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个重量级委员会成效存疑　是政务司失职还是委员会失能？

香港政府“委员会制度”源自港英时期的“行政吸纳政治”策略。当时为吸纳社会各界及行业精英的中肯吸纳，以提高施政效能和政府认受性。回归以来，委员会制度不限于咨询功能，还扩充套件至七大功能。可以说，委员会制度是维系香港政府、社会、不同行业运作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然而，近年也愈来愈多人质疑，随着委员会制度的无限扩张——至今已有510个组织，由多达4600名社会人士获委任出任约7100个职位，架床叠屋、政治酬庸的批评也愈来愈多，似乎来愈来愈无法有效协助特区政府提升施政效能。《香港01》以政务司司长主持的15个委员会为例，剖析何以备受争议。

政务司司长坐镇突显政府重视程度

翻查资料，政务司司长主持的15个委员会可分为“咨询委员会”和“督导委员会”，前者以咨询为主，藉吸纳专业及多元的意见，向政府提交建议，并争取社会精英、基层对政府的支持；后者着重统筹跨部门的政策执行、协调和监督，以确保各部门能够互相配合、落实政策。委员会的人选则可说明政府对相关政策范畴的重视程度。

香港政策研究所高阶研究员林致茵接受《香港01》访问时分析指，行政长官会从五方面考虑委员会是否由政务司司长出任主席，包括政策范畴的重视程度、跨部门协调性质、政策优次和制定策略职能、对应的政策平台和督导功能。

对于政务司司长亲自坐镇多个委员会，从一方面看，是政府高度重视有关政策范畴，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兼任15个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却像处理不同杂物的“庶务二课课长”；而且，这些委员会当中有不少与原有组织架构职能架床叠屋，经常被外界质疑难以发挥实际作用。这不禁令人疑惑，这些委员会对于政策的实施到底是“阻力”还是“助力”？如果连“特区二把手”主导的委员会都没有太大效用，其余近500个政府委员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层次再高份量再重成效同样存疑

“扶贫委员会”是政务司司长辖下“重中之中”的委员会之一，旨在检视现行政策及探讨全新措施，以防贫及扶贫。但较早前，本身是扶贫委员会委员的工联会邓家彪向特首林郑月娥发公开信，严正批评政府的扶贫思维有误。这着实令人疑惑，当局有否真正吸纳这些委员会的意见？而如果特区政府连专责反映意见的组织及成员建议都无法接纳，那么这些委员会到底有什么存在价值和意义？

由“人力发展委员会”和“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合并而成的“人力资源规划委员会”同样备受质疑，但有别于政府面对“扶贫委员会”的“不听专家言”，“人力资源规划委员会”的问题在于所谓专家的意见过于片面，并不符合香港现实需要。不时有声音抨击政府以“人力资源”取代“人口政策”的做法，是受限于经济主导为发展思维，完全忽略人口自身的需求、福祉与人口、人才增减的内在联络。

面对外界对委员会的各种质疑，不少学者和委员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咨询委员会”只是一个咨询组织，有其职能限制，故无法左右政府施政决策也是情有可原。然而，如果连握有实权的“督导委员会”也未见太大成效，就很难说得过去。首当其冲的，非“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莫属。即使香港快将回归满二十五周年，但社会普遍仍对宪制秩序存在误解，误以为香港实行“三权分立”、“享有全面自治”等等。这种误解能够持续多年，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可谓不无责任。

任用准则不清会议进度未明

政府委员会向来被批评透明度不足，幸而在政务司司长主持之下的多个重量级咨询委员会，都专门设有网站，会定期发放新闻资讯和会议记录。不过，负有执行和监督政策职能的高层次督导委员会，则是大多既无会议记录，又无近期的新闻公报和定期检讨报告，根本无从得知其委员会的具体成效。

在此情况下，这些委员会有否成效，以至政务司司长能否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公众只能“靠估”。委员会之所以“无王管”，关键问题在于政府缺乏对委员会设立适当的期望和定位，令委员会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专业和政治功能。

以委员会的用人标准为例，民政事务局在网上列明，“委任咨询及法定组织非官方成员的原则是“用人唯才”；然而，部份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无疑与委员会的定位自相矛盾。例如，近年饱受争议的“青年事务委员会”原意为推动“三业”（学业、事业和置业）和“三政”（议政、论政和参政），但社会上真正缺乏资源提升学业、创建事业和置业的青年往往是低下阶层，惟委员会当中不乏富家子弟。这个组成不时令人质疑“离地”，无法代表普遍青年的声音。

发言两三分钟可以反映什么意见

一名不具名的行政会议成员向《香港01》表示，一个理想的委员会理应包含不同正反的意见，补足政府政策的“盲点”，以更好地预示决策可能会引起的不同效果，因为“委员会正是需要讲理据，不是‘为反而反’的人，并且能够提出多种意见和其他处理方法的委员”；可是，单就现时政府的委任情况而言，“（政府）只需要yes-man。”

如果说政府设立委员会的目的，只为了“跑数”，也许就不难理解部份委员会不合理的委员数量，例如青年发展委员会多达47人的委员人数（39个非官守委员和8个官守委员），尤如一个“庞然大物”，难以想像开会时七嘴八舌的混乱情况。不乏受访者向《香港01》反映，历时两三小时的会议里，每人大概只有两三分钟时间发言。

不过，政策议题的专业意见和民意，岂是每位委员两三分钟的发言能够说清。理论上，专家和委员需要提前阅读和研究秘书处提前准备的大量会议文件，既无薪酬，又需要特意在工作日请假出席几个小时的会议，以“迁就”政府的“五天工作日”。如果委员花费大量时间准备并出席会议，却只换来两三分钟的发言时间，这难免会令委员“泄气”，更不利于会议成效。

改由决策局主导取缔重复委员会

委员会制度无疑有众多问题需要完善，但历届政府的努力都未有解决问题症结，为制度订立目标和定位——委任准则依然不清不楚、委员会的认受性和代表性仍旧存疑、咨询委员会参与施政决策的功能依然受损。

那么，有7,000多个名额的咨询委员会和法定组织，又该如何借此重新定位，从而发挥其应有的职能？

《港区国安法》落实以后，一方面，制度外的表达渠道被重新规范；另一方面，立法会直选议席被大幅减少，而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参与政治的门槛被提高，不少社会团体宣布解散，大批泛民代表亦因“政治要求”而自动辞职或被取消资格。可以说，社会亟待一个新的民意出口，变相让咨询委员会制度有了“重生”的土壤。

提高评核准则储备政治人才

政务司司长主持的15个委员会，除去督导委员会外，政府亦委任了多名官员兼任多个委员会的官守委员。不少受访者向《香港01》表示，纵然官守委员或其代表会定期出席，但往往只有涉及到与政策局相对应的议题时才会提供协助，其余时间并不会主动发言。

这种做法既拖慢政府的行政效率，又占用工作时间的“无用”会议，充分反映政府对委员会缺乏合适的期望和定位，所以即使局长“斋坐”、委员会成效存疑，亦一切如常。要为委员会重新定位，则可以从取缔重复累赘的委员会开始。

除此之外，政府可以增加任人准则的透明度，并与评核委员表现的准则（no evaluation of members of their performance）相配合。这些准则又与期望和定位“一环扣一环”，意为确保委员会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当然还少不了检讨，当局是否有必要委派本来已经政务缠身的政务司司长主持15个高层次的咨询委员会及督导委员会？对此，一名不愿具名的行会成员向《香港01》坦言，假如政务司要事事亲力亲为，只会拖慢政府的行政、决策效率，亦会削弱委员会应有的咨询和监察功能。政务司绝对可以把其辖下大部份委员会交予相关政策局的官员主导，

香港政策研究所高阶研究员林致茵认为，目前参与政治的门槛和政治要求已经提高，而咨询委员会制度正好为没有太多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当中亦有一定晋升阶梯。如果咨询委员会制度运用得宜，不乏为一个人才培养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