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港通关的关键：善用“一国”之利打破“两制”分野
香港已经连续一个多月本地个案“清零”，但无论是港澳还是陆港方面的通关，似乎仍然无期。香港市民普遍期望，当香港“清零”一定日数，就可先与早就和内地畅通无阻的澳门通关，再以此为试点，实现与内地的双向免隔离入境安排；然而，正当特首林郑月娥仍然等待中央给予正面指引，澳门当局日前突然“转口风”，表明国家卫健委暂时不允许当地放松通关措施，显然令港澳乃至陆港通关出现变数。港府实在不得不全面检视，到底妨碍陆港通关的根本问题在哪里——是否向来只看到“两制”的分野，而不懂得利用“一国”的便利？
疫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更是政府治理能力的考卷。但向来自以为比澳门更加优秀的香港，却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沙士）疫情和2019年至今的新冠病毒疫情这两场考试当中，都考得比澳门差得多。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同样都是处于边境的“特别行政区”，澳门早就恢复粤澳通关，容许当地居民和内地游客持有7天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出入两地时免除隔离，但香港与澳门及内地的通关安排却从去年“封关”以来都是“只闻楼梯响”。
有人会说，尽管都是“特别行政区”，但在城市体量、对外贸易和游客往来等方面来看，香港远比澳门复杂、发达和庞大得多，所以疫情自然难以管控。这些固然都是不能忽略的客观因素，但“通关”与否除了视乎城市的防疫程度，另一关键就是当地政府有否与内地有关当局的有效对接和沟通，因为从就学、工作、商贸、旅游到生活，两地交往本就相当频密，而“通关”所涉及的口岸管制、人流管理和检疫措施，必须得到双方的理解和认同，才能产生双边保障——观乎香港与澳门的“通关”历程，不难看到澳门正是懂得善用“一国”之利打破“两制”分野，成功与内地当局紧密联系、互相配合，所以早日得已恢复人员来往。
澳门早与珠海紧密通联
时间倒流至去年1月22日，香港和澳门分别确诊首宗新冠肺炎个案。其实早在病例出现之前，澳门特首贺一诚已经邀请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于当天到访澳门给予防控指导意见；钟南山当时建议，由于澳门人口高度集中，博彩企业酒店众多，新春期间或有不少旅客访澳，所以必须加强与广东省协作，严防输入超级传播者，共同防控疫情扩散。事后，贺一诚持续与钟南山保持联络，随时因应疫情调整措施；翌日，贺一诚亦旋即与珠海召开联防会议，双方决定加强防疫措施，共同禁止发烧人士出入境。
反观香港，疫情出现苗头之时，特首林郑月娥正好身处瑞士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连统筹政府各部门的防疫会议都未能召开，遑论要像澳门那样，邀请国家级专家组亲临指导，甚至与广东省政府紧密协作。结果，拥有13个出入境口岸、其中8个只连接内地、另有4个连接内地和澳门的香港，根本未有像澳门那样，及时启动具有针对性的口岸及人流管理机制。
直到1月25日林郑月娥回港后，也只是宣布暂停来往武汉的航班和高铁，另将原有的“内地入境人士健康申报”机制由国际机场扩大至其他口岸，仅此而已。但在那时（1月26日），澳门已经再度将防疫“升级”，要求由翌日开始，来自湖北省和入澳前14天曾经到访该省的非澳门居民，必须出示由合法医疗机构所提供的“无感染新冠病毒”医生证明，否则将会被拒入境；至于由2019年12月1日至当天入境并且仍然身处澳门的1113名湖北省旅客，则须由澳门当局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在隔离中心隔离至签注有效期满或计划行程到期送离澳门。
香港欠缺跨境管理沟通
到2月4日，为了进一步减少游客到澳、防范社区传播风险，澳门决定关闭所有赌场和娱乐场所至少15天。而彼时的香港，由于“反修例风波”带来的政治躁动仍有余温，所以“反中”情绪和“区隔”思维在新兴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的政治炒作之下仍有市场，导致“全面封锁内地关口”呼声甚高，但由于当局仍然欠缺口岸人流管理部署，迟迟未能在“怎样封关”的问题上令港人清楚明白——“全面封锁内地关口”将会导致香港全面停摆的严重后果，所以只能采取“局部封关”的科学做法；直到所谓“医护罢工”期间（2月5日），当局才相当被动地要求所有内地入境人士强制检疫14天，即以“增加出入成本”方式压缩人流。
至3月17日，当欧美等地开始大规模爆发新冠疫情，澳门更是开始“对外封关”，禁止除内地、香港、台湾等地居民及“外地雇员身份认别证”持有者以外的所有非本地居民入境，而可入境的旅客、外佣及澳门居民，则须在指定地点接受14天医学观察。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澳门只是累计确诊13宗个案。但后知后觉的香港，似乎却仍沉醉在第一波疫情稍微放缓的“胜利”当中，完全无视海外危机；直到海外输入个案激增、确诊人数在短短6天之内由164人增加至3月23日的351人，当局才宣布禁止海外地区的非香港居民入境香港。
观乎香港和澳门的口岸管理表现，可以说，需要与内地沟通的，港府并没及时沟通；需要对外地严防的，港府也没即时严防，导致往后的四波疫情，都是由海外输入并且大爆发——也难怪总有说法传出，内地之所以不愿免除港人入境的强制检疫，就是信不过这个对外窗口。
沙士已暴露问题但没改善
事实上，2003年沙士疫情爆发期间，香港已经未能有效利用“一国”之利打破“两制”分野；直到沙士过后，无论是立法会的调查报告，抑或是特区政府成立的专家委员会报告，都没有谈及应对重大事件的口岸人流管理机制。
例如立法会“调查政府与医院管理局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爆发的处理手法专责委员会”，虽然指出时任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在制订传染病监控政策时“未有充分考虑到粤港两地往来频繁的跨境人流”，又提及“传染病可透过国际旅运及中港两地的跨境旅运传播”，但未有提出具体建议。
至于由政府委任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专家委员会”所撰写的《汲取经验 防患未然》，也只是从医疗体制联通的角度出发，提倡建立定期汇报数据的制度、在疾病监察上紧密协作、促进两地医疗专业人士交流、与具疾控经验和能力的机构和人士建立联系以制订应变计划等等，而没有触及口岸管理和人流控制。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粤港澳三地的卫生部门和防疫专家事后的确每年定期召开一次“粤港澳防治传染病联席会议”，就传染病监测、防治和通报机制等范畴进行讨论，但同样只是从提升医疗应对机制的角度出发，并不涉及跨境人流的管控。
香港与深圳仿佛互不相连
反观澳门，在沙士期间，无论是负责口岸管理和官员还是防疫专业的医疗人员，已经懂得利用“一国”之下地区之间紧密联系的优势，以消除“两制”之下的繁文缛节，令两地的卫生官员和医生直接交换最新疫情资料，及早筹谋对策。
例如已故立法会前医学界议员劳永乐曾于沙士后撰写《港澳抗疫的双城故事》，提到当年广东省卫生厅在1月23日发出专家报告后已经很快传至澳门，并获当局高度重视，比起3月12日才爆发疫情的香港“先知先觉”个多月，至5月10日才有首宗由珠海传入的病例。劳永乐批评，香港“死守两制分野，事事报请中央，结果制造许多不必要的地区屏障”，令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时至今日的新冠疫情，澳门同样反应灵敏，第一时间与毗邻的珠海建立机动的“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在每天上午10时、下午3时和5时相互通报确诊个案，以调整口岸对接安排和疫情防控措施，可谓联手织成了一张的“横到头，纵到底”的沟通联络网，横向上贯通了口岸人流管制和医疗转诊，纵向上建立了两地领导层级密切联络。
而香港，与一河之隔的深圳仿佛是两个互不相连的世界，直到去年5月初，当第二波疫情稍微放缓而需要处理跨境学童复课问题的时候，港府才在深圳的邀请下同意研究“深港联防联控措施”，及后延伸至核酸检测的认证、跨境司机和其他出入境人流的对接——实在显得太过被动，而且画地为牢，凡事只懂等待中央“发落”，仿佛将自己当成一座“孤岛”。对于一海之隔的澳门，香港同样如是，例如曾于疫情初发时单方面宣布关闭港澳码头口岸，结果引发澳门方面不满，连贺一诚也说自己是“睇电视先知”——可见事前显然没有进行协商。
孤城战略，通关何望？
在往后的抗疫战中，港府也是将“包围自我，全无沟通”的孤城战略坚持到底，几乎不把自己当成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最经典的“笑话”是，特区政府一方面表示希望能够尽快通关，但另一方面又不积极寻求在疫情管控、病例追踪、风险标准、健康认证等等方面与内地机关的对接，结果闹出5月中旬的“回港易”突然叫停6小时后又瞬间恢复的乌龙事件。
事缘广州荔湾区于5月21日确诊一宗源头不明的本土病例，国家卫健委便将当地爆发疫情的龙津街锦龙汇汇鑫阁调整为“全国疫情中风险地区”，翌日香港卫生署举行例行记者会时表示会将整个广东省纳入“回港易计划暂不适用风险地区名单”，当即煞停广东省的“回港易”；有关决定旋即引起社会哗然，但6小时后，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代表港府再发声明，指广东省并未被列为“全国疫情中风险地区”，所以该省的“回港易”政策不变。
这场小风波完全暴露港府和内地的风险机制标准不一。特区政府原本的做法，是以“省份”作为风险评估的基础，一旦省内出现确诊个案，为了方便口岸人员识别，就会将整个省列入“不适用名单”；然而，由于内地的疫情管控和病例追踪都比香港严格，所以国家卫健委的风险划分标准也比香港精致得多，可以细分至小区内的楼数、期数。事件发生后，港府不得不调整“回港易”的“熔断机制”，不再以“省份”为最小单位，而是细分至“小区”。
谈及病例追踪，对比包括澳门在内的全国其他地区，香港也算是“鹤立鸡群”，因为至今仍然未有推行要求全民应用而且能够与内地各省市互通的“香港健康码”，而是以一个鼓励市民自愿扫码纪录行踪的“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在有需要时透过程式内的通信系统通知曾经出入高危场所的市民自行进行核酸检测，但如果市民对此不予理会也可继续扫码进入其他场所。
不难预见，在本港疫苗接种比率并不算高的情况下，如果港府仍然只看到“两制”的屏障而不积极寻求“一国”的对接，“通关”可能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