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区重建“士绅化”的挣扎：在消失中传承

时代更迭，城市老化的问题愈发严重，市区更新渐渐变成一种不可逆的趋势，随之而来的“士绅化”也无处不在。市区重建局所构建旧区重建的“美梦”，对当区居民而言，更像是一场无奈的“恶梦”。以往所熟悉的家园，转眼被豪宅高楼包围，老店租户因重建后租金翻倍而被逼迁，诸如此类的例子在香港比比皆是，在地文化却在慢慢消逝。

西方士绅化由下而上形成

香港土地房屋供应紧绌，除了开发土地建屋外，旧区重建亦是政府用作增加房屋供应的方法之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港英政府尚未大举兴建公共房屋，除寮屋居民外，大部份华人均居于港岛及九龙的旧唐楼；数十年过去，这两区也率先成为特区政府清拆重建的对象。“重建”本来有利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但香港的重建项目经常将旧区重建成高级住宅区，擡高该区楼价及物价，造成“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现象，令原居民因难以负担该区的生活成本而无法迁回。

“士绅化”现象最早源自西方，于1964年由英国社会学家Ruth Glass提出，以形容当时伦敦某些原是劳动阶层居住的地区被中产阶层“入侵”。美国则在四年后即1969年出现这个词汇，但语意和内涵完全有别于英国——当时白人Everett Ortner在美国布鲁克林（Brooklyn）创立赤色砂石住宅复兴委员会（Brown Stone Revival Committee），他以提倡保留这种建筑特色为由，说服中产和上流阶层的白人搬到该地，他的文章甚至形容“士绅化不是种族灭绝，而是创世纪”，后来布鲁克林则成为一个因士绅化而闻名的地方。

直至1979年，美国麻州理工都市研究教授Phillip Clay提出士绅化的四个进程。士绅化的第一阶段，由一些没有政府或机构撑腰的平民艺术家搬到贫穷社区开始，他们会整修房屋，而渐渐地，会有更多人慕名迁入。第二阶段，这个社区出现明显变化，愈来愈多人购买当区房地产，有的想塑造社区文化，有人是小型投资者；传媒也争相报道该区新闻，空置率逐渐下降，但一些基层却因租金上升而被逼迁。第三阶段，中产阶层开始在社区取得决策性的地位，例如主导社区组织委员，并向外宣扬是中产“移居圣地”；银行也会向该区借出更多贷款，整修房屋的由普通人变成开发商，警察及保全措施亦随之增加，旧居民与新居民之间开始发生冲突。最后一个阶段，社区完全士绅化，并愈来愈富有——居民会由第一阶段所迁入的艺术家，变成上流精英，空屋会被改建成昂贵住宅，正式成为一个无法容纳基层的社区。

从Phillip Clay的理论可以看出，传统的士绅化并非一朝一夕的事，由第一阶段至第四阶段也需要一段长时间，并且是一种“由下至上”的方式作转变。不过，即使“士绅化”看似自然发生，也不代表政府或商界没有参与其中，甚至起了主导作用——以上述布鲁克林事件为例，在1974年，为招徕更多中层或上流人士迁入该区，Everett Ortner曾经举办“重回城市大会”，而大会获得当时纽约发展委员会及布鲁克林联合媒气公司的大力赞助。

香港士绅化由上而下推行

香港同样存在“士绅化”，但有别于西方的“由下至上”的演变，香港更似是“由上而下”地推行，而市建局和发展商则经常被指摘为旧区士绅化的元凶。例如，2010年湾仔利东街正式封闭动工重建，由满街旧唐楼及小店的街道变成豪宅及名牌店。旧利东街的地舖全是印刷囍帖的小店，所以利东街原本亦俗称“囍帖街”；时至今日，有不少人仍然改不了口地将利东街称作“囍帖街”，但事实上它已经再没有囍帖，只有地面一堆名牌商店。又例如今年6月屯马线全线开通，宋皇台站压中俗称“小泰国”的九龙城，连同启德道/沙浦道重建项目，当区的舖面租金亦相继提升；据《香港01》早前所报道，当区的泰人组织称五年前九龙城共有100间泰国店舖，如今已有30间相关店舖撤离九龙城，“小泰国”恐怕会被瓦解。

当然，香港不是没有“由下至上”的例子，但同样不如人意。深水埗是香港其中一个最老旧的地方，可说是香港的“贫穷区”，但近年区内的大南街出现多间咖啡店、艺廊、唱片行等特色商店，一杯普通咖啡也要几十元，与同区基层市民“格格不入”。这个现象引起传媒广泛报道，坊间亦担心“Sham Shui Po is the new Brooklyn”（深水埗是新的布鲁克林）。

可以说，无论是“由下至上”还是“由上而下”，士绅化都对香港社区影响甚广，不但导致基层无处容身，亦渐渐失去独特在地文化。然而，士绅化真的是开启新时代的必经过程吗？

坊间普遍担心士绅化破坏社区文化，害怕别具特色的社区会沦为一个个“只有砖头，没有灵魂”的街区。不过，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副教授李佩然接受《香港01》访问时提醒，在判断士绅化会否破坏社区文化之前，应先了解什么是“社区文化”，而该文化往往不能以片面之词简单解释：“我认同每区都有特定文化，但如果‘文化’这个字形容得过于笼统，或者我们的思考模式过于generic（通用的），其实未必切合不同地区及群体的需要。”

李佩然解释，文化的汇聚不是一个刻意形成的群体，而是有一些人在某个地方找到一个生活的空间，然后慢慢在当区形成一种独有的特色。以九龙城的“小泰国”作例子，李佩然表示，泰国人移居香港的历史悠长，少数族裔通常会选择与同乡聚居，他们的物质文化便会随着这一批流徙的族群而被带入社区，久而久之，他们便会在该地方扩展他们的生活空间，而这是人口高度流动的一种现象，“Raymond Williams（英国文化研究学者）说的，Cultural is ordinary（文化是通俗的），文化源于生活，为什么我们不能从生活去观察文化，而是要从一个‘假大空’的文化定义，将其凌驾在生活之上？”

士绅化压缩社区经济空间

总括而言，一个社区的文化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它没有办法被量化，亦不能以言语说清。那么，以居民生活的角度，与其说“士绅化导致社区文化的失去”，应该说士绅化在某程度上切断了当区原本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导致当区的生活面貌被改变，令本来由前人所建立的社区文化、一种值得被人忆记的生活面貌、基层市民需要的生活空间，被新的文化冲洗过去，最直接影响到的是小商户的生存空间，而这种生存空间被称为“社区经济”。

根据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邹祟铭其中一本主编著作《墟冚城市：在地自主经济与良心消费》，社区经济（或称为社会经济）是指一些在主流市场以外的另类经济实践，其目标在于重建隐藏于经济活动背后的社会关系。社区经济算是一种社会运动，用作对主流经济垄断的反抗运动，争取保留基层市民的城市生活空间，例如街市、墟市、小店等，它容许一些以低于主流市场价格出售货品的商户存在。这些商户能够成为维系该区街坊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例如以往每年4月都会有泰国人组织在九龙城举办泰国泼水节，筹办过程也有不少当区商户参与，不论是泰国商户还是华人商户，都会协助提供食物或资金，令活动顺利进行。可以说，社区经济对于连系当区居民以至地区文化的演变，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邹祟铭接受《香港01》访问时表示，社区经济的作用，是提供一个可以跨阶层的城市空间，兼容更多的弱势社群，令社区更开放及多元。他解释，现时有两种“社区经济”，第一种是在旺角、油麻地、深水埗一带的传统墟市、排档及地摊，这种经济体参与的门槛颇低，例如天光墟是容许小贩售卖廉价的衣服、厨具用品等，是当区基层市民可负担的；第二种是九龙城、土瓜湾、红磡一带的商舖及小商场，这种社区经济则可容许更多不同类型的行业或不同档次的中小企存在，例如新蒲岗广场会有一些卖花的店舖，也会有些补习或卖零食的店舖。

这些社区经济体会渐渐形成独特文化，而不同地方的人都会为这文化而聚集，例如当有人想购买价钱较便宜的电子产品，会想到深水埗的鸭寮街。邹祟铭说：“文化是一层层累积下来，文化不是主题公园，而是不同年代的人留下的足迹或活动的记忆，而慢慢地形成的。”

但士绅化的出现，除了导致舖租攀升，楼宇设计也受到不少影响。“基本上就是将那些旧楼全部铲走，很大程度会兴建一些没有街道的新楼。没有街道的意思是，这些楼宇的底层是没有舖位的，尽可能没有任何商业活动。九龙城暂时未发现这个情况，土瓜湾则局部发生了，但街道还在。”邹祟铭指出，市建局经常会以“新城市主义”的概念进行规划，即着重于绿化环境、行人友善，例如西营盘有些重建项目，地面被改建成公园，平台层也会是一个可让非居民行走的绿化通道，“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假装街道整洁，行人能走得舒服，但与邻近街道根本格格不入，不是与旧区相似的街道。”

在地文化并不必然失去

他续指，上世纪五十年代是香港发展工业化的时期，当时有不少地方都改建成工厂大厦，而这些工厂大厦是当时主流经济的代表；尽管工厂大厦与社区经济的城市规划不太脗合，但当时两者能够互相兼容。那么，现在的城市规划能否像从前一样，可以容纳不同形式的经济？邹祟铭不太乐观：“可惜，九十年代打后的第三代新市镇已无法容纳这种兼容性大的规划出现。”

邹祟铭认为社区经济是由“草根活力”所产生的，“庙街、囍帖街、有很多厨具店的油麻地上海街一带、有很多嫁娶用品店的街市等，它们蕴含不同的文化，全都是草根自发地出现，而非特意兴建一个文创基地去做的。”不过，现时的市区更新往往令旧区高档化，令小商户无法在当区生存，这些商户消失的时候，它们所维系的关系也会随之而改变，一直累积下来的文化价值亦会被瓦解，囍帖街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香港不会再有另一条囍帖街，而这条街道的文化亦会失去。

社区发展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少不免会有士绅化的情况出现，因为市区更新所伴随的是土地价值的提升，必定会有小店无法抵受攀升的地租而被迫离开当区，小店为社区带来的文化亦无奈地会被消失。

“有人口的流动，便会有人口的离散，我们不能要求一切都一成不变，虽然有很多宝贵的事物会随着社区发展而变质或消失，但有可能有一些（改变）是值得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消失之前做些什么？”李佩然认为，人口离散是必然，但依然可以进行保育，例如湾仔蓝屋建筑群及附近街道，是一些非牟利机构主动与居民组织，尽量保留一些地区特色，“无论什么事物都会消失的，但在消失以前，我们可否做一些事去保留这些记忆，或者在传承方面可否跨越地域的限制，或者是地区的限制？”

香港大学建筑学系建筑保育学部助理教授余家声以湾仔“囍帖街”及蓝屋建筑群作解释，蓝屋建筑群经历过士绅化的洗礼，有较多新迁入的居民，但其社区还是保持着“老样子”，因为该街区士绅化的速度较慢，所以还有很多旧店舖能被保留下来。

“如果我现时要到湾仔买新产品，我会到利东街（囍帖街）；如果我要买比较传统、有特色的产品，我便会到蓝屋那边的街道。士绅化有时是基于大环境的转变，不能够将那个地方分成一格一格，当利东街完全变成一个新事物时，是否就代表没有特色、完全没有意义？不是的，其实它是肩负着一些我们不想发生在旧社区的事情。”余家声说。

如何在消失中传承？

可以说，正正因为“囍帖街”的“牺牲”，方才令蓝屋建筑群附近的街道得以保留原先的风貌。宝贵事物的失去，能换来另一个宝贵事物不被士绅化冲洗过去，也可算是值得。

不过，“一物换一物”的方式不算是保育，政府或社会可以做得更多，让这些文化能被后人忆记或传承。虽然士绅化是无可避免，但政府事实上可以将它的速度拖慢，余家声表示，利东街的重建项目是100%的转变，而相比之下，深水埗大南街则会是30%的转变。其实，利东街曾经有机会可以保留当地的社区经济，当区居民在街道被重建前曾组成“H15关注组”，向市建局提出“哑铃方案”，保留利东街中段唐楼，只在街头街尾兴建住宅大厦，然后让原区业权拥有者分阶段迁回。但是，城规会否决了这个民间方案，而市建局后来亦向城规会提交了相似的方案，却不包含“楼换楼，舖换舖”的原则，所以重建后，因舖租及楼价太昂贵的原因，该条街道的旧居民没能留下，令“囍帖街”的特色消失。

“社区的构建，很大程度是由该地方居民所得到的服务，包括政府、非牟利机构以及店舖所提供的。我们经常说‘老字号’，这些‘老字号’其实会令人不止一次到访该地区。”余家声指出，这些元素能够贡献于社区的构建，如果市建局或参与重建项目的持份者能够维持这个元素，事实上可以协助该区顺利过渡重建的时间。当居民在街区重建的时期还可以使用到他们的服务，社区不会瓦解得太快，而旧店舖也慢慢地可以融入在新发展之中，或许能构建一个更独特的街道文化。另外，市建局以往有一些政策能协助特色商户在重建后重返该区营业，例如2007年市建局有一个专为旺角洗衣街重建项目而设的地区特色“体育用品店”安排，用作保留当区特色。余家声表示，这个计划能够协助保育街区，但市建局在界定特色店舖方面需要下点功夫，例如要考虑该店舖的运作年期、资助的年数等，必须进行一个详细的计划；市建局亦可以考虑在重建时将一个舖面㓥成两个，让两间小店合租一间舖位，减轻他们的租金负担。

其实，保留社区文化最终的目标是达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保持城市的多元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余家声认为：“所谓保育文化，并非墨守成规地将所有旧事物留下，而是让这些旧事物在新的发展下依然能够贡献我们的文化生活。”

不过，关键还是在于特区政府的取态。市区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居民的生活质素，假如所有重建项目的地方都受士绅化影响，居民失去了原有的生活空间，岂不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