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文三语｜郑燕祥：香港教育的可能
郑燕祥接受访问时，有过三次短暂的沉默。一次，是谈及过去频写文促检讨教育改革，唇枪舌剑后却没了回声，如今已没心力再催。尔后，是谈及每年有三成中三学生TSA语文科不达标，折射出系统长久症结，当局至今仍置若罔闻。最后，是言及自己出身卑微，经教育阶梯终成就，却反见今日制度成阶级固化帮凶。
短短几秒钟的沉思，折射出郑燕祥对如今教育制度的“五味杂陈”：可能是忆起同行的反对，可能是对政府不作为的失望，也可能是对青年人难翻身的不忿。
身为名扬四海的教育理论家、香港教育大学的荣休教授，郑燕祥曾代表香港教育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基层学子靠自身努力学习获取优质教育资源，从而改变命运的可能；另一方面，是浸浴于母语教育，依然能留洋深造、斐声国际的可能。如今的香港社会，这样的“可能”却是“可一不可再”。
批判不公 经验源于自身
我是贫苦出身，当年靠自己成绩上了“一号车”，入了好的政府中学，再靠“会考”入到了好大学。现在回头告诉我，没了这架“车”。
“如果今日时光倒流，我是不是‘死硬’？”做了一辈子老师，郑燕祥谈及小学呈分试，言语中透出一丝愤怒。他一再强调升中制度需结合学校排名评定学生名次是“不公平”的，“我是贫苦出身，当年靠自己成绩上了‘一号车’，考上好的政府中学，再靠会考进入好的大学。现在回头告诉我，没了这架‘车’。”
“即是说，我很有能力，考上这辆‘车’的第一名还不够，还要寄望‘车’也考得好，依据前人的成绩来调整我的成绩，这有没有‘天理’？”郑燕祥表示，出身于弱势区域的孩童，本身家庭条件不佳，无奈要入读弱势学校，就算天赋异禀，努力汲取知识，家庭悉心照顾，考出了好成绩，亦难避免被制度所累。教育作为社会上流阶梯的作用已然失效，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就是反对这个制度。”
这只是郑燕祥这么多年来对于教育系统的批评之一。为反思香港教育改革，他写过不少研究、论文和著作。翻开这位老教育家的心血和结晶，全是极具人文关怀和温度的观察。他关心基层，早于十几年前就谏言政府建立跨界别、跨年龄层、多学科的线上课堂，类似如今的“慕课”，以令困难孩童也能免费获取高质教育资源。他亦关心中小学的教师，深知“教改”来势汹汹导致教师和学校压力丛生，多次呼吁为教师减负，还教育于教育本身。种种卖力呼喊，皆因他曾是其中一份子。
郑燕祥的学生之一、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理事李晓迎形容，郑教授直率、严谨，上课时“能把复杂的事情讲明白”，最难能可贵便是“标准始终如一”，面对社会议题“从不双重标准”。然而，郑教授的耿直敢言难免得罪当权者，更因此树敌不少。郑燕祥也在访问中不时提起，“好多教育工作者不喜欢我，对我的意见听不进耳。”
外人看郑燕祥是如芒刺背，但李晓迎想起的却是老师温柔的一面。就读硕士课程时，李与几位同学要从教育学院位于八仙岭山旁的大埔校园出发，前往位于奥运站附近的校园上课。郑燕祥担心学生舟车劳顿，主动提出载他们同行。“他对同事、下属都很严格，但这种严厉和他对学生的爱是不冲突的，他对学生非常好。”春风化雨之下，李晓迎的博士论文更引用郑燕祥的教改浪潮理论作开篇，“他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位老师。”
思辨政策 力求高瞻远瞩
学古文不是为了叫学生写古文，读古文，而是要学生去学“气节”，学“为人”，学“爱国”。
若说与小人物共振，透过自下而上的观察构成郑燕祥学术研究的底色；那么，结合传统社会学理论和与时并进的政经变化，为香港描绘自上而下的教育蓝图，便是郑燕祥教改理论的高度。
据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的专访文章，郑燕祥1971年考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因成绩优异而被编入物理班。不同于全英教学的香港大学，中大当时是以中文教育立校，不止破除了英国殖民史仅允许一所高等学府的“铁律”，更被视为“非殖民化”象征之一，广为人知的“中文运动”便是源于中大。然而，“中文立校”的传统停在了九十年代，曾赴英国习医的李国章出任中大校长后，学校亦转型为英文授课。
母语教育的成长并没有阻碍郑燕祥继续进修、冲向国际的脚步。郑燕祥担任几年中小学教师后转而投身学术，在中大修读硕士，后来成为港大顾问，而且成功申请奖学金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就读教育博士学位。留美时，最小的女儿刚出生，家中捉襟见肘，他便以破纪录的二十月时间完成了学位，并于1989年回流香港，在中文大学任教。
在哈佛校园中，郑燕祥除了教育相关的课程之外，也会到商学院、行政学院、心理系、社会学系等不同地方听课。日积月累的交叉学科知识体系，为他日后发表教育效能研究并扬名国际，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者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结构功能理论，便是郑燕祥在分析教育议题最偏好使用的学术工具之一。无论言及教育改革，教学效能，行政管理，还是《香港01》深度报道组邀约探讨的“两文三语”政策，郑燕祥都在反复运用这一理论。
帕森斯的社会结构功能理论主要内容是，社会中所有系统都能被划分出四种功能：整合功能、维模功能、适应功能和目标达成功能。郑燕祥相信，若语言教育政策能帮助提升四种功能，政策便健全，社会得以流畅运行，否则社会便面对失败、冲突乃至崩溃。
基于四种功能，郑燕祥为语言教育政策定了“多元目标”：维护法治，政治社化，经济发展和文化认同。他指出，语言教育政策与香港社会系统的四大功能是脱节的，尤其在整合、维模功能。例如，现在好多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愈来愈淡薄。
“课程改革之前，中文科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古文。”郑燕祥说，“学古文”不是为了写古文，“而是要学生去学‘气节’，‘为人’，‘爱国’”；然而，不少古文在教育改革后皆被删减，留下了一个近似“语言科”的中文科，“好像学英文那样学。”
匪夷所思的是，香港已然回归祖国廿年有余，但中文教育反而不断退步。郑燕祥是母语教学长大的，中学时尤爱阅读中国传统哲学书籍《孙子》和《道德经》。年少修得的哲学修养，至今仍在郑燕祥身上回响。他最新出版的水彩画集《天地随想: 道德经画意》，便是结合《道德经》和艺术的写意创新。时过境迁，香港教育系统仅凭著重“语言”的中文科，可能再难培养出如郑燕祥这般，在中西文化间自由遨游的人才。
期盼改变 修正语言政策
教育要做到“又为学生，又为社会”。为了社会，学生才会有前途；学生做得好，社会先有前途。
以社会功能、多元目标作为语言教育的评估及蓝图框架，皆因要捉到香港语言教育的痛点。郑燕祥感叹，社会过去围绕语言教育的讨论是“狭隘”的，仅围绕“用中文教还是用英文教，用广东话教还是用普通话教”来做文章，只顾及学生个人层面的问题。然而，围绕语言的讨论应阔一些，顾及社会不同层面，“要做到‘又为学生，又为社会’。为了社会，学生才会有前途；学生做得好，社会先有前途。”
以语言教育为例，如何才能做到“又为学生，又为社会”？郑燕祥从香港面临的政经变化开始谈起：“香港的未来就是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注意，不是只是立足‘本岛’了，然后面向世界。”他强调，香港不能再抗拒“融合”，皆因国家崛起已是世界潮流，“不要逆势而行，自讨苦吃。”
郑燕祥分析，大湾区以后将会是人才高地，汇聚全国精英，更展“多元”，而香港作为大湾区城市之一，语言政策也要做到“多元”才能吸引人才。一方面，大湾区城市的主要语言是普通话，“现在内地学校皆以普通话教学，最多去茶楼食饭会用广东话”，但日后对香港年轻人的普通话要求“不再是听说那么简单”，“而是要掌握到内地语言文化的巧妙之处”。另一方面，因为大湾区要面向世界，所以也要重视英文技能。
“以往的香港社会，只识英文就够，中文都要‘扮唔识’，表示自己是纯英文教育、留学回来。”郑燕祥结合香港社会的变化说道，“现在不是了，要掌握普通话，掌握中文，又要能接轨国际。”
郑燕祥又提到，国家主推的“双循环”战略同样鞭策著香港语言政策的改进：“国家在强调‘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香港能不能进去内循环？如果进不去，香港要去做外循环，那又够不够实力进入外循环？‘双循环’战略和语言关系十分大，不可以再抱有‘用广东话喺屋企威晒’这类观点。要考虑到整个内外循环的局势，以及不同行业层次对语言的要求，中小学如何做好准备、打好基础，真是考虑少一点都‘唔得’！”
他建议，政府要呼应大湾区和中国的发展，建立短、中、长期的语言教育规划及目标。以“普通话教中文”为例，若政府能列出从现在到未来十年，每年的计划，社会就可以参与讨论和作出调整。在中文科教学方面，可以因应这一路线图，建立中文老师的语文学习路线图，令老师能够跟着不同时期的目标去做专业进修，提高普通话教学的效能。其他科目，其他行业也如是。关键是，“令社会能够明白未来的发展的路线图，整个语言教育才不至于走向失落。”
三个小时的访问过去，郑燕祥收起他为这次探讨“两文三语”政策而作的笔记。眼见这三页A4纸以胶纸相黏，满是手写笔迹，有图表也有模型，记者不由得盛赞其认真。“我现在老了，记忆力不好，联想也不够快。要这样画图、‘做猫纸’，才能保证讲述是系统的，不会遗漏。”郑燕祥自嘲道，“我本身都没有心机再去探讨。感激你的访问，让我有机会去整理和总结语言教育。希望能藉你们媒体，唤起社会对此的理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