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贬值．上】香港产业单一 经济结构未能追上人力需求
每有大学毕业生或青年收入下跌的报告发表，就有人搬出“读书无用”的论调，埋怨自己“生不逢时”，错过奉行精英教育的年代云云，却忽略众多深层次因素，例如阶级固化、产业发展单一等等，无疑都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多寡息息相关。到底导致大学毕业生收入下降的核心原因是什么？除了“个人努力”以外，政府还可以怎样帮助青年“上流”？
香港大学生的平均收入在过去二十多年不进反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上月初（5月5日）答复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颂雄书面质询时，引用“综合住户统计调查”报告，表示以2018年价格计算，2019年20至24岁、拥有学士学位的“95后”（1995至99年出生者），平均月入仅1.8万元，较1994年20至24岁同等学历“70后”月入的1.94万元，减少约7.2%。许正宇还指出，每月就业收入平均数易受调查样本内极端数值影响，计算较高阶层员工收入时影响更为明显，故在阐释数据，尤其是与过往数据比较时，须特别小心。
观乎上述数据，不难发现愈高学历的年轻人月入跌幅愈大，比如拥有学士学位的“95后”比“70后”平均月入减少7.2%；拥有研究院学历的“95后”平均月入1.94万元，比“70后”平均月入的2.61万元减少了25.7%。反而，只有高中教育程度或专上教育非学位的年轻人月入相对持平，前者由1994年的1.21万元增加至2019年的1.35万元，升幅达11%，后者的平均月入则变化不大，在2019年稍为下降了400元至1.44万元（见表一）。
青年收入有跌无升？
这不禁令人疑惑，大学毕业生寒窗苦读多年，平均月入不进反退，薪酬增幅还不如高中毕业生，不就印证了“学位贬值”和“读书无用”的论调吗？不过，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座教授赵永佳提醒，这类只按教育程度和学历分组作比较的统计数字并不能作准，否则将会跌入“辛普森悖论”（Simpson's Paradox），即两个变量（工资与年份）之间在不同分组里皆有相同方向的关系；但不作分组时，两个变量的关系却可大大减弱、消失，甚至相反。
赵永佳指，香港整体工资待遇有所改善，比如在九十年代，高中毕业生的月入中位数为1.21万元，但到2019年增加至1.35万元，已贴近专上教育的毕业生（1.44万元）。另一方面，香港整体月入中位数不断上升，由2016年的1万元增至2019年的1.9万元。不过，同比龄和学历分组计算后，除了中五或以下和专上教育非学位的组别较稳定外，几乎所有组别的工资中位数在扣除通胀后都明显下滑—明显是“辛普森悖论”，显然有其他变量影响学历和工资之间的关系。
他形容，如果只按教育分组和年龄作比较，没有一个地方在平均教育水平提高后能够避免大学生的收入减少。翻查政府资料，立法会秘书处于2016年发表的《人力调整为香港带来的挑战》报告（下称《人力》），显示过去二十年，每年平均新增四万名大学学历人口，学位持有人数占整体劳动人口比例也由1994年的9%翻了三倍至2015年的29%；而根据教育局统计数字，2017年香港学位参与率达到社会整体的48.2%，预期未来会升至五成或以上。赵永佳认为，随着社会整体教育水平提高，大学生占整体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比起1994年，现在反而有更多人得到学士水平的收入，不应该制造“学位贬值”的恐慌情绪。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讲座教授叶兆辉亦指，年轻人收入下降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学位贬值”，而是现在大学生所做的工种比以前“低端”。从新论坛及新青年论坛2018年发表的《香港各世代大学生收入比较研究报告》中可见，大学学历劳工从事低技术职位比例，由1997年的8.4%上升了近一倍，至16.4%（见图一）。
市场缺匹配学历职位
叶兆辉分析指，当大学生数量增加了几倍，而经济结构和就业市场未能追上人力发展，大学生只好流入低技术的就业市场，带动月入中位数下滑，“现在硕士毕业都可能做clerk（文员），若按照大学生和相配套的高技术职位计算，他们的月入可能并没有下降。”
的确，若按经理、行政级人员、专业人员及辅助专业人员月入中位数计算，自2011年以来，高技术职位的月入不断上升，经理和行政级人员、专业人员、辅助专业人员三者的月入中位数由2.13万升至2.81万，升幅约32%，远高于全港主要职业的月入中位数增幅（见表二）。然而，新增的高技术职位无法满足新增的大学生需要。据《人力》报告，1994至2015年增加了85.4万持有学位的工人，但同期只新增了66.6万个较高技术职位。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自然导致更多持有学位人士不得不转向从事文书支援人员、服务及销售人员等低技术职位。
与此同时，只有中学学历的人数愈来愈少（见图二），高学历人士又不愿意从事低技术的工作，导致低技术职位“有工无人做”。赵永佳分析，这同样是一个“供求”现象，“大学毕业不肯做高中的工作，不肯做销售和文员，导致低技术的职位工资没有下调空间。”
这样看来，如果单纯按照“供求”关系来解释问题，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下降是既无奈又自然不过的事了，但比起“学位贬值”与否，香港的就业市场与工资结构亦是值得研究的“变量”—在大学生成倍增加后，政府有没有利用整体教育水平的上升，创造更多相配套的高技术职位；而大学与就业市场的关系又是如何？是要设立更前瞻性的学科，从而培养更多有竞争力和就业前景的学生，还是按照市场需求，培养高收入的专业人士？
叶兆辉认为，问题还须回到香港单一的产业结构上，随着整体教育水平提高，就业市场却没有创造出匹配数量的职位，“产业结构还是太集中，太依赖那四大支柱，当中就只有专业及工商支援的工资较高。”他所言的四大支柱，就是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占香港生产总值的60%，而其中只有金融及保险的月入中位数是“一枝独秀”，其他三大产业的工资中位数往往相形见绌（见图三）。
即使政府在2009年开始提出发展六大优势产业，包括文化及创意、教育、私营医疗、检测认证、环保工业，以及创新科技产业。但发展至今，金融独大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善，商科职位仍然高据高薪行业，即使退而求其次，大学毕业生也只能向教育、工程等专业资格发展，才能够有较高的薪酬待遇。赵永佳亦指出，其实香港是个看“专业认证”的社会，不论你是哪一个学科范畴，“只要你有‘牌’，你的收入不会低。”
根据JobsDB于去年年底发表的《2020年大专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起薪点最高的行业中，除排名第一的“医疗及制药”及第九的“资讯科技与通讯技术”是理工科毕业生的职业，其他几乎都被“地产金融”或“专业服务”占据。报告亦指出，政府及公营机构连续两年成为整体受访同学的就职首选，人数占14%；其次为银行业（8%）、广告及公关及市场事务（6.4%），教育（6.1%）与医疗及药剂（5.8%）分列第四位与第五位。
由于专业人员的职位有限，大学毕业生一窝蜂地涌进高薪的专业资格行业，造就大量“辅助专业人员”的职位出现，导致“通货膨胀”，工资收入大不如前者。叶兆辉指，“以前只有大学老师，但无教学助理；以前读研究院，拿到教师牌，就可以入去做，有几万元收入；现有的教学助理有人工1.8万元的，也有人工1.4万元的，连项目助理都是大学毕业生。所以是整个供求的问题。”
上文刊登于第268期《香港01》周报（2021年6月7日）《经济结构未能追上人力需求“学位贬值”症结在于产业固化》。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