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区国安法｜反思《苹果日报》结业

《港区国安法》生效一年。《苹果日报》高层及相关公司因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起诉，创办人黎智英在囚，《苹果日报》结业，不少人感慨中央已不容许“异见”存在。诚然，在任何政体和管治者的视角下，所有鼓吹外国干预和煽动的机构，无论是否包裹著“新闻自由”还是“言论自由”的外衣，都属违法，因为没有一个政府会容许以分裂国家和危害公共秩序为目的宣传。然而，部分市民还是跌入《苹果日报》及黎智英所描绘的浪漫民主当中，以为他们追求的“民主选举”甚至“外国制裁”，等同于美好的生活与未来。其实，这个结局正好让我们扪心自问——比起盲目地祟拜西方民主政体，什么制度才能更有利于香港社会和普罗大众，更加接近“良政善治”？我们该怎样面对《港区国安法》下的香港，该怎样在表达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取得平衡，又该怎样避免跌入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当中？

“盲追自由”背后的控诉？

说起“良政善治”，我们很容易会想起港英时期的“麦理浩时代”，以及被指奉行“威权主义”的新加坡。前者在“六七暴动”之后，“大刀阔斧”地推行民生改革，建设新市镇、设立廉政公署、兴建公共房屋、改善社会福利制度，成功化解累积已久的民怨，逆转管治危机。而后者，自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长期维持高效的社会管治和经济发展，带领社会走过金融危机和结构转型，开创了有别于“民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两者不乏共通之处，均以实用主义为管治核心，没有西方政体所强调的“自由民主”等意识形态枷锁。港督是英国政府任命，且在香港大权独揽，奉行带有专制色彩的绝对行政主导，亦设有监控社会的“政治部”——英国安全局设立的“驻港分局”，对有潜在颠覆或危害的社团组织和个人，进行调查和拘捕；而新加坡虽然仿傚英国行议会民主制，容许反对派的存在，但几经选举仍然由人民行动党执政，对公民权利亦设有颇多限制。

单从“言论自由”来看，新加坡可谓有著东南亚国家中最严厉的管治法规：《诽谤罪》、《公共秩序法》、《煽动法》、《防止网络假信息与网络操纵法》，不容许集会、不容许市民在网上打政治性的“擦边球”、不容许市民发表煽动性言论。即使在网上转载“不准确”的新闻，亦有可能被政府提告，要求删除贴文或面临刑罚。

有趣的是，这样一个“不自由”的国家，却在《港区国安法》生效后，成为不少港人移民的“理想乡”；而“专制”的“麦理浩时代”，亦成为港人念念不忘的“黄金时代”。这难免令人质疑，港人争取“民主”、呼喊“自由”的潜台词，控诉的到底是什么？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是毫无底线的表达？还是人人安居乐业的生活？如果是后者，有了前者就能达到吗？如果不能，真正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当香港的管治者未有正视积习多年的深层次矛盾，也无法落实有利于社会大众的长远规划，看不见出路而又积怨多时的市民，难免误以为唯有“普选”和“自由”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能药”，而忽视了两者并非必然联系。

美国虽有令港人趋之若鹜的民主选举制度，却在贫富悬殊、种族不平等、中产阶级衰落、学生“负债”、经济衰退、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极为严峻之际，选出如特朗普般的“狂人”，尽管嘴上承诺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实际上却将一切社会矛盾都归咎移民、外国，而从没检讨美国自身问题，结果在任内四年将民粹主义推向高潮，导致整个美国撕裂。

相对之下，新加坡同样在2011年面对众多的民生问题——住屋、医疗、交通配套跟不上人口增长，市民的不满情绪导致作为执政党的行为人民党在2011年的大选中失利，仅获60％的得票率。但总理李显龙愿意从挫败中放下身段道歉，在大选翌年启动全国对话，成立“全国对话委员会”，邀请社会各界就国家发展政策发表意见，亦有为此设立“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OurSGConversation）Facebook专页和网站，正视施政错误，弥补官民关系，带领社会“再出发”，逐在2015年的大选中赢回选民的信任。

香港政府需要从“反修例风波”中反思管治思维，而香港市民同样需要认清唯有“良政善治”的务实实践才有利于社会发展，空有理想的言论，可能只是“投机者”的刻意煽动。

谨记“空喊民主”的代价

“民主”固然是个好东西，但我们也不应该无视历来的“民主教训”——世界各国在建立现代民主政体所经历的系列革命和战争：英国清教徒革命、美国内战、法国大革命后近一个半世纪的革命乱局以及战争，促使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相结合所，才让香港现有的“民主”和“自由”显得尤其宝贵。但是，所谓“成王败寇”，任何试图鼓励、推动激进政治以迫使政权让渡政治权力，一旦“失败”，必然要为行为承担后果。

即使是“制度外”以“非暴力”的形式，鼓吹改革和争取诉求，代价仍然在所难免。被抗争者奉为圭臬的梭罗所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指出，我们往往只取不合作运动和抵制的“外壳”，却没有从其“真正”的实践者——“圣雄”甘地的一生中，理解“非暴力运动”的文化内核。比起同为印度的革命家、激进主义者提拉克和主张暴力的萨瓦卡，甘地却从《薄伽梵歌》内的暴力中“超脱”，终其一身以内心作战场，视暴力和欲望为最大的敌人。而这种只作用于自身的“政治道德”，其凝固力却远超于先前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主义者所能成就的，但他仍需要多次身陷囹圄，最终被刺而死。这些例子在历史的洪流中比比皆是。

但这是否意味著，面对强势政府，普众大众只能够“不闻不问”；在《港区国安法》生效后，港人只能“躺平”面对？“躺平”故然舒服，不观看新闻、不理解政治、不谈论公共议题，而专心经营个人空间甚至是某些人的解方，所以会对社会和政治保持“沉默”。但比起在“无力感”埋起头来，更应该珍惜现有空间，并正确理解“一国两制”和中央治港思维。

正如早前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的研讨会中为“爱国者治港”原则定调，明确指出香港政治舞台不是要“搞清一色”，并提及中央政府“理解和包容”香港市民“对国家、对内地存在各种成见和偏见”。很多消息和分析亦都认为，当中央出手“拨乱反正”之后，将会在地方治理层面赋予香港更大空间，好让香港继续发挥“两制”的优势，做好“港人治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