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被指搞“港独”　田飞龙：最有潜力获得政治新生命

澳门选举管理委员会上周五（7月9日）取消6组立法会议员参选名单资格，其中由1992年起担任立法会议员至今的吴国昌，被当地选管会指控曾于2019年8月3日与“鼓吹‘港独’的‘香港民主党’要员胡志伟会面”。民主党就此发出声明，强调该党及胡志伟从来都不同意亦不支持“港独”。
众所周知，民主党是香港最为老牌及最为温和的泛民政党，为何会与“港独”扯上关系？如果连“民主党”都被视为“港独”组织，泛民到底还有哪些组织可以参政？《香港01》早前曾经就此专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他从北京视角分析民主党的存亡，认为尽管民主党未必支持港独，但对“一国两制”的追求存在认知偏差和政治对抗，可能面对“颠覆国家政权”的风险；然而，田飞龙也指，民主党本身拥有“国家大一统”的传统基因，相信只要提升对“一国两制”的思想高度，绝对能够获得“政治新生命”。

以“民主”定义“爱国”隐含政治对抗

民主党于1994年由“香港民主同盟”及“汇点”合并成立，其《政策总纲》头三条明确提出：（1）支持香港回归中国；（2）支持回归之后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民主治港”；（3）作为中国人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及评议国家事务。在香港，民主党普遍被视为最为温和的泛民政党，向来也获得最多市民支持，在议会政治扮演重要角色；至近年本土思潮活跃，民主党也多番表明绝不认同“港独”，坚持“一国两制”才是香港出路。

然而，这样一个曾被激进派攻击为“大中华胶”的泛民中坚，缘何会被当成“港独”组织？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兼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早前曾向《香港01》分享了他的解读。田飞龙指出，民主党有份提出的“民主回归论”——支持香港回归，实行民主政制度——存在一个以“民主”定义“爱国”的潜台词，当中可能隐含一种由价值上升到体制的政治对抗。

“他们设想的民主道路是这样的，先是在香港实现一人一票选举，再作为示范对大陆民众和执政阶层提供参考或者施压——而这恰恰符合美国对于中国民主化的设定。这种逻辑当中，存在一种立足香港、再通过对民主价值的追求，与社会主义体制进行制度竞争甚至政治对抗。”田飞龙解释，对民主党而言，由这种民主价值已经获得西方认证，加上社会主义体制仍然存在各种道德和治理缺陷，所以他们坚信这种政治诉求具有正当性和道德性，急切希望香港可以进行示范；然而，对北京来说，这种诉求并非正确理解“一国两制”或者认同国家的体现，“因为当中存在一种想要推动或者倒逼国家进行政治改革的意图，而他们所秉持的是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变相没有维护《中国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中国。”

真诚接受中共，就能获得新生？

田飞龙研判，尽管民主党未必支持“港独”，但如果按照他们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去推进“民主中国”的话，“就可能对社会主义中国产生颠覆性──这不是‘分裂国家’，而是‘颠覆国家政权’。”他又提到，自从民主党“党鞭”司徒华离世之后，民主党实际上已经不断被激进势力牵著鼻子走，不但失去对整个阵营的主导权，甚至引入暴力路线，本来已经严重削弱自身的生存空间和政治影响；而当中央出手确立“爱国者治港”原则，又制订全新选举制度，无疑都对民主党造成挤压，“可以说，民主党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生死存亡的选择关头；不过，民主党也是最有可能改造成为‘忠诚反对派’的政党，因为他们本身拥有一种‘国家大一统’的传统基因。”

不过，田飞龙也预见，民主党的“转型工程”相当困难。首先，必须正确理解和真诚接受“一国两制”及其背后的主导性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田飞龙说，如果民主党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无法达到与国家及其执政党看齐的思想高度，甚至仍然想以“民主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一较高下的话，可能无法符合“爱国者”的标准。其次，如果民主党的改造“用力过猛”，可能伤及自身的选民基础及其信任关系，“而万一改到变成一个‘准建制’政党的话，相信也会难以生存。”但尽管如此，田飞龙仍然呼吁民主党把握转型契机。

“民主党可以选举制度已被修改为由，彻底切断此前与外部势力的勾结和本土激进势力的牵连，走上一条立足于‘一国两制’、真诚认同社会主义中国、愿意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这样的民主党绝对能够获得政治新生命，甚至真正迎来‘一国两制’。”田飞龙续指，民主党早前成立“内地及政制事务专责委员会”是一种积极求变的表面，他建议该党可以多看其文章，甚至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成为“学习型政党”，而非只关注民意的操纵，但又不懂得拿捏政治斗争的分寸。

香港政党政治何去何从？

田飞龙亦坦言，当“一国两制”当中“一国”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有了更多展现之后，的确会对香港政党政治的发展提出一个极大的挑战性命题──香港政党政治向何处去？“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已经给了香港人充分表现自治能力的机会了，但如果这些关键领域的改造失败，即香港人始终无法担当治理要务，那么最后只能逼着中国共产党走向前台了。”田飞龙强调，香港政党应该尽快转化成为“选举”与“治理”并重的政党。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有别于西方政党，并非以“选举”为中心，而是以“治理”为目标，但是“没有竞争不代表没有压力和动力，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继承了中国古代贤人政治传统，既重视精英对于整体利益负责的知识、道德和能力，又强调精英必须获得民众的认可。”偏偏，香港经过这些年的民主实践，令中国共产党发现当中存在不少问题：第一，选不出真正坚定的爱国者；第二，逐渐变成由外部势力操纵、可能通向颜色革命的危险渠道；第三，无论是治理社会的能力，还是回应公平正义的能力，当选人的表现都相当有限——“因而需要进行改造。所以，选举改革不是为了给传统建制进行政治分肥，而是重新塑造贤能爱国者的管治体系，用以承担香港在本地、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国家发展当中更加重大的任务。”

“在以前，若要成为港英之下的政务官或者立法会议员，相应的角色规范其实比较单一，也有一定传统做法可以遵循；但是，若要成为‘一国两制’之下的政治家，无论是视野和目光，或者道德和能力，都要超出两边的规范，既要懂‘一国’，也要懂‘两制’，既要懂‘社会主义’，也要懂‘资本主义’，还要时刻追随国家战略体制的变化与更新，致力提升自己的管治水平和治理能力。”田飞龙相信，这样的政治家一旦逐渐催生产生，极有可能为“一国两制”开辟一种全新功能——为良好治理储备更多人才，甚至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经济发展援助”以外的“治理能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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