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泽厚的西体中用看中国的未来走向

中国哲学家李泽厚月初（11月2日）逝世的消息，在海内外华人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许多人感叹一个时代结束，纷纷缅怀和纪念1980年代。当下中国很多人可能并不认识李泽厚，但在1980年代，李泽厚绝对是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的精神导师和标志性人物，那时候的大学生、研究生和知识青年，几乎无人不识李泽厚。

许多文章都曾描述过，1980年代的李泽厚，作品洛阳纸贵，曾启发整整一代人，他去北京大学座谈，食堂就餐时里三层外三层围的都是求知若渴的学生。早年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曾经常为李泽厚的文章击节不已的中国学者易中天回忆说，“在八十年代初那个春天那个花季”，李泽厚“风靡了神州颠倒了众生”，“每有新作发表，朋友间都要奔走相告，我们甚至特别喜欢他的那些‘小文章’”。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陈来曾在《评李泽厚》中写道：“李泽厚先生是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最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影响广泛波及到人文社科诸多领域，他的很多思想论断至今大家仍耳熟能详、津津乐道，此可见其思想魅力之大。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先生是一位以思想为生命的哲人。”

无需赘言，作为公认的重要哲学家、美学家、思想家，李泽厚的历史地位早已确立，他的思想主张将持久地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留待世人评说。今天笔者尝试点评李泽厚生前一个很知名很受争议的主张——“西体中用”。当年“西体中用”一经提出后便争议不断，包括易中天在内的许多知识人都提出过质疑，但李泽厚一直坚持己见，不论是接受采访还是在自己后续作品中，他都多次为“西体中用”辩护。

李泽厚曾多次表示，他的“西体中用”本是针对“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亦即“西体西用”)而提出的，既然“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仍在使用、流行，那为何他不可以用“西体中用”呢？李泽厚这个自我辩解是有一定道理，但仍然欠缺说服力。一是因为“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虽还在使用，但早就缺乏市场，充满歧义，含义模糊，今天理当引以为戒，为何还要再去重复前人的谬误，而不是彻底跳出过往的认知误区，重新构建一套话语体系？二是因为李泽厚所阐释的“西体中用”虽确实富有洞见，但还是含糊其辞，并不完全准确，容易被误解。

众所周知，“中体西用”是晚清政治家、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著名主张，主要指以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核心是君主专制）为立国之本，以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科技为补充、方法或工具。甲午中日战争、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早已证明张之洞的主张是错误的，哪怕张之洞对于中国传统的态度有可圈可点之处。至于“全盘西化”主张，自然更是经不起推敲，既看不到西方社会的深层问题和西方文化的适用性，又看不到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价值和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像民国时期以鼓吹“全盘西化”闻名的陈序经，不论他多么倡导西化，终其一生，他自己的为人处事、生活习惯，都还是典型的中国人。

李泽厚不同意“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故提出“西体中用”，但他赋予了“西体”、“中用”新的内涵。不少未认真读过李泽厚作品的人，一看到李泽厚的“西体中用”，可能会认为李泽厚是一个大右派或者是以西方为师的自由派，但其实并非如此简单。在李泽厚笔下，“体”是指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任何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西体”则是指脱胎于西方的以科技、工业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经济。李泽厚将此称之为经济前提论。这和李泽厚一生所倡导的吃饭哲学、“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四顺序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熟悉李泽厚主张的人都清楚，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李泽厚就坚持认为制造-使用工具是人与动物的分界线，是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这是受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唯物主义的影响。

坦率说，李泽厚将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作为本体，倡导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的确非常有道理，切中了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要害，与当时邓小平等高层的政策主张不谋而合。但是以“西体”来指称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的现代化则值得商榷。“西体”容易被联想到“西化”，而“西化”一词早已高度意识形态化，难免徒增无意义的口水战。

以科技、工业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经济确实源自西方，但这只能代表过去，不代表未来，以后是否还长期由西方来定义、主导现代经济尚待观察。应该看到的是，兴起于西方的以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日益受到质疑，正面临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瓶颈，早已到了全面反思和改进的时候，人类社会期待出现新的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而且传统中国同样不乏重视衣食住行等人民物质生活的思想，比如《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孟子》的“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史记》的“民人以食为天”。有鉴于此，将体现人民大众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现代经济直接收窄为“西体”，恐怕并不那么准确、严谨。

至于“中用”，李泽厚提出“转换性的创造”，即因应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需要，参考但不照搬西方已有经验、形式，寻找最适合中国情况的模态和形式。具体而言，李泽厚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来论述。在经济层面，李泽厚坚决反对亦步亦趋西方，认为如果中国一切向美国看齐，重复资本主义的道路，“有一天都处在今日美国的境地中，那将是人类的一大灾难”。

他说：“尽量掌握好个体与群体、私有与国有、个人发展与共同富裕、保持国家主权与参与世界经济的各种不同的适宜的‘度’，以尽可能地避免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严重风险和弊病，便是极为重要的课题。在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目前还有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其他国家如东欧、前苏联以及非洲等等大都已踏上‘全盘西化’的不归路了。如何把握住这个时机，走出一条对人类前途至关重要的新路，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应该说，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日益带来严重贫富分化、人的异化、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的当下，李泽厚的经济观点依然是未来中国应该努力的方向。

在政治层面，李泽厚的“中用”是指参考、吸取西方民主经验教训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逐步改革，创造适合于中国的新形式政治。相比于经济层面，李泽厚说，“在政治上我更不赞同盲目崇拜和模仿西方，应该看到，像历时多年、损失惨重而久久不能纠正的越战错误，便发生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之下，至今美国，金钱仍然严重影响着司法审判的公正，舆论、报刊、电视等各种媒体仍然为某些经济-政治势力所主宰、控制，并不‘民主’、‘自由’”，中国若“在缺乏严格的程序控制和强有力的行政效能的保障下，实行今天美国式的民主，很可能将蹈‘文化大革命’时的那种大民主实际是大破坏、大捣乱从而大失败的覆辙”，“从历史(二千年及近百年)经验和现实情况看，中国竭力避免的最可怕的潜在危险和最坏的前景是‘四分五裂打内战’，一打内战，便一切全完，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现代化”。

不得不说，李泽厚对于政治民主的认识是比较审慎和务实理性的，他认为当下中国缺乏立即实行美国式民主的条件，应该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认为中国应该探索新形式。这也是他和一些激进右派或自由派的观点区别。当然，李泽厚对于政治民主的描述有失笼统、模糊，而且由于受制于他那一代知识人对于西方选举民主的迷思，纵使他反复主张中国应该探索新的形式，但终究还是未能完全跳出选举民主的束缚。当代中国自当汲取西方民主的教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建立一套实实在在对人民负责却不民粹的民主机制，给人类另一种可能。

在文化层面，虽然李泽厚比较推崇西方，并且倾向于以历史唯物主义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科学来审视中国传统，但正如中国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哲学博士陈明所言，李泽厚“有国情意识，有家国情怀”，“主体意识比较强”。

李泽厚曾写过：“在商品经济所引起的人们生活模式、道德标准、价值意识的改变的同时，在改变政治化的道德而使政治成为法律的同时，在发展逻辑思辨和工具理性的同时，却仍然让实用理性发挥其清醒的理智态度和求实精神，使道德主义仍然保持其先人后己、先公后私的力量光芒，使直觉、顿悟仍然在抽象思辨和理论认识中发挥其综合创造的功能，使中国文化所积累起来的处理人际关系中的丰富经验和习俗，它所培育造成的温暖的人际关怀和人情味，仍然给中国和世界以芬芳，使中国不致被冷酷的金钱关系，极端的个人主义、混乱不堪的无政府主义、片面的机械的合理主义所完全淹没，使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高瞻远瞩地注视着后现代化的前景。”

总之，李泽厚体认到千百年积淀下来形成的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避免今天美国生活方式中的种种弊病”的作用。

平心而论，李泽厚的“中用”总给人一种别扭、不确切的感觉。论道理，“用”是指方法、工具、运用，“中用”自然是以中国的东西作为方法、工具。但去读李泽厚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的“中用”，明显有一种杂糅的错乱感，要说的太多，既是中国又是西方，很难简单说是“中用”。比如，李泽厚说的经济层面“中用”是指参考西方的同时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新形式，这里到底是中是西？李泽厚的思想主张历来以折衷调和、另辟蹊径著称，喜欢从各种不同的观点中兼采所长，为我所用。他的“中用”便是如此，或许因为过于追求折衷调和，以至于含义太不确切。事实上，李泽厚自己也曾说过：“的确，‘体’‘用’这对词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传统术语，含义模糊，缺乏严格的定义或规范。”既然如此，与其给人一种模棱两可的错乱感，让人不知所云，不如跳出旧有话语体系，另寻思路。

但除此之外，李泽厚对于人民大众衣食住行的重视，参考西方经验但不盲目崇拜的务实态度，强调中国实际情况并转换性创造新的经济、政治形式，对于未来中国走向依然具有启发意义。他一生治学所展现出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开放态度，尝试打通马克思、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康德（Immanuel Kant）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兼容幷蓄、融贯中西的努力，将一直是世人获取智慧的应有之义。李泽厚未完成的思想工作，包括什么才是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新经济形式、新政治形式、新文化形式，正是今天中国人所要继续思考探索并应该超越前辈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