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给Z世代的《青春弑恋》|谋杀未遂的台北车站行凶事件

撰文: 01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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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记录“太阳花学运”的《我们的青春,在台湾》夺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傅榆在金马颁奖典礼上发言:“希望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最大的愿望。”自此,掀起一场“国家认同风波”争论,内地电影与金马奖几近绝缘。

2021年,两岸三地影人同场较劲不再,金马奖声势不如往昔,较瞩目的赛果是“最佳纪录片”为记录香港社会运动的《时代革命》。有评论认为台湾电影及金马奖正处于一个危险的位置,内地优秀的电影拒绝竞赛、中港合拍片鲜有参赛,部份报名的港产独立制作尚未成气候,台湾电影仿佛失却可堪匹敌的竞争目标。

获五项提名、空手而回的台湾片《青春弑恋》被抨为是对名导杨德昌“拙劣的模仿”,此片应该是一声警钟,让电影创作者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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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何蔚庭过去在影展多有佳绩,是以新作引人注目,可惜此片却劣评如潮。《青春弑恋》是当今台湾都市青年的众生相,导演明言是拍给年轻人,特别是从小就活在虚拟和现实之间的Z世代。可惜,电影描绘的年轻人世界:沉迷电玩、喜欢cosplay、追求虚荣都非常脸谱化。明明应该是内心戏的话,竟然大声说出口,只是为了让观众知道角色的个性与想法。也许在导演的心底,这些人物都不是活的,只是工具。所有角色的动机、心理变化和他们的行为,都只是为了证明导演对年轻人的“观察”。

《踏血寻梅》导演翁子光剖白,曾与女主角春夏拜祭真实事件中的受害者嘉梅,当时春夏哭得很沮丧,像拜祭故亲一样悲恸,仿佛与死者有一份难解的情谊。(电影剧照)

《青春弑恋》可说是一宗谋杀未遂的故事,而且使用了荒唐的演绎手法。导演根本没有深究年轻人的思想行为,便扮演起上帝。近年,台湾有许多回应社会事件的影视作品,无论是随机杀人(如《我们与恶的距离》),青年人的状态(如《阳光普照》),还是底层人的生活变化(如《大佛普拉斯》),有些甚至是用深度新闻报道的方式呈现。如何深入讨论社会的真实事件,实际需要创作者认真探询各层面因素。正如港产片《踏血寻梅》的导演用谦卑诚恳的态度去谈论事件中的死者与杀人者,以及身边的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青春弑恋》的英文片名“Terrorizers”与杨德昌的《恐怖分子》雷同,可惜遭影迷指斥是对杨导作品拙劣的模仿。导演何蔚庭则回应,“我从来没有说我跟谁致敬,我是看杨导(杨德昌)、侯导(侯孝贤)电影长大的,潜移默化难免,潜意识出来的我也没有办法,而且潜意识出来的不是很好吗?代表不是假的东西。”(电影剧照)

详细内容请阅读第295期《香港01》电子周报(2021年12月13日)《《青春弑恋》:一次自满的想像》。按此试阅电子周报,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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