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香港主义下的种族歧视：无处不在，无法想像，无可奈何
尽管香港自诩“多元包容共融”的国际大都市，但这个单一种族社会中，不同种族的人群常常遭遇带有攻击性的明显差别待遇，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南亚少数族裔人士受到的歧视比平日更加明显。这背后有殖民历史因素造成的刻板印象，也有中文教育制度不足造成的阶级桎梏。而特区政府在公共服务、住房供应、就业权益保障、中文教育等方面，仍没有为少数族裔人士的处境带来明显改善，他们长期以来都处在天枰倾斜的另一端。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陈德茂对《香港01》表示，在当前语境下，“少数族裔”更像是形容地位低、资源少、权力少的群体，并非指向人口数量。
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指出，在殖民历史中，香港人对白人一直存在“他们高过我们”的美好想像，而深肤色的族群则延续了“我们高过他们”的优越感投射，这造就了种族关系政治。
本世纪初，组织融乐会为方便提出倡议、争取正当权益，曾一度用“少数族裔”统一形容这些长期贫穷的边缘化社群，久而久之便形成一个带负面色彩的标签。
近年来，香港本土思潮日益高涨，这种极度自我中心、带有“大香港主义”色彩的排外情绪则更加强烈。
即便《2016年香港少数族裔人士贫穷情况报告》显示，大部分南亚裔族群为基层，教育水平有限，政策介入后（恒常现金）贫穷率仍然达17.6%，他们迫切需要政府主流福利服务。
然而，“政策二十一”及香港大学公布的研究显示，有不少受访者表示并不知道少数族裔人士中心提供的服务，语言障碍、认知度偏低是两大主要原因，加上很多少数族裔人士没有使用公共服务的意识，更不会主动了解加深认识。
对于少数族裔劳工问题，政府并非完全袖手旁观，自2014年推出“少数族裔就业服务大使计划”，以提供就业支援；此外，政府还在2020年11月委聘两所非政府机构推行“多元种族就业计划”。
但是，截至今年7月底仅453人参加计划，录得144宗成功个案，相对于近45.7万少数族裔劳动人口，实在少得可怜。并且，劳工处就业中心至今没有少数族裔人士就业科，就业中心仅两名就业助理来应付诉求，实在让人怀疑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
语言是另一个关键。立法会资料显示，超过五分之四的南亚裔人士未能书写中文，2017年报考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非华语学生中，不到10%的人应考中国语文科，合格率仅27%。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梁慧敏对《香港01》表示，少数族裔人士的母语与中文差异很大，但非华语学生的中文教育制度存在较多问题，例如课程和教材适切度均不够、老师的教学技巧不适切、考核标准一刀切等，建议从小学开始调整，彻底实行“双轨制”，将非华语学生和华语学生分开教学，全面发展学生听说读写的中文能力。
尽管教育局有意提升师资，从2014/15学年起推出“教授中文作为第二语言”专业进修津贴计划，资助教师针对非华语学生的专业教学能力和技巧，但据政府公布，过去三年获批申请的教师人数共30名，提高教师这方面的能力仍道阻且长。
可见，香港主流社会对于“他者”的偏颇想像使得种族歧视观念根深蒂固，影响少数族裔人士的福祉。
陈德茂认为，政府应带头在政策上全方位地帮助少数族裔融入本地，建构真正的共融社会，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公众开放的心态。
放眼国际，香港应向澳大利亚及新加坡学习多元种族共融政策。澳大利亚联邦制定国家统一的课程纲要，便于各州有全国性的统一参考标准。澳大利亚以英语为母语课程，全国都必须学习，而语言课程从幼儿园便开始进行，持续到十年级（即香港的中四），第二语言课程具有特色，由该类语言专长的教师教学，报考拉丁语、中文、法文、德文、印尼文等。
相比之下，新加坡则是一个“大熔炉”，在该国总人口中，华裔占76.2%，马来裔占15%，印度裔占7.4%，而欧亚混血人口和其他族群占1.4%。为促进社会和谐，新加坡充分维护多元族群的文化，拿出一视同仁的态度，打破多种族之间的隔阂。
此外，新加坡当局将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并列为官方语言，降低语言的复杂性，便于沟通。学校开展双语教育，英语作为主要交流语言，各族群学生自己的语言则为第二语言。此种方式既可保持新加坡的国际化，也可助不同族群公民相互之间顺畅沟通、并保护自身独特文化。
香港的国际化不应单单停留在表面工夫，而是深刻反思，如何在维持相对统一沟通、相对统一标准的前提下，将“他者”变成“我们”，实现包容和谐共融的精神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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