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失踪女孩命运大不同 英国贫民阶层惨被污名化
两个失踪女孩，一个悬赏金额为五万英镑，另一个则高达260万英镑。如果生命有价，是什么决定了两个女孩的价码？为什么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会说“英国是太阳底下最讲阶级分类的社会”？
2008年2月的一天，英格兰冷得像雪柜。九岁女孩Shannon Matthew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失踪了。黄昏时分，警方接到女孩母亲报案，意识到气候严峻，立刻开始地毡式搜寻。到了同年3月，当地3,000多户人家都被翻查了一遍，250名警官和60位侦探也加入进来，悬赏金从两万英镑提升到五万英镑，却依然不见Shannon的小身影。当地史上唯一能与之相比的阵仗是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的一起连环失踪案，一个胡子叭髭的青年散工和间断性失业者杀死了13名被迫沦入红灯区的女人。
Shannon家在西约克郡的Dewsbury，是英格兰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许多人靠失业津贴勉强度日，三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是贫困学童。Shannon也一样，其母靠住房和失业救济金外加儿童补贴，维持七个孩子的生活。七个孩子分别来自五位不同的父亲。
24天过去了，警方终于在一间公寓里找到Shannon。小女孩被喂投迷药，被绑在一张小床上。绑架她的人是她的母亲，同伙是母亲男友的叔叔，理由是赎金。这位穿着印有Shannon名字的T桖、曾对电视镜头掉过眼泪、体型庞大、眼圈发黑、面容苍白的女人，瞬间上了“英国最邪恶母亲”榜首，其男友的电脑里还被搜出虐童和恋童图像，令人发指。
最后，大人入狱，七个孩子旋即交付领养家庭。为洗去原生家庭的污秽，连名带姓，一概重新起过。
Shannon的故事很快便成了一套范本式的底层叙事。仿佛穷街陋巷里的生活就是“生一打小孩坐享福利”，就是吸毒、酗酒、虐待、绑票，就是贫民们自身贪婪、懒惰、混吃等死的本性使然。当年的《每日邮报》用“Feral underclass” （穷凶恶极的下等阶层）来形容Shannon的阶层，尽管在英国，这阶层的人口过千万。这也难怪，主流媒体从业者大多来自中产阶级，而上下议院那些衣着光鲜的政客，比如首相约翰逊内阁，有三分之二出自私校。
另一个被用得也很滥的词是Chavs，有点像中文语境里的“穷逼”。曾当过英国警察的Lance Manley说，它可能是“政府廉租房和暴力”的缩写。英国的中上阶层对租住政府廉租房里的穷人有着某种窥贫癖者特有的想像。
事实上，与Shannon同期失踪的还有另一个小女孩，六岁的马德琳（Medeleine McCann）被父母带去葡萄牙度假，在一个祥和平静的度假村里失踪。英国媒体从此陷入百幕达三角式的马德琳漩涡，围绕着她的报道至今超过465份，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有更新，不是报眼，就是二三版大图粗标题。比起Shannon的五万英镑，马德琳的悬赏金高达260万英镑。如果生命有价，是什么在影响两个孩子的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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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67期《香港01》周报（2021年5月31日）《“太阳底下最讲阶级分类的社会” 被污名化的英国贫民阶层》。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