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精英化过犹不及　资助模式忌短视近利

港队在东京奥运稳夺至少一金两银，全城喝采。奖牌除了证明个人运动技术高超，更能凝聚民心，提升香港在世界的形象。香港跟随世界各地趋向精英化的运动政策，集中发展优势项目。然而，不少体育界别中人提醒体育精英化切忌过分，以免顾此失彼，或令运动员心态扭曲，只为留住资源而竞赛。

在花剑选手张家朗夺得香港历来第二面奥运金牌后，政府体育专员杨德强向传媒表示体育拨款不设上限，如果两项运动同时取得成绩又达一定水平，政府同样大力支持，又指出不会因为一次成绩就特别投放资源在某个项目。

杨德强也许说出资助准则的一面。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的收益和拨款，香港体育学院（体院）投入精英培训范畴的金额稳步上升，2019至2020年度的开支为约5.79亿元，是2005至2006年度1.31亿元的四倍多。现时的精英项目和精英运动员以计分制度、按国际大型赛事成绩评定资助水平的安排也相当明确，但与此同时，若果运动员未能取得佳绩，他们以至所属运动的资助就有机会被削减。

这种资助模式，外界或许认为是自政府在2002年决定体育精英化的时刻开始。那年固然是分水岭，但我们应追溯至1982年，即香港体育学院的前身银禧体育中心成立之时。因此，精英化的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82至2002年，以及2002年至今。

首阶段：1982至2002年

第一阶段精英化主要涉及设施投放和选取项目。银禧体育中心初期资助九项精英体育项目，到1991年改名为香港体育学院，并于1995年设立四级制资助制度。另一方面，政府在1990年成立康体发展局，推出“重点发展体育项目”，被挑选的羽毛球、游泳、滑浪风帆和足球等获得政府额外资助和技术支援，运动员亦可以优先使用政府训练设施。之后数年，康体局持续更新资助准则，但体育总会和其他团体不尽满意，于是在2001年引入计分制度甄选体院精英资助项目。也就是说，计分制早在订立精英化的目标前已存在。

在此期间，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屡创佳续，例如在1990、1994和1998年亚运分别夺7、13和17面奖牌，在1993、1997和2001年东亚运动会分别夺11、5和7面奖牌，还有传颂至今的1996年奥运滑浪风帆金牌，佐证体院和康体局的支援渐见成效。

回归之后，因应康体局被揭财政混乱，其角色又与康文署重叠等因素，政府重整体育政策，在2002年发表《生命在于运动》报告书，正式订下精英化、普及化和盛事化的体育政策目标。当中，精英化是指“展示在本地及海外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的竞争实力”，核心系于“精英资助评核准则”。体院改组并直接负责精英培训，取代康体局在该方面的职能，而康体局在2004年亦告解散。体院根据新成立的体育委员会的建议甄选精英体育项目提供支援，甄选准则沿用计分制度。

次阶段：2002年至今

体育精英化自此进入第二阶段，主要涉及设施改善和运动员生涯发展。首先，体院获政府拨款重建，政府亦兴建启德体育园和将军澳单车馆等场馆，透过盛事来增加精英出赛机会。第二，为回应公众对运动员的学习和退役生活的长久关注，政府增加港将升学和退役前后的支援。例如近十多年来数次注资香港运动员基金，设立项目为合资格运动员提供教育资助，向合资格退役运动员提供现金奖励。又例如体院自2014年起与本地大学合作，容许全职运动员延长大学修读年期，亦会让体院提名全职运动员入读，退役转型的难处较以往低。

体育委员会持续按评分机制调整精英项目名单和精英运动员资助。现时所有项目均有资格加入计划，惟项目在评核计划中达到一定分数才有级别，每四年检讨一次。B级为7.5至10分，项目可获体院提供一定支援。A级为最少10分而且要成为奥运或亚运项目，可获体院提供全面资助的训练计划、总教练、运动科学及医学支援及运动员发展计划，更有B级项目欠奉的专属场地。要达致最高的A*级，运动员需要取得奥运參赛资格，或在奥运会、亚运会或世界锦标赛中得奖，而有关项目可获额外资助。现时羽毛球、单车、乒乓球及滑浪风帆被列为A*级。

在精英化的第二阶段，接受体院培训的运动员愈来愈多。在2020至2021年度，体院就上述三个级别体育及残疾人体育项目培训2,224名运动员，当中524人为全职运动员。的确，单计奥运成绩，香港相比其他国家地区仍然较少，但其实香港在残奥、亚运和东亚运的表现相当亮丽。由2001年起的三届东亚运，香港共摘下179面奖牌，在2009年那届更为东道主。香港在同期五届亚运，奖牌一届比一届多。此外，不少港将在所属项目世界排名前列。

以国际参赛资格、排名、奖牌来评定运动项目和选手的资助水平，好处是简单直接，驱动健儿力争上游，符合精英化的目标，而批款的体院也可用客观标准交代资源分配。

精英化去得太尽？

不过，近年陆续有退役或年资较深的现役运动员质疑资助政策令精英运动培训愈趋功利。对运动员来说，项目打进A级相当重要，除了运动项目的支援充分得多外，运动员亦获保证在四年资助周期内每月得到“精英训练资助”。资助额按大赛规模和成绩厘定，例如依照“精英训练资助评核准则”，奥运或世界锦标赛奖牌得主每月至少获约4.1万元，训练期间毋须担忧生活。相较之下，B级项目运动员只能个别申请审批资格。

而且，如果各级项目在资助周期中没有运动员达到资助条件，该项目将会被剔除在精英资助计划之外。如果大赛排名低至“精英训练资助评核准则”下的丙级，运动员每月平均资助额可以仅得1.15万元。在此制度下，争标变成运动员维持资助的手段。

三年前，退役港队空手道搏击运动员张均乐在受访时坦言，体育项目教练会尽力训练最有机会夺标的运动员，以维持项目资助，但高强度训练容易伤害运动员身体，有队员甚至反过来因为受伤而要退赛。

张均乐不是唯一一位对此不满的人。日前，2009年东亚运港队足球队前锋、去年退役的陈肇麒在祝贺港队东京奥运佳绩之余，劝告政府勿“有奖牌先资助，冇奖牌就冇资助”，更自言有亲身感受，相信是因为足球在1998年就因为精英计分制下不合格而被剔出体院资助。

但要数到最深感受的，或许是今届港队体操唯一代表石伟雄。他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说出赛有压力，“因为体操要留在体院，要先攞牌，才可以留在精英项目”，最终他夺得金牌。今届奥运他被视为夺标热门，但最后失手而且排名第12。他和整个体操队必须在其他大赛许胜不许败，否则项目就有降级的危机。

精英化的体育项目资助制度也许有其合理之处，而运动员怀有功利想法，其实不是什么歪念，只是制度下的生存策略。但长此下去，香港可能只剩下个别优秀项目长存，诸如跳绳和棒球等非精英项目或者新兴项目则容易陷入“没有资源—没有奖牌”的恶性循环。这类运动员往往要兼顾工作和训练，而且面对场地不足，连医疗和出外比赛的费用也要自付。此等困境容易令运动员流失，错过被发掘潜质的时机。

期待出现的第三阶段

制度化的运动员精英培训在1982年体院运作后建立，并在2002年革新，把精英化纳入体育政策。在运动员的努力和各界鞭策下，政府着力解决运动员的训练和生活问题。同时间，精英训练亦浮现一些不良后果，值得体育部门反思。当奥运结束后，政府要继续改善精英培训环境，助他们往后出赛，更帮助香港整个体育大业承传下去。

首先，政府和体院要具备长远眼光，如果某个项目值得长远发展，就不应因为一时挫败而大削个人和项目资助，尤其对于名次稍逊的运动员，不论排名是上升还是下降中，相应的个人资助要能满足生活，毋须急于找全职、兼职工作糊口。第二，政府应提拔有机会夺取佳绩的新兴、非精英项目，给予青年运动员在体院或者其他机构资助和专门训练，期望早日参与大赛，建立亚洲以至世界地位。

在斟酌资助模式以外，政府要引导奥运带起的热潮到不同运动，也就是普及化。以往滑浪风帆、单车、乒乓球夺牌，社会都兴起一轮学习风，但热情隔几年就变淡。与其眼巴巴看着剑击重蹈覆辙，政府应构想大众参与运动如何可以持之以恒，除了增加体育设施以外，长远还要检视学生课时和工时，增加市民空闲时间，真正达致全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