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变计划|助60被捕青年获新生 宋恩荣夫妇:仇恨不应成主流

撰文: 刘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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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大批年轻人因反修例冲突活动被捕,著名经济学者宋恩荣及其妻子宋陈宝莲去年牵头成立由跨学科专业人士组成的“蜕变计划”,冀能为25岁以下被捕青年提供免费的情绪辅导及法律支援,好让他们早日重获新生,从而促进社会迈向和解。一年过去,宋恩荣夫妇接受《香港01》专访,透露至今已为近200名年轻人及其亲属提供援助,当中有人拥有专业技能,年收入达70万以上;有人颇具音乐天赋,服刑完毕后收到多间音乐学院录取通知;有的经法律团队帮助后获撤销控罪,其父母感慨“我儿子真的蜕变了”……

“蜕变计划”创会主席宋陈宝莲致力为被捕青少年提供免费心理及法律帮助。(欧嘉乐摄)

成立一年免费帮助60被捕青年

工薪家庭出身的KC(化名),在2019年反修例期间只有16岁,因为参加11月11日的“三罢”示威时被警方搜到藏有花生油、机油等物品,被控管有攻击性武器罪。由于当日冲突激烈,KC原本可能被重判,但在审讯期间,KC的中学校长把他转介给“蜕变计划”,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蜕变计划”的法律团队合共为KC向法庭呈交四份社会心理专家报告,其中一份提到他颇具音乐天份,并在“蜕变计划”的帮助下获得香港中文大学一位音乐教授的赏识和指点,故冀法庭从轻发落,令他重塑梦想;法官参考报告过后,将KC的刑期减少至三个半月,并勉励他说“希望以后在香港听到你的演奏会”。至KC刑满出狱,“蜕变计划”又带领他重新规划人生,帮他争取出国深造的机会和奖学金,又为他提供英文补习和职业咨询,到申请留学签证时更为他撰写陈情报告以免受坐监案底影响。几经努力,KC收到台湾和澳大利亚等地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目前正在接触位于英国和加拿大等排名更高的学府。

作为“蜕变计划”创会主席,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荣誉副教授宋陈宝莲谈及KC这个案例时,总是满脸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因为能够帮助被捕青年重回正轨。事实上,KC只是“蜕变计划”成立一年以来所支援过的60个年轻人之一,如果计及受助对象及其家庭成员,这个团队已经无偿服务接近200人。具体而言,参照“蜕变计划”截至今年3月底的《中期报告》,49名受助青年当中,有41人(83%)需要团队与辩护律师紧密合作,以争取最符合当事人利益的判决;15人(36%)需要团队转介寻求法律意见;21人(43%)有不自知的情绪病/精神病和发展障碍,需要转介临床心理学或精神科的治疗。

无可否认,相对目前所有被捕人士而言(表),“蜕变计划”所触及的并不算多。截至2021年6月30日,警方已就2019年反修例示威活动拘捕10261人,当中有1754名未成年人士,485人已被检控,涉及罪名包括参与暴动、非法集结、刑事毁坏、袭警、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藏有攻击性武器等;被捕学生则有4008名,其中1089人已被检控。不过,对于仍然深陷撕裂的香港来说,这个没有政府资助的志愿机构已经为社会和解迈出一大步。

一念之差放弃年轻人是重大损失

宋陈宝莲忆述,去年春节期间,她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聚首,席间谈到不少学生因2019年反修例冲突被捕,而彼时学生们仍不知道何时上庭、对前路感到迷茫。加上反修例案件数量骤增,导致法庭审讯案件或判刑排期“塞车”,不少被告将在司法程序中面临漫长的等待,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惧难免对年轻人及其家人产生各种负面情绪,最终影响的是整个社会氛围及经济。于是,宋陈宝莲著手成立这个主力帮助被捕学生改过自新的跨专业组织,并得到社工、精神科医生、心理辅导员、家庭治疗师、律师及学者等专业人士的支持,希望能够调动各方力量和资源,为25岁以下被捕青年提供免费而全面的情绪辅导及法律支援。

为什么“蜕变计划”的目标对象是学生?宋陈宝莲解释,因为他们并非一般惯犯,而且不少人过往行为良好、无犯罪记录,甚至拥有较高教育程度及出色才能,只因受环境及复杂信息影响,才会在一念之差下犯事。“蜕变计划”副总监、香港亚太研究所经济研究中心副所长宋恩荣也说,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犯错,但承担责任、改过以后,理应拥有被谅解的机会。

蜕变计划的另一意义是,在社会正在转向知识型经济而人才严重短缺的当下,珍视年轻人作为社会资产,有助社会长足发展。宋恩荣解释:“香港老龄化程度高,年轻人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更少,是很重要的社会资产,如果因案底被社会排挤,找不到好工作,很容易再犯事,令资产变作负担。”他还算了一笔账,每名大学生四年教育成本接近100万元,主要都由纳税人的公帑承担,如果社会因一念之差而切断大学生的前路,变相浪费金钱;再者,如果社会不容许他们完成学业、不承认他们所持有文凭,相信他们日后在职场上的竞争力或与高中毕业生无异,不但加重公共服务资源负担,也令社会面临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

“蜕变计划”副总监宋恩荣认为年轻人是社会宝贵资产不应变负担。(欧嘉乐摄)

心血与成果远超预期

宋陈宝莲当初为“蜕变计划”设定四个目标:协助涉案青少年获取及巩固贡献社会的技能,减轻其焦虑和挫败感;培养年轻一代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对不遵纪守法行为进行慎重反思;重建香港社会与涉案青年之间的信任关系,给予他们重新出发的机会;培养涉案青年的社交能力、合作能力等软技能,为未来社会建立人力资本。一年过去,随著计划的实践和推进,宋陈宝莲发现,被捕青少年面临的问题远远超乎他们的想像,而为了帮助他们改过自新、调整心态并重新融入社会、成为将来的中流砥柱,要下的功夫亦远远超乎预期。

根据“蜕变计划”的流程,通常会为受助的被捕青年提供一至两年的跟进服务,并在他们经历检控、审讯及服刑这三个阶段当中为他们提供情绪辅导和法律支援,包括由专业团队撰写社会心理报告——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争取相对宽松的刑罚;或为部分情节轻微、背景良好的被捕青年争取不留案底的安排,例如接受“警司警诫”或“撤控守行为”——及后还会引导他们积极规划人生、发挥自我潜能、重新投入社会。正如宋陈宝莲所强调,“蜕变计划”要做的,不仅仅是帮助年轻人减轻刑责,更会关注他们的全人发展,因为有了案底也不代表人生已经走到尽头,更重要的是能否与社会和解、重新迈步向前。

截至今年三月底,“蜕变计划”已就19宗案件向法院、律政司或辩护律师提交24份社会心理专家报告(表),其中10宗案件已经结案,1宗成功争取以签保守行为方式结案,其余9宗虽然被判罪成,但法官仍会参考报告量刑:1宗判感化令,1宗判更生中心,1宗判劳教中心,6宗判短期监禁,刑期由7周至20周不等。

敞开胸怀多方共同“蜕变”

“蜕变计划”的另一个服务范畴是为被捕青年及其家人提供情绪辅导。随著了解深入,团队意识到不少求助青年都因社会环境及自身处境难以专注学业或事业,部分青年家庭背景复杂,当中竟有近半数人有未曾觉察的发展性障碍、情绪问题或精神病,需要治疗。例如宋陈宝莲提到,曾在住所客厅接待一名年薪70万以上但被控暴动罪的软件工程师的求助,而由于对方案件被排期至2022年才上庭,他已在漫长的等待中消耗不少心力,所以当时精神状况非常差劣、对周遭环境高度戒备,“整个过程都好窒息”,后来几经辅导情况已有好转。

一名20岁的大学三年级生也在“蜕变计划”YouTube频道中现身说法,谈及自己在2019年被控暴动罪,原本不知如何向朋友及家人诉说心中烦恼,“感觉自己好像被人丢弃在海中心遇溺一样,透不过气,感觉自己抓不住什么,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幸而后来得到“蜕变计划”的帮助,可以尽情分享心理需求,就像困在黑暗房间绝望无助时,摸索到灯的开关。

目前有2671人的案件已经或正在进入司法程序处理(表),其中837人被定罪、279人须签保守行为、6人被判照顾或保护令及4人藐视法庭(民事程序)、53人获撤销控罪、253人审讯后无罪释放,其余人士的司法程序仍在进行中;另外有25人经警司警诫后被释放。而“蜕变计划”理念虽好,但在社会对立的当下,不同阵营人士仍对被捕案件的判决各执一词——有的不满法官同情被捕青年,批评判刑过轻,难起阻吓作用;有人认为被他们是实践“公民抗命”,理应酌情处理,甚至无罪释放;有的相信他们因冲动犯错,希望可以从轻发落。

宋恩荣不免感叹,要帮被捕年轻人也非易事,因为无法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宋陈宝莲也坦言:“我不能要求两边停止吵架,但是(希望)不要成为主流声音。”她重申,“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如果一味加重刑罚恐怕只会加深年轻人的误解和仇恨,令社会走上撕裂狭窄的不归路;再者,从法律角度和社会心理角度去理解同一案件本来就难免产生差异,但鉴于这是一场成因复杂而史无前例的社会冲突,若只靠法律手段相信难以解决问题,必须集结不同专业力量一起“摸著石头过河”,才能真正帮助年轻人“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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