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月大女婴亡后验出70处伤 港府必须加紧完善保护儿童安全网
一对同居男女萧国伟和柯静雯自2019年1月受托照顾友人约22个月大的女儿Heiley，涉嫌多次用藤条抽打及掌掴对方，甚至以狗链绑腰，把她独留家中。至同年6月中旬，Heiley有天身体不适，送院抢救后不治，验尸时发现身上有70处新旧伤痕，头部更有多处深层瘀伤，而且体重只有8公斤。警方调查时发现，萧国伟和柯静雯的通讯纪录出现“打X到佢仆街”及“啱啱我差啲杀咗佢”等等残暴不堪的对话。两人上周五（10月15日）在高等法院承认一项虐儿罪，案件押后至明天（10月19日）进行求情。尽管案件骇人听闻，但香港虐儿问题并不鲜见，而特首林郑月娥只在最新一份《施政报告》承诺立法建立强制举报虐儿个案机制，而未有加强其他强化保护儿童安全网的配套措施，恐怕并不足以杜绝悲剧再生。
还要牺牲多少个小生命？
Heiley悲剧发生之前一年半，即2018年1月，香港才出现一宗被警员形容为“香港开埠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虐儿案”——当时5岁女童临临疑在家中遭亲父陈海平及继母黄晓彤长期虐待致死，身上被验出133处伤痕，遍布头部及四肢。事后陈、黄被揭虐儿情节丧尽天良，例如几乎每天都会虐打临临及其8岁胞兄，包括以藤条抽打、用拖鞋掴面、用剪刀插胸；直到今年4月中旬，两人双双被判谋杀罪成囚禁终身。
案件一度引起全港哗然，也触发很多完善保护儿童机制的讨论，最终也促使特区政府成立民间已经争取了20年的“儿童事务委员会”，并在公营小学推行“一校一社工”；可是，这两三年来，虐儿个案仍然频生。根据社会福利署统计，在临临不幸离世以来的2018年、2019年及2020年，仍然分别录得1064宗、1006宗及940宗虐儿个案，其中身体虐待的案例由493宗减少至389宗，而疏忽照顾则由237宗下降至201宗，但性侵犯却由297宗增加至313宗。
每每发生虐儿悲剧，社会总有声音认为问题源于法律阻吓力不足，例如未有全面立法禁止体罚，也未有强制要求举报虐儿个案。
对于“全面立法禁止体罚”，著实是个不小的难题，因为它挑战了华人社会根深柢固的教育观念——包括“棒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严师出高徒”等等，以为体罚和严厉管教有助纠正儿童的偏差行为，能够培养他们成材。不过，已有愈来愈多研究表明，体罚无助于教育，例如美国犹他大学儿科教授Antoinette Laskey曾于第43届圣地牙哥儿童及家庭虐待国际会议中指出，没有研究支持使用体罚有助改善儿童行为的说法，相反体罚很容易升级至暴力水平，对儿童造成身体伤害，甚至破坏亲子关系，令管教更加困难。但更棘手的是，由于“体罚”与“虐儿”往往只是一线之差，相信社会难以就“体罚”厘定统一标准，假如连轻微的“打手板”也不被允许，恐怕不会被大多数家长所接受——哪怕大部份虐儿个案都是由体罚开始，而家长往往低估其对子女成长的长远伤害。
应用“宁枉勿纵”态度杜绝虐儿
至于“强制要求举报虐儿个案”，总算迎来一丝曙光。法律改革委员会上月初（9月10日）发表《导致或任由儿童或易受伤害成年人死亡或受到严重伤害个案》报告书，建议在《伤害人身罪条例》当中增设“没有保护罪”，以加强对16岁以下儿童或16岁以上易受伤害的人——包括长者和残疾人士的保护。该罪涵盖与事主同住成员、与事主有频密接触，以及对事主有照顾责任的人——包括父母、监护人以及承担事主照顾责任的机构，如没采取合理步骤防止或制止虐待可负上刑责；如事主受严重伤害，最高可监禁15年；如事主死亡，最高可判监20年。特首林郑月娥刚于《施政报告2021》确认当局正在拟定立法建议，以建立强制举报虐儿个案的机制，同时加强有关工作者识别虐儿的培训，预计新一届立法会可以审议。
法改委的报告出炉后，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曾经跟进讨论有关事宜，当时政府跨政策局工作小组建议，强制举报机制应涵盖教师、医护人员、社工等七类专业人士，而社区保姆、寄养家长、补习老师等不应受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解释指，如果法律太过严厉、涵盖范围太广，可能导致机制被滥用，甚至适得其反，例如一些非专业人士可能见到蛛丝马迹便上报，执法部门或会因而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处理非紧急个案。社会也有相关声音，认为举报者本身需要承担一定风险和压力，又担心个案上报后当局很难应付云云。
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黄翠玲近日接受《香港01》访问时表示，十分赞成建立强制举报虐儿个案机制。她分析指，过去10年里，虐儿呈报个案整体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证明过往的虐儿行政措施指引力度不够，的确需要透过立法实现有效监管。她强调，香港虐儿问题严重，当局应该用“宁枉勿纵”的态度去杜绝，而立法时更应订明清晰指引，当相关人士有合理怀疑时就应在指定时间内举报，如经专业童工调查发现是误会，则根本不会进入司法程序，不至于冤枉无辜。她也提醒，“强制举报机制需要和行政措施相辅相成，才能达致效用”，例如有相关人士举报个案后，政府如何保障举报者免受报复，又如何即时作出恰当反应，根据判断分析个案的危机程度，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有效分流，全都需要做好规划。
主动负责任保护儿童福祉
毕竟，有逾七成虐儿个案的施虐者是受虐者的父母、家庭成员和照顾者，受虐儿童难以主动保护自己，施虐者更加不会主动投案。如果政府把责任推卸给法庭之后便认为万事大吉，恐怕未必能建立起完整而有效的安全网。这意味著，做好保护儿童工作，必须行政、立法及教育等多管齐下。正如黄翠玲所指，出现虐儿问题的家庭中，父母本身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情绪问题、精神疾病、滥用药物等——针对这类“高危家庭”，政府应积极改善他们的育儿观念和技巧，多加宣传正面管教的信息。
澳大利亚政府早于2009年推出的保护儿童框架《Protecting Children is Everyone's Business》，值得港府参考，当中清晰指出虐儿责任不再局限于施虐者，而是延伸至公共政府，以及各持份者单位；当局更就此立家庭与社区服务部作专责机关，以强化社区的辅助功能，向家庭提供多元支援，包括优质幼儿照顾服务、改善亲职技巧等课程。无可否认，香港也有不少机构提供类近教育，但大部份项目非政府资助项目，不但无以为继，而且不少项目更因经费问题，以及宣传力度不足，造成覆盖率低，虐儿预防的果效也因此受到削弱。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港府一直认为虐儿属于“家庭问题”，所以不愿增拨资源推行具针对性的保护儿童政策。然而，根据防止虐待儿童会（ACA）2017年的统计，虐儿个案当中，有49%涉及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儿童，有50%与经济困难及适应新环境相关，另有42%离不开父母的婚姻及情绪问题。这几乎可以勾勒出香港虐儿情况的主要轮廓——家庭存在经济或婚姻等问题，心力交瘁的父母难以分配足够时间妥善照顾儿童，加上各种压力诱发他们出现负面情绪，而在缺乏正确管教观念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使用不当方式对待子女——难怪有人会形容，受虐儿童就是病态社会的牺牲品，而这病态社会当中，则充斥着不少虐儿迷思。
政府的存在，就是主动“医治”社会的“病态”，而不是放任“病态”继续扩大，因此，政府绝对需要担起保护儿童免受虐待的责任——一方面要致力促进社会变革、改善民生问题以纾缓普罗大众的生活压力，从少减少所谓“家庭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强调“普及预防”的重要，尽可能及早识别有需要支援的家庭，而不是单纯依靠悲剧发生后的“回应式”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