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变计划｜港府应牵头调动资源促社会复和
早在反修例冲突最为激烈的2019年10月，特首林郑月娥便公开表示，对于很多年轻人被捕感到心痛，愿意在不违反法治精神的情况下为未成年人士提供额外支援；可是，两年过去，特区政府政府似乎仍然“得个讲字”。由经济学者宋恩荣夫妇牵头成立的跨专业志愿组织“蜕变计划”已在一年内帮助60个被捕青年重获新生，但单凭一间机构实在无法为所有被捕年轻人辅导心理健康、提供法律援助、重新规划生涯。这些年轻人纵使有错，但当局万万不能袖手旁观、轻言放弃，否则只会令宝贵的社会资产折损磨灭变成负资产。
政府应与时俱进调整服务
特区政府提供的释囚更生服务，主要由社会福利署和惩教署合办的“监管释囚计划”负责。该计划1996年成立，主要为成年释囚提供善后服务，例如透过监管和辅导，协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成为奉公守法的市民。社会福利署会到惩教所作释前探访，以评估囚犯需要，并协助他们厘定更生计划，为重返社会做好准备；此外，社会福利署还会与受监管者及其家人于其居所或工作地点定期会面，提供监督和辅导，协助他们重过新生。“监管释囚计划”网站显示，监管释囚委员会中不乏具备精神科、心理学及刑法相关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士。
问题是，香港刚刚经历一场折腾逾年的社会冲突，有过万名示威者因而被捕，当中有超过4000名学生，其中有1700多人尚未成年，而上述那个成立了25年的“监管释囚计划”，是否足以处理这些犯罪背景与普通囚犯截然不同的年轻人？对此，“蜕变计划”副总监、香港亚太研究所经济研究中心副所长宋恩荣表示，“监管释囚计划”的初心值得肯定，但过往年轻人教育水平较低，通常基于吸毒、打架而被判入狱，而不少反修例被捕青年的教育水平较高、家庭背景良好，更加不是惯犯，所以担心有关计划未有与时并进。他又提到，例如惩教署为年轻在囚人士提供的正规教育课程，就未必适合已具有大专或以上学历的反修例青年。
在这方面，新加坡明显更胜一筹。新加坡的监狱会为有较高重犯风险的在囚人士提供平板电脑，预先加载电子书籍、新闻、电子邮件及学习应用程式，让他们随时在监狱内阅读电子学习资料。相比之下，香港所有在囚人士均不可使用互联网进行上网活动，而藏书数量较少的监狱图书馆，则难以满足在囚学生的学习需求。
“蜕变计划”创会主席宋陈宝莲指出，对于案情较严重、服刑时间偏长的个案，理应支持他们在狱中上网课，或接入部分大学资源，让他们在服刑期间兼顾课程，不至于荒废学业、浪费大好青春。她提到，“蜕变计划”有位受助人在大学三年级下学期完成服刑后，将于今年9月重返校园继续学习，她希望其他学校都能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宽松处理，共同帮助已经付出法律代价的年轻人重燃人生希望。
前路光明才能令社会放下仇恨
社会企业家、首届“奥巴马基金会”学者麦晓晖在“蜕变计划”创立之初便关注这群有心人，至近期成为核心团队之一，希望发挥整合社会资源、系统支援被捕青年的角色，帮助已完成服刑的年轻人重新融入社会。他表示，关键任务便是促进社会其他持分者和被捕青年有直接交心的沟通，“还有一些社会人士，见过这些青年之后，曾经的观点和心态有些变化。”
但是，多数青年还处在较早期的法律处理阶段，麦晓晖目前只能联络商界人士及其他社会持分者，为被捕青年重新融入社会而搭建关系网络。麦晓晖从中发现，不少人明明都很认同“蜕变计划”的理念和原则，也希望帮助青年更生、促进社会复和，只是之前不知应该如何参与：“包括商界在内的社会持分者，会觉得若政府能先行出第一步，会相对较少顾虑。”
可见，缺乏政府的带头及动员，在如此敏感的议题上，社会各界难以打破反修例风波造成的撕裂和隔阂，重修于好。宋陈宝莲认为，政府应该重视分配资源给做释囚服务的NGO，参考“蜕变计划”或其他服务模式，带头反思、以身作则、释出善意和同理心，否则心结难以解开，因为“商界企业同样会有担忧，会不会被人诟病成聘请黑暴，承担政治风险。这批青年面临的情况和普通更生人士大不相同，如何帮助他们，需要去探索。”
反修例风波已成为过去，而相关案件如何尽快处理、政府如何尽力弥补撕裂、年轻人如何重投社会，都是未来要解决的问题。正如宋恩荣早前在电台节目中所说，香港有不少深层次矛盾，单靠“蜕变计划”提供辅导服务并不足够，亟待政府牵头处理；而年轻人参与社会运动背后亦有很多复杂成因，社会精英人士及当局不可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