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外地医生｜医生代表这样上演赤裸裸的“医疗霸权”

为纾缓医护人手紧张，特区政府终于今年5月中旬提出《2021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开放合资格且为香港永久居民的非本地培训医生来港执业；至上月底（8月31日），再提出三大修订，当中容许持有专科医学资格的非本地居民可以在豁免执业试的情况下申请成为“特别注册”医生。这个剑指本地医生保护主义的修订案，毫不意外地遭到一些医生代表的批评，例如立法会医学界议员陈沛然便质疑方案将会破坏界别专业自主，他更引述自发的业界问卷结果指有逾8成受访者反对修例。作为医学界代表，陈沛然的做法著实无可厚非，但医护短缺影响的是全港市民福祉，他为何不去问问病患群体的意见，而是把水深火热的他们排拒在外呢？对普罗大众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在上演一幕赤裸裸的“医疗霸权”？

有一组数据相信香港人已经见惯不怪——截至2020年2月，香港共有15004名注册医生，若以香港750万人口计算，即每1000人当中只有两名医生，低于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去年平均数3.5名，而若要追上有关水平的话，起码要增加超过1.1万名医生。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实际情况远比上述推算恶劣得多，因为现有的1.5万名注册医生当中，只有45%服务公营市场，即约8成病患，按此推算的话——在公营市场当中，每1000人当中其实只有1.1名医生，但在私营市场里面，每1000人当中却有多达5.5名医生；另外，按照当局今年2月以2017年为基准推算医疗人力的结果，至2030年及2040年，本港还将分别缺少1610名及1949名医生，当中公院医生的短缺可能超过960名，可见问题有多严峻。

增加不了的医生供应

这组数字构成了医生供求严重失衡的医疗现实：私立医院价格高企，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病人的权益首当其冲——急症室轮候时间最长超过10小时，专科首次诊症通常要等10至21个月，更甚者直接“等睇病等到死”，例如今年3月一名长期病患在广华医院急症室等候近十小时后死亡；医生同样疲于奔命——一般需要连续工作28至26个小时，而每周合共工作超过65个小时，难免令人担心他们在超负荷工作之下或会直接影响病人的生命安全。

按理说，可循三招扭转医生供不应求的困局，一是大幅提升医科学生学额，积极培训本地乃至世界医疗人才；二是容许外地医生来港免试执业，广纳各地专才；三是公立医护人员待遇，适度纾缓工作压力。可是，这简单的三招，自回归后扰攘至今，仍然没有什么太大进展。

在医科学额方面，目前只有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设有医学院，每年合共提供530个名额，长远而言亦只预计增加至600个。据说科技大学和城市大学都曾向特区政府提出开设医学院，冀为香港培训更多医疗人才，但都不了了之。至于开外外地医生，由于现有《医生注册条例》对非港大和中大培训的医生相关严苛，他们必须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渠道的考验——第一，通过医务委员会的执业试，当中包括专业知识、医学英语技能水准、临床考试再担任12个月驻院实习医生，才可正式注册执业，但因报考程序繁复且考核罕见病例，执业试合格率向来偏低，只有11%至28%；第二，经个别医院及院校推荐予医委会评核成为“有限度注册”，虽以豁免应考执业试，但只能在指定医疗机构服务，且以三年为限，届满后可续期三年；第三，拥有至少十年或以上经验的世界名医，可在不同条件下获医委会豁免三项执业试。

来港执业难度之高，不免影响外地医生意欲。据统计，在1991至2000年间，合共有2224名非本地培训医生在港注册，然而，由于在1996年9月以后政策收紧，所以在2001至2010年间，只有366名非本地培训医生在港注册，而在2011至2020年间亦只有396名非本地培训医生在港注册，远不足以填补医护人手短缺。

“被消失”的病患需求

按理说，由于医委会有权豁免海外医生来港执业试，假如他们愿意放宽相关门槛，就可大大纾缓本地医生供应压力；然而，放宽方案屡遭由医学界选出的医生委员否决。他们反对的理由很简单，不外乎“忧虑外地医生降低本地医疗质素”云云，但深层原因其实是保护主义和精英心态作祟，担心行业利益被摊薄，导致既得利益受损害。几经流感高峰“爆煲”，特首林郑月娥终于今年5月正式就《医生注册条例》提出重大修订，以开放在外学医就医的香港永久居民回港执业，至上月底再增加三项：一是放宽资格至持有认可医学资格及专科资格的非香港永久居民；二是容许非本地培训且未经实习的香港永久居民医科毕业生，参加香港执业资格试；三是为目前以有限度注册形式工作的医生开路，增设特别注册制度。

这个剑指本地医疗保护主义的《2021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毫不意外地遭到一些医生代表的强烈批评。例如立法会医学界议员陈沛然便质疑方案将会破坏界别专业自主，他更引述由他议员办事处进行的业界问卷调查表示，有八成医生和医科生都反对修例，其中后者的反对比率高达96%，而整个业界主要担心修例将会破坏现有考试和审批制度等等。

作为医学界代表，陈沛然的做法著实无可厚非，但医护短缺影响的是全港市民福祉，而他的问卷却把最为重要的病患群体挡在门外，令他们成为最不被医生重视、最没有话语权的一分子。不难看出，医生的“保护主义”心态已经成为某种共识，所以当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他们参与公共政策讨论时，往往只会著眼于自身利益，从而漠视了患者的基本权益。其实，根据病人组织“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今年5月就引入非本地培训港人医生的调查，有54.3%受访者同意引入更多合资格的非本地培训医生，当中有多达96.4%同意增加医生人手有助缩短轮候时间；另外，有66.9%的受访者认为“增加医科生名额”有效的解决方法。

可惜，在包括陈沛然在内的医生眼中，病患的需求似乎并不太重要。可悲的是，过去多年来，这个本应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群体，都变相在剥削病人权益。结果，新的医生进不来，还要面对旧有医生的流失，导致公院人手更加紧张、病患轮候时间不断延长。

是时候改变的傲慢偏见

随着粤港澳“健康湾区”的推进，未来本港或许会有更多医务人员到大湾区执业。众所周知，医生是培训时间最长的一种职业，培训一位专科医生需时十年八载。面对严峻的医生人手短缺，适切引入外地培训医生不失为一个合适之举，亦是国际上的惯常做法。但现在似乎出现了一个怪现象，谈到海外医生这个议题就总是原地兜圈，动辄被认为是削弱专业自主。当英、美、澳、星等纷纷放宽海外医生引入门槛吸纳医疗精英，为何唯独香港故步自封？

有一种意见认为，放宽门槛或会导致大量内地医生来港执业，从而拉低香港医疗水平。这当中隐瞒两种假设，一是对内地医疗培训制度的不信任，二是坚信自己高人一等。然而，正如世界各地引入外地医生的政策一样，基本原则就是“择优而取”，而不是狭隘地以地域或国籍或民族或人种作为衡量标准。对于是次修例，港府亦正借鉴新加坡的做法，成立特别注册委员会以制订获港府承认的全球100间医学院名单，而该名单每隔三年就会检讨一次。

因此，关键不在于是何地的医生来港执业，而是豁免资格如何划定，增加专业机构参与评估，而不是把相关权力只保留在医委会，这样或许更有益促进医疗公平。

短期来看，放宽引入海外医生是解决医生人手不足的最好方法，而长期来说，既然香港医疗培训质素有目共睹，那么港府更应把握优势，大幅增加医科学额，一方面增加港产医生人数，另方面吸引各地专才来港，令香港成为世界医疗人才培训基地。

引入外地医生门槛的放宽，预示医生保护主义的大退潮。对于很多香港的基层市民来说，不用饱受轮候之苦对于他们是一种遥远的寄望，更是千方百计想要达成的现实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