳芳和香港故事：“在她生前，大众以某种距离在观察他者——一个复杂的女人和难解的明星文本，然后从这个他者去建构社会的性别意识；在她死后，香港人则在她身上看到自我——一个同样难解又复杂的香港故事，然后从她跟香港人的共同自我去回顾历史，并思考香港处境。”

“如果动辄借用梅艳芳来想当年，一方面批评时下艺人，另一方面感叹香港时势，这不见得有正面作用。其实，梅艳芳既可代表一种断裂（昨日光辉与今日黯淡），也可代表一种延续。究竟，香港文化中可贵的多元混杂如何得以传承？梅艳芳对社会公义的执着如何连结今日香港的公民觉醒？梅艳芳身上的混杂性如何帮我们反思今日一些颇为狭隘的本土观？只有这样延续，梅艳芳这种港式文化遗产才会免于被‘博物馆化’，而继续发挥它的力量。”这是李展鹏对于“梅艳芳精神”之于当下香港存在意义的反思。

李展鹏强调，那是一种为了她所热爱的舞台和香港百分百奉献、甚至为此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精神，“这种‘梅艳芳精神’不是博物馆内的静态展品，而应该是在今天仍然风雨飘摇的香港，作为某种思考与行动的资源，鲜活地延续下去。”

“香港以前是我的家，现在是，永远都是。既然是我的家，无论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站出来，尽我一份能力，就像我的好朋友们，在我有需要的时候，也会站出来帮我。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要让香港这个家更加光芒四射，让这颗东方之珠更加灿烂！”——1990年香港基于回归问题和六四创伤出现大型移民潮，《香港电台》特此发起“香港心连心大行动”，呼吁香港人团结一致，而梅艳芳这番感人肺腑，在今天仍然受用。

2002年香港经济衰退、社会不景气，梅艳芳也特别在演唱会献唱《狮子山下》，以此勉励香港人同舟共济：“今天的香港，大家都很低迷、很迷失，其实各行各业都会遇到低潮，香港很需要大家再有信心和希望...只要有信心，我相信香港很快就会度过这段艰难时期。”

撰文：香港01首席记者黄云娜

注：原文刊登于2021年11月29日出版的第293期《香港01》电子周报《梅艳芳精神就是香港精神：The show must go on！》，本是付费内容，适逢梅艳芳逝世18周年，特此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