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死”频现 香港长者离“居家安老”有多远?

撰文: 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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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本港独居长者住户超过15万户,比2006年增加逾54%。随著单身独居长者数量增加,近年“孤独死”现象频现。如青衣长发邨敬发楼过去一年内至少发生两到三宗长者失救死亡个案,部分死者因独居未被发现,直到房屋内传出恶臭,才被邻居报警揭发。凄凉“孤独死”背后,折射长者社区照顾服务不足,港府自1977年提倡的“居家安老”远远未能落实;然而,长者人口急速上升,可见安老服务将是特区政府未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

1997年至2020年期间,香港65岁及以上的长者人口激增109%至142万人,占总人口的19.1%。(欧嘉乐/摄)

1997年至2020年期间,香港65岁及以上的长者人口激增109%至142万人,占总人口的19.1%。其中,多达78%的长者患有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癌症及中风等。根据政府统计处的《香港人口推算2020-2069》,65岁及以上长者人口预计在未来20年增加接近一倍,将由2019年的132万人上倍增至2039年的252万,占总人口33.3%;同时,长者人口超过250万人的情况将至少维持30年。可见安老服务挑战极大。

调查显示,超过80%的受访长者倾向在熟悉的社区或家中接受长期护理,即“社区照顾服务”。事实上,社区照顾服务的确能够改善长者的身体技能和认知状况,防止或减慢他们过早入住医院或院舍的需要。而就慢性疾病而言,社区服务照顾更具成本效益,例如在2020年至2021年,日间护理中心为体弱长者提供的社区照顾服务平均单位成本为每月10,900港元,远低于住宿照顾服务(每月16,000-23,700港元)和一般入院服务(每月108,600港元)的单位成本。加之长期护理服务中心在社区照顾,可减少未来香港住宿服务和公立医院的压力,亦能有效纾解照顾者承受的身心压力。

综合上述原因,本港自1977年起便提倡“居家安老”、“社区照顾”的安老概念,如今更以“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作为安老政策的方针。而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当局为身体机能出现中度或严重缺损的长者提供的资助社区照顾服务名额,也累增118%至15,400个。另在2013年,当局亦推出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即“社区券”)实验计划,社区照顾服务的年度经常开支因此在10年间增加两倍,至2020年至2021年度的38亿港元。

目前,本港的社区照顾服务主要分为四类:“家居为本”的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为本”的社区照顾服务、为照顾者提供暂托服务、为身体机能缺损程度轻微的长者提供预防性服务。(余俊亮/摄)

目前,本港的社区照顾服务主要分为四类:“家居为本”的社区照顾服务在2020年提供11,900个名额,涉及18亿港元开支;“中心为本”的社区照顾服务提供3500个名额,涉及4亿5,400万港元开支;为照顾者提供暂托服务仅有531个名额;为身体机能缺损程度轻微的长者提供预防性服务的个案共有15,600宗。至于“社区券”,第三阶段已于2020年10月开展,提供8,000个名额,政府补贴60%-90%。成功申请者可选择4,170或9,980面值的社区券,每月购买“切合个人需要的”家居为本或中心为本的社区照顾服务。三个阶段合计,共有约7,700名社区券持有人使用相关服务,涉及9亿1,700万港元开支。

尽管如此,人口老化加速,上述发展进度远未能满足社会对长期护理服务的强劲需求。为此,多有民间团体及政界人士批评政府实际行动与“居家安老”背道而驰,社会上也屡有声音要求政府件检讨期护理政策的广度、深度以及财政持续能力。

数量不足是社区照顾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立法会资料显示,2021年5月,资助社区照顾服务的平均轮候时间已增至7-11个月。(高仲明/摄)

数量不足是社区照顾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立法会资料显示,2021年5月,资助社区照顾服务的平均轮候时间已增至7-11个月。尽管如此,香港大学民调发现,有45%受访者没有使用上门到户安老服务是因为“不知道该服务可以申请”。安老事务委员会预计,到2026年社区照顾服务将缺少18,000个名额。此外,尽管政府声称“居家安老为本”,2020年至2021年度社会福利署用于社区照顾服务的开支仅占长者长期护理经常开支的38%,另62%则用于住宿照顾服务。

更严重的问题是长期护理服务的财政持续能力:长期护理服务由公营机构主导,家居为本和中心为本社区照顾服务单位成本的90%-96%均由政府补贴。与此同时,政府资助的社区照顾服务收费低廉,导致私营机构难以与之竞争,因此缺乏参与。

反观香港,劳服局局长罗致光在网志中谈“居家安老”,仍将视野局限在“人手供应不足”和“场地不足”。(高仲明/摄)

当然,这些问题并非香港独有,但全球人口老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已对安老服务都有需求,不少先进地方政府已对长期护理服务进行改革,并带来若干结构性转变。例如,在全世界长者人口比例最高的日本,早以社区照顾取代住宿照顾,成为安老服务的核心,并获分配更多资源。具体措施包括将整体住宿照顾服务名额限为长者人口的3%,将住宿照顾服务的主要生活费用剔出长期护理权益的范围,削减使用住宿照顾服务和留医的长期护理服务,同时增加接受家居照顾可享有的福利。而在财政方面,早在2000年日本就设立了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汇集来自雇主、40-64岁雇员和退休人士退休金的每月保费供款,作为长期护理服务的经费,以增加财政持续能力。

反观香港,劳服局局长罗致光在网志中谈“居家安老”,仍将视野局限在“人手供应不足”和“场地不足”。这固然是安老服务面临的具体问题,但作为政策规划官员,局长更需高瞻远瞩,看到本港安老服务的核心矛盾,进行长远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