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二】审批限制重重 合拍片正在丧失“港味”？
“现在我们还能拍出《无间道》吗？”田启文问。在他看来，合拍片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而港人寄望于“合拍片救香港电影”可能只是一个即将被戳破的泡沫。尽管2019年北京放宽合拍片的标准—在演员比例及内地元素上不作限制，并提供多项奖励措施，但田启文一针见血直指，“合拍片的数量正减少，题材却变得愈来愈单一。”
此为“香港电影”系列报道三之二
承接上文：【香港电影．一】港产片与合拍片 香港电影的一体两面？
从题材上来讲，田启文认为合拍片的优势是为香港和内地提供“缓冲地带”，可以拍摄内地不常见的题材。“比如警匪片，在内地并不是说不可以拍警匪片，但是有先天的戒条，比如警察必须是正面角色—这是内地的意识形态决定的。”田启文解释。但对于商业片而言，电影情节必须存在矛盾、冲突、复杂的人性才能吸引观众。“《无间道》里，警察可以是黑社会的卧底，又想做回好人，当中表现出的复杂人性就是商业元素。”
这是香港的警匪片能够成为经典，并在内地享有大量影迷的原因。“警匪片中观众可以看到矛盾，看到各方角力。此外，以往的合拍片更会表现两地的文化差异，但这些元素在近年的合拍片中愈来愈少见。”田启文认为，这亦是由于合拍片优先考虑电影的市场收益及商业价值造成的结果。“因为合拍片要通过内地的审查制度，投资方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这部片能不能过审。”
与香港不同，内地的“审查制度”主要是指剧本审查，对合拍片来说这流程非常繁琐。通常香港电影公司会与内地制片厂或电影局认可的民营电影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再由内地合拍方出面向电影局辖下的中国电影合拍公司办理手续，同时须送审完整的剧本。剧本首先由合拍公司通过，再呈送电影局相关部门审批，获得通过后才由电影局正式同意，并发出拍摄许可证。拿到许可证才能开拍电影。影片完成后，还须由合拍公司检定，再送电影局审查，拿到放映许可证后，再看档期确定上映时间。
合拍公司和电影局的双重审查可说是两个艰巨的难关。无论是合拍公司还是电影局认为剧本有问题，都会打回头重写，期间往往要来回做许多修改。合拍片的早期资金、演员和主要工作人员都以香港为主，一部电影开拍，首先须确定演员阵容，如果剧本未能通过审查，拿不到拍摄许可证，影片就不能开拍。问题是，任何电影都需要预先安排演员和工作人员的档期，也须为取得宣传和发行优势而尽早敲定公映档期。若审批遭遇重重困难，就会严重耽误电影的制作进度。
“所以为了避免麻烦，加快审批过程，有能力的电影人会不自觉地自我审查。从故事情节到一两句台词，凡是可能会引起争议的内容都统统不讲。”田启文说。为了安全落地并获得市场收益，合拍片的题材愈来愈局限，“近年的合拍片少之又少，《拆弹专家》、《扫毒》等，千篇一律的警匪题材。”田启文解释，“这些题材对于投资者来说较有保障，容易过审，市场反应不错。其他题材如讨论两地文化差异等，近年就愈来愈少。即使有投资方，也会因为不看好而不大力宣传，这是一个适者生存的过程。”
不仅在审查面对重重把关，与内地合作的过程中亦不再享有优势。内地的技术、 人才、资本及市场近年大大提升，在合拍片中的主动性愈发提高，过去对香港资金、人才等单方面依赖的状况不复存在。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这是田启文早已意识到的隐忧。“渐渐你会的东西他也会了，就不需要花这么多钱请香港人来做。尤其是技术方面的岗位很多都被取代，而无可替代的是头脑、创意。因此只有杰出的电影从业员才能留在内地工作。”
资金是更大的问题。电影是需要前期投资的商品，谁手里有钱就对影片的内容有更多的话事权。电影《桃姐》中的一幕正是对这现实的绝佳刻划：刘德华饰演的制片人前往北京开会，与洪金宝、徐克饰演的电影工作者在投资老板面前表演了一出“周瑜打黄盖”，目的是希望老板增加预算，可见香港电影人的弱势。此外，由于电影资金以内地资本为主，看重内地市场的票房，合拍片在香港市场有何反响就不再成为投资者关心的重点，那就意味着迎合香港市场的“港味”不再成为合拍片的首要考虑条件。可是，失去了“港味”的合拍片，还能称之为“香港电影”吗？
把握商业片优势 拓阔电影发展蓝图
“是不是香港电影已经成为一个过去，大家不应当回忆了？是不是香港电影只是中国电影里的一个分类了？”田启文进一步诘问，什么是“香港电影”？我们还需不需要“香港电影”？“香港电影”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都是摆在香港电影人面前不可回避的话题。业界是时候拓阔视野，决不能沉缅于旧日的辉煌中。
“我们必须看到时代已经变了。”田启文剖析，早在疫情摧垮全球电影业前，电影市场已遭到如Netflix等串流媒体平台的冲击，人们的娱乐生活方式正在改变。“一方面，想看什么电影都可在网上找到；另一方面，出于商业成本的需求，过去能容纳几百人的大电影院渐渐消失，现在小型电影院的荧幕可能比家庭影院大不了多少，观影体验大不如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观众还有什么必要走进戏院呢？”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往这个方向走下去。”田启文感慨道，“但是我们不应给自己设置枷锁—我们在香港拍，我们是香港人，那我们的创作就是香港电影。今天的香港电影仍有优势，仍然可以走遍全世界。”田启文认为，香港电影因其特色，仍保有充足的竞争力，“这个特色就是‘商业片思维’。”
所谓的“商业片思维”，从内容创作上来讲，是深刻的主题、复杂的人性、充满矛盾与张力的故事情节；从表现手法上而言，是起承转合的设置、节奏推进的把控、镜头语言的运用……归根结柢，“商业思维”的根本目的在于引发观众的共情，与观众找到共同的出气口。在田启文看来，因为香港多年来积累的商业片经验，所谓的‘商业片思维’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这是为什么过去香港电影能走出香港，走向亚洲，甚至全世界的原因—无论是何种文化背景下的观众都能在香港电影中寻得共鸣。”田启文认为，在这范畴，内地的电影创作远不及香港成熟。
“一方面是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与香港电影传统不同，内地电影传统是‘主旋律’，因此在商业的表达手法和内容创作上都有所欠缺。”他以创作人物形象为例，内地拍不出“好看”的警匪片，原因是价值观过于“非黑即白”。“警察的形象一定是正面的、伟大的、没有弱点的，坏人也一定是邪恶的、丑陋的、没有良心的。”这样的铺陈实在过于简化，单薄的人物自然撑不起有血有肉的故事。“香港会怎么拍？《无间道》里警察中有黑社会的卧底是坏人，《古惑仔》里小混混也讲义气、有正面的形象，这种复杂的人物在内地电影里很少见。”他说。
“另一方面，尽管内地电影一直想走出国门，但内地市场已经油水很足，电影创作还是以满足内地观众口味为主，因此我们看到很多在内地票房高收的电影在海外票房都很惨淡。”田启文分析，“比如《战狼2》、《流浪地球》、《你好，李焕英》；内地票房位列前三位，香港市场却不买账。”
他认为，这是因为香港观众经历了影业的辉煌时期，受香港电影及荷里活电影的薰陶，主观上会排斥内地电影中涉及主旋律的内容。
“但是不是说电影完全不可以讲政治？不可以表扬政府？”田启文指出，答案是否定的，只不过怎么夸才能“不肉麻”，才能使观众认同，却是另一个涉及“商业片思维”的技巧。“比如，演员直白地说出‘政府真好’，还是通过百姓安居乐业来显示国泰民安？前者是内地电影的惯用手法，但过于直接，好像不明明白白地说出来观众就看不懂；这种把观众当傻子的手法自然会引起反感。”他强调，好的商业片应“润物细无声”，通过镜头语言带出想要表达的主题。这就是香港电影最擅长的地方，“同样是‘主旋律电影’，徐克拍摄的《智取威虎山》、陈德森的《十月围城》为什么这么好看？这些都是香港电影独有的特色。”
上文刊登于第268期《香港01》周报（2021年6月7日）《从合拍片说起 香港电影有无出路？》。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