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贬值．下】低学历青年怎样生存？
每有大学毕业生或青年收入下跌的报告发表，就有人搬出“读书无用”的论调，埋怨自己“生不逢时”，错过奉行精英教育的年代云云，却忽略众多深层次因素，例如阶级固化、产业发展单一等等，无疑都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多寡息息相关。到底导致大学毕业生收入下降的核心原因是什么？除了“个人努力”以外，政府还可以怎样帮助青年“上流”？
承接上文：【学位贬值．上】香港产业单一 经济结构未能追上人力需求
改变市场结构才能“上流”
叶兆辉预料，如果未来香港仍然保持这种单一的市场结构，而整体教育水平不断提高，那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只会愈来愈低，“除非整大个饼，将成个产业拉宽，发展不同的产业，自然会有更多中层职位能够提供。”
“Healthcare discipline（医疗保健服务）就是其中例子。”叶兆辉续称，在人口老化严重的社会，对医疗保健服务有相当大的需求，但碍于涉及厌恶性质，会“有工无人做”，但其实可以利用科技，推动行业现代化，用机器代替人手进行清洁，改善工作环境、薪酬待遇和工作满意度，令更多年轻人愿意入行，“这需要制度上作出改变，比如提高私人安老院的资助和津贴，令人愿意投资设备和general technology（通用技术）、改善工作环境，但如果安老院的承办商难以保证每次能继续中标，自然缺乏投资的动机。所以是一环扣一环，如果需求层不够稳定，就难以制造一个供应层。而大学的医疗保健服务科又要实验室，又要设备，又是劳动密集形的科目，更需要有长远的承诺，才能好好发展。”
赵永佳和叶兆辉不约而同地警告，大学不宜与市场“跟车太贴”。赵永佳以千禧年初的科网爆破为例，“当年政府整天叫人读Information Engineering（信息工程学），最终科网爆破，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他们认为，比起面向市场培养相匹配的“执业者”，大学更应该培养“思想家”和“领袖”，叶兆辉说：“我们不是要培养工程师，而是培养工程专业的领导者。整个社会都需要务实的‘执业者’，所以要明确区分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定位。”
问题是，虽然大学以培训思想家和领袖的方式训练学生，但社会中的中层和领导职位有限，特别是拥有专业资格证，才能保证有较好的薪酬待遇。这对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对修读文、社科的毕业生而言，无疑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论。叶兆辉坦言，一定要改变整个社会的生态，假如仍停留在这种固化的经济结构和就业市场结构，“咁就死啦。”
此外，随着科技发展，过去一些厌恶性工作无疑会得到改善，但同样地，科技发展会淘汰低技术职位，对从事低技术职位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而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士，更难谈“上流”，是影响生计的“致命打击”。
勿遗忘高中教育程度青年
大学生收入下降固然值得重视，青年“上车”难更是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但当年轻人在劳动市场的处境明显恶化时，更应该将焦点放在“被遗忘”的那一群人—高中教育程度的全职雇员。赵永佳指出，这群人往往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技能，惟独因语言能力较弱或其他原因，令他们无法继续升学。但随着社会整体教育水平提高，未来可能保安员都拥有大学学位，政府更需要避免他们被社会淘汰，甚至帮助这批人“上流”。
“比如令一个在泥水方面有能力和学历资格的员工晋升至科文或经理，或让保安员升做管理者。”但赵永佳最近的研究显示，中学毕业的雇员往往工时长、手停口停，没有余力接受技能培训，他们在未来社会只会更难生存。他指出，香港教育系统“好似高速公路，一中途离开，很难驶回”。他续称，终身学习只适用于有学位的人，就算有低学历青年愿意报大学课程，但他们连有效的成绩参照也难以提供，“大学无法判断他们的能力，不敢录取。”
他建议政府可以为至少有三年工作经验的青年设立资助学额，“大学好自然会为了资助而录取学生，当然，英文不好未必会收，因为会很难毕业，但有些青年可能经过多年的职场工作，英文已经大幅改善，（政府）可以为有心的学子提供机会。”
尽管不是每个大学毕业生都能晋身中层或领导职位，但如果社会不随整体社会教育水平提高而改善产业单一的问题、增加就业市场的多元性和容纳度、创造更多与学历匹配的职位、主动帮助年轻人提高竞争力，相信除了最为“上等”、掌握大量财富那“1%”人的后代之外，其余“99%”家庭的孩子只会逐渐往下流，大学毕业生的月入也会不断减少。
上文刊登于第268期《香港01》周报（2021年6月7日）《经济结构未能追上人力需求“学位贬值”症结在于产业固化》。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