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霸权”如何影响“国际化”的香港？

英语犹如国际语言系统中的“美元”：正式、认受性高以及全球通用。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美元占八成，是当之无愧的“国际货币”。目前有近14亿人应用，被82个国家及地区定为法定语言的英语，也是无可比拟的“国际语言”。不过，尽管人们很清晰地感受到“美元霸权”正在影响全球的经济，带来通胀和泡沫，但人们却很难感受“英语霸权”如何影响著全世界，又是如何制造文化资本分配的不公。

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麦考瑞大学语言学系杰出教授英格丽·皮勒（Ingrid Piller）曾撰写《语言多样性与社会正义：应用社会语言学导论》（下称《语言》）一书。上周二（9月28日），她应云南大学邀请开办网上讲座，从历史、政治和经济等角度解释了英语“主导”全球语言体系的现象。

香港自回归后推行“两文三语”，又自诩为“国际化城市”，英语地位自然不凡，甚至与“精英文化”捆绑。而英格丽教授的演讲和著作，正好启发我们重新审视“英语”在香港社会系统中的地位，或许能够打破一些长期藏于“英语霸权”下的迷思。

英语何以成为的“国际语言”

英格丽教授的演讲开端，引用了荷兰社会学家亚伯拉姆·德·斯瓦安(Abram de Swaan）提出的“全球语言体系”金字塔。该模型把世界上的语言分为四类（下图）：外围语言、中心语言、超中心语言和极中心语言。英语作为“极中心语言”，稳坐于金字塔上端。

不为人知的是，五个世纪以前，使用英语人数其实只有两百到四百万，“当时世界只有一个角落在说英语，也就是现在的英格兰（England），大不列颠岛的一部分。”英格丽教授在演讲中说，“这个小岛远离欧洲，地理上被‘孤立’，英语当时也不值一提（worth nothing）。”

然而，使用英语的人数却激增了七倍，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英格丽谈到了北印度语言学家Braj Bihari Kachru在1992年提出的“世界英语”同心圆模型（下图）。该模型以英语使用为标准，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三类：核心“内圈”，是以英语为母语或第一语言的国家，如英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外圈”包括把英语作为法定语言，与多语言并行地位的国家，如印度、爱尔兰、新加坡等；而最外围的“拓展圈”包括把英语作为主要外语推广普及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德国等。

“这个模型虽有些‘过时’，但清晰解释了英语的传播浪潮（waves of spread）。”英格丽说道，“英语传播并非因为人口增长，而明显地跟随殖民过程。”英格丽依据Bihari的模型，谈到英语传播的“三次浪潮”。

首先，在十七至十八世纪，英格兰人开启“定居者式殖民”（Settler Colonization），前往北美、澳大利亚、南非等地定居，并将英语带往这些地区，形成“内圈”。随后不久的十八至十九世纪，大不列颠帝国在世界开启“榨取式殖民”（Extractive Colonization），“不像前者有大规模人口迁移，这是通过军事占领来榨取当地的资源和商品。”英格丽解释，这个过程中，英语跟随殖民者传至亚洲和非洲，形成“外圈”。

步入二十世纪，各地区、国家解殖，但并没有停止英语的浪潮。“美帝国主义（U.S. imperialism）、全球化和好莱坞文化（soft power of hollywood）的盛行，很多没有被殖民的国家也开始参与这场‘英语游戏’。”英格丽说，“正因如此，英语成为了全世界教育系统中，一门重要语言课程”，如此便形成了“拓展圈”。

在这圈层中，中国正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英格丽从教育、经贸、科技以及软实力四个方面，简单介绍了中国如何推广英语，至今甚至已经成为世界上拥有第五多英语使用者的国家，达一亿人次。

“国际语言”的不公与迷思

演变至今，英语和美元体现出相似的“网络外部性”，即越多人选择一样商品或服务，其效用便越高。美元具有很强的“网络外部性”，几乎垄断全球重要原材料的计价，亦因此主导著全球的货币市场乃至经济变化。反过来看，对于每位参与全球交易的市场主体而言，美元亦是最低风险的选择，因为其几乎能在全球兑换任何商品。以此类推，全球对于英语的推崇，大多也是出于国际交流、经贸需要，英语在全球越普及，这门语言的经济价值便越高，亦会吸引越多人学。

犹如美元硬币拥有两面，英语“全球化”虽减低了跨国沟通成本，却创造了迷思乃至衍生了不公。“没有语言是中立的工具，每个语言都附带一套意识形态、观点和态度。”英格丽在演讲中解释，早期，推广英语其实是殖民以及西方帝国主义传播的一部分。她随后以英语语言教育中的“固有认知”为例展开：本国语言使用者(native speaker）是最好的老师，美式/英式口音的英语是最好的英语，英语教学效果最好，英语是向善的力量(force for good）等等。

这些认知看似说得通，却又经不起推敲。以最后一点为例，英语“向善”的逻辑起点在于学习英语能促进“跨文化交流”，“但对于未适应英语语言和英语教育国家而言，这与其利益需求相去甚远。”问题是，“固有认知”不止存在于教育系统，亦存在在工作、社会以及市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集聚起来便成了“迷思”，于是“英语被广泛误认为是谋求发展的积极方法(high road to develop）。”

尔后，这些“迷思”又成为制造不公平的元凶。为了迎合“全球化”和发展经济，欠发展国家必须推广英语和承担非母语教育的成本。“英语与所谓‘发展’紧紧捆绑在一起。‘发展’被定义为外向主导型，却不考虑当地特点和背景，”英格丽在《语言》中写道，“通过吹捧英语为万能药，全球社群往弱势成员施加了‘双重负担’：他们必须同时习得生产性技能和学英文。对于大多数弱势国家而言，这是完全不现实的，只能让国际‘专家’帮助所谓‘发展’。”

反思英语与“国际化”香港

英格丽教授的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去反思“英语”、“国际化”乃至香港的语言系统。在“国际化”的香港生活，英文随处可见：公共交通广播，餐厅菜名，大专院校授课、教授发论文，政府施政、立法、工作。当然，英语通行不只是因为“国际化”，还因为英语是香港的“法定语言”。《基本法》第九条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文。”

简单来讲，便是香港于1997年回归后所定下的“两文三语”语言政策。“两文”指的是中文和英文，“三语”指的便是粤语、普通话和英语。近年来，社会上就粤、普两种语言争执不断，甚至引起政治风波，但几乎从来没有声音质疑过“英语”的地位。

有趣的是，对于香港这座亚洲城市而言，英语使用者从来都不是大多数。根据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以粤语为惯用语言的人数占全港88.9%，而英语惯用者仅占4.3%。同样地，西方人亦不是香港人口的大多数——华人占香港人口高达92%，其他国籍人士主要为南亚裔。但非常奇怪的是，英语却成了香港不少正式场合，尤其政府内部工作的“惯用语言”，足以窥见精英和大众间的脱节。

前任香港政府新闻统筹专员冯炜光日前发表文章《中国人用中文办公，港府政务官未必这样想》，提及自己参与政策委员会会议的观察。冯表示，九成市民讲中文、用中文，但关乎全港市民福祉的政策文件却全部用英文，提议也只能用英文，“若你坚持用中文回复，会被视为异类，因为外籍同事看不懂。”他还忆述一次参与会议的“转台”经历：“目光一扫，全场便只有一位由律政处派来的外籍人事，但全特区最高级的一批人（由司长、局长、常秘到笔者全是中国人）都要‘移船就磡’，立马‘转台’。”

“为一人转台”，可以解释为政府工作的“国际化”，亦可以说是包容和灵活。但退一步去想，既然这位“外籍人士”要服务说中文的香港市民，为何不能主动去学中文、讲中文呢？而进一步去想，香港政府在招贤纳新时，都会设下“英语”的语言门槛，但为何不设下粤语和普通话的门槛？这是否代表，外籍人士能够依靠母语在政府流畅工作，但本地港人却必须学习外语来参与管治和执政？

《香港01》并非旗帜鲜明地“反对英文”，而是强调要“正视”英文及中文。在历史、教育、经济等种种原因下，英语成为了香港社会上“推崇”的语言。在香港约百年“殖民史”中，英语与管治阶层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回归后，“英语中学”和“中文中学”的分野、上落车制度更是强化了英语的“精英迷思”。时至今日，金融、法律、医疗等高薪职业，从学科学习到实际工作，英文都无处不在。

但不要忘记，特区政府在香港回归时所定下的“两文三语”政策，目标是“中英兼擅”。那么，英文长期“凌驾”于中文的问题就应该被解决，推崇“英文”而对社会所造成的“不公”亦应该被看见。最简单的例子，既然全港九成人以中文为母语，医院的药单、诊断和医生纸等便应以“中文”撰写，方便病人更好了解病情。

“很多关于语言的看法，本质上是社会的建构，为了服务某些利益持份者。”在演讲的结尾，英格丽说道，“我尝试在演讲中告诉大家，英语的意识形态由哪些持份者主导。当然，竞争一直在继续，语言的意识形态也会改变......随著世界从‘单极’走向‘多极’，语言金字塔或在瓦解。”她续指，语言会动态发展，中文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浮现，五百年后的英语“如果依然重要的话”，那么它将会带著中文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