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住屋关注团体之苦——如何走过年复一年的“㓥房拉锯战”

香港房屋供应短缺问题向来严重，根据房屋委员会截至今年6月底的数据，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达5.8年，属22年新高，轮候公屋的低收入群体被迫住在环境恶劣的㓥房中，身心健康均受严重威胁。然而，居庙堂之高的特区政府在房屋议题上暴露相当多短板，离地、懒政、瞻前顾后，令基层百姓的诸多住房问题长年悬而未决。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社协）及葵涌㓥房居民大联盟成员近日接受《香港01》采访，讲述他们在年复一年的艰辛“拉锯战”中，从走访基层了解需求、发布㓥房住户生活困难调查报告、约谈政府官员或请愿递信等方面多管齐下地发力，助解㓥房户生活燃眉之急的心路历程。

社协副主任施丽珊自1995年做社工便关注房屋问题。采访当晚，记者跟随她走访油尖旺区的㓥房。她带著两名义工和物资，穿梭在唐楼之中，为租户派发口罩及超市消费券，逐个询问有否申请公屋、是否需要帮忙申请......最先到访一个住了20多户的单位，社工的出现仿佛短暂点亮租户的暗夜，马上热络地和他们聊了起来，有人甚至会问：“施姑娘，中秋节会不会派月饼呀？”而施丽珊总是耐心倾听每一个人的要求，再认真回应。疫情之前，她通常会花不少时间和租户倾谈，以了解更多细节，但如今只能留下物资匆匆一别，再走向下一伙㓥房户，走入政府未能关心触及的隐秘角落。

香港有22万人蜗居㓥房，但政府并没有设立关注他们的部门，所以日常只能靠这些民间组织去接应。

“政府可能连十分之一的诉求都没满足到”

做了社工20多年，施丽珊眼见几任主责房屋范畴的高官都探访过㓥房户、面对面了解基层民生，但始终是“讲多过做”，导致矛盾日渐累积。她忍不住慨叹：“政府可能连十分之一的诉求都未能满足。”

“我们是在帮政府解决问题，如果没有各种团体，社会问题真的会爆炸。”施丽珊回忆，社协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关注笼屋议题，至90年代起发布香港笼屋状况的调查报告；同时，由于公屋的供不应求始终无法妥善解决，㓥房问题近年渐趋恶化，社协亦十分关切㓥房住户的环境恶劣、负担沉重，以及少数族裔和非长者单身人士的住屋问题，并持续发布相关系列报告，通过民调引起社会讨论，并相继提出取缔不适切住房、以公营主导房屋政策、兴建过渡性房屋等倡议。然而，政府至今未能一一回应。

例如，社协自2016年倡议以过渡性社会房屋作为短期纾缓措施，协助轮候公屋家庭和其他居住环境恶劣人士改善生活质素，而尽管特首林郑月娥于2017年上任后采纳相关建议与民间非牟利组织（NGO）合推“社会房屋共享计划”，但推展进度并不理想，及后两年也只提供600多个单位，至2019年才把整体供应目标提高至1万个，到2020年再扩大至入住率较低的宾馆或酒店——可见进展相当缓慢。而且，计划推行至今暴露不少问题，参与计划的宾馆从业者不时批评政府提供的资料和协助不足，令宾馆与NGO难以成功配对。

可笑的是，这种“不足”，对政府来说可能已经“很多”了，因为在过渡性房屋以外的房屋问题上，政府明显毫无寸进。“过渡性房屋议题上，（政府）已经是帮助最多的了。”施丽珊指出，社协明明早于政府推出有关措施之前，已经积极研究可行方案，并提交当局参考以全面统筹，但现实令人大失所望：“我们都把土地找好了，政府却推脱说起不了楼，你们NGO起吧。”

政府把为人民安居的基本责任“外判”了出去，令过渡性房屋变成了全程由民间组织负责的政策，好像以为“眼不见为干净”，但基层的住屋问题并没有被解决，甚至越来越恶劣。这些年来，施丽珊深入体会到㓥房住户由于居住条件欠佳而面临精神抑郁、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等问题，颇感无奈：“政府从来没有去面对切实情况解决问题，一直在逃避。”为争取㓥房住户权益，社协每年去政府总部示威请愿、开记者会、申诉会、调查发布会等约20次，并游说不同党派立法会议员接纳他们意见，但当局多数置之不理。

“有的官员不想跟基层市民和社工聊天，我们永远都约不到人。”施丽珊说，政府态度傲慢，民间团体有时需要发起联合行动向当局施压，诸如邀请国际媒体报导、出版及举办呈现基层住户苦况的书籍和展览，以此督促政府改变。

“走访时件件事都很震撼他们（官员）”

葵涌㓥房居民大联盟（联盟）成员吴堃廉形容自己是街坊的“同行者”。他大学时攻读机械工程，毕业后任职中学物理老师，最后进修成为注册社工，自2012年末联同葵涌区内关心社区事务的㓥房住户成立关注组，主要就㓥房的租务管制、滥收水电费、业主逼迁等多个议题向当局及社会反映诉求。

经过不懈努力，外界对㓥房的关注越来越多，但居庙堂之高的政府却如同处在平行时空。吴堃廉近年和官员打过一些交道，印象深刻的一幕是，政府去年4月成立㓥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后，租管小组和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苏伟文曾就基层住房现况咨询联盟，吴堃廉便直接邀请当局参观㓥房环境与街坊对话，结果发现政府仍然十分离地，“对于他们（㓥房户）的困难，政府官员好像觉得每一件都好震撼。”

相比之下，处在民间的社会团体更能切身体会基层困境。包括联盟在内，关注㓥房问题的社会团体每年都会发布调查报告，但都无法引起当局的警醒及注意，反倒变成行礼如仪的行动。

当㓥房住户水深火热，为何政府仍然冷待？吴堃廉认为原因无他，就是当局无法真正体察民情。他提到，有些官员总会谈及自己年幼居于㓥房的经历，似是想借此建立一种对于㓥房住户“感同身受”的形象，但是，他们只是将多年前的情况投射到当下，早就与实际情况脱节。例如，业主滥收水电费问题并不新鲜，有街坊的电费甚至比正常水平要贵三倍，这对基层来说实在百上加斤，而当他们亲口告诉租管小组主席梁永祥和运房局副局长苏伟文等人时，对方还是感到很震撼，就像发现“新大陆”，然后表示会努力想办法解决。

政府离地万丈的态度，不免造成制度空白，导致原本违规的㓥房陷入难以迅速全面取缔的困局，因为清拆及安置政策并不完善。例如，葵涌区有很多违规工厦㓥房，一旦被政府发现便会由屋宇署发出清拆令，要求业主在指定期限之内（通常60天）清拆僭建物或终止单位作违法住宅用途——这变相迫使原有住户须在极短之间之内另觅居所。尽管如果有人直到收楼当天仍然无家可归，可留在单位内待执达吏开出文件再入住临时收容中心3个月，但从吴堃廉所接触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租户早就会被业主以不法手段迫迁。他记得，曾经有位带著两个小朋友的孕妇，被业主雇佣的黑社会人员破门而入强行赶走露宿街头，只能向社工求救。

也许，正正因为有个“离地政府”，那些在大家眼中已经见惯不怪的民调、游行、展览，反而更加有存在价值。所以，吴堃廉入行这8年来，未曾对街坊困境习以为常，而是坚持继续反映基层意见，即使只能改变皮毛，但也意义非凡。

“政府很少从基层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

“政府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不该做，他们很少从基层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施丽珊认为，㓥房之所以难以解决，除了源于当局忽视基层所需之外，还因为政府官僚思维僵化，常常被落后时代的行政规范牵绊，所以往往无法大胆革新，未能做到“㓥房清零”。

施丽珊常常在下班后主动加班探访㓥房住户，她留意到，房屋供应短缺不仅影响到居民的居住环境与生活质量，亦会影响到人的自尊心和奋斗意愿，因为当阶层严重固化、流动机会渺茫，基层居民靠双手难以改变命运，只能安于现状，沮丧灰心，积累更多社会问题。她语重心长地说：“香港的坚尼系数长年超越警戒线，我们怎么可能不生气？但生气的同时还是要思考，思考如何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基层房屋问题，思考如何多给政府压力督促他们做事。”

对此，吴堃廉也深有感触，例如现正制订的㓥房租管便是典型例子。原有的住宅租务管制自2004年全面撤销后，基层住房关注团体便年年发起游行，要求当局以租管保障基层住户，但都无法得到政府认同；直到近年㓥房数量激增，而且不时因为电力负担过重和消防设备不足导致夺命意外频生，社会对于㓥房管制呼声甚高，政府才于2012年正式把㓥房问题提上议程，但仍在2014年公布的《长远房屋策略》当中否决㓥房租管；讽刺的是，几经周折，当局终于去年成立㓥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并于今年7月提交《2021年业主与租客（综合）（修订）条例草案》，以避免租客被业主滥收水电费、甚至任意加租，但除了“租金”之外，草案根本未能全面保障租客合理权益，更加未能就居住环境及安全的迫切问题进行规管。

说著说著，吴堃廉拿出厚厚的一叠宣传单张和册子，上面用图表详细、生动地描述了㓥房租户面临的系列问题。有趣的是，不只他对㓥房问题了如指掌，街坊同样非常熟悉，“有一次约某一位官员来到联盟办公室，和六、七十位葵涌区街坊一起开会，围著他表达意见。不需要我们出声，街坊准备得非常充分，积极主动地表达意见。”

施丽珊曾经遇到一位很有志气的㓥房儿童——在墙壁上写著“我要科科都拿A”，但由于和家人同住，为免影响他们休息，他几乎每晚都窝在厨房里温习，幸好最终实现了目标。她谈及，多年来除了帮助㓥房住户改善生活，也帮助过不少在㓥房长大的学生补习、寻找实习机会、寻求大学学费补助等等，更加有感基层的困难不只是物质的稀缺，还在于希望的渺茫，因为“他们总是认为自己很卑微，不敢苛求太多”。

㓥房只是香港房屋问题的冰山一角，却折射出政府弊端与短板，政府唯有正视问题、亲力统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安得广厦千万间，让基层民众看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