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党观点|香港管治改革宜向邓公学习用人经验

撰文: 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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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党在最新一期(第9期)《紫荆周报》中发表“紫荆党观点”,谈及香港管治改革应该向已故中共最高领导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学习用人经验,方能有效团结有能力的爱国港人,让求真务实的新生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共同促进香港良政善治。
撰文:紫荆党

全文如下:

自2019年底以来,中央治港政策逐渐开始大幅调整,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进入管治改革新时代。继国家安全与选举制度两大领域后,香港将进一步深化改革措施,著手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落实社会对香港管治改革的诸多期盼。任何战略与政策都需要人去执行,如果贤能的爱国爱港人才不走上政治舞台,那么香港的管治改革就难以成功。其实,香港并不缺乏政治人才,缺的是用人智慧和胸怀。在此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值得中央相关机构和香港特区政府尽心学习。

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公明确指出,当时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缺少一大批能够贯彻改革开放路线和方针的人才。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干部队伍以老人居多,政治忠诚有余,开创新局的能力不足,不堪重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在68.75岁,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时,中央政治局平均年龄已达到约75岁。年龄大还在其次,更突出的问题是,一批高级领导干部观念陈旧,跟不上邓公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新思路。

为了不错过上一轮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机会,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尽快落实改革开放路线,邓公睿智地采用“团结老人,启用新人”的办法,顺利实现了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解决了中央政策遭遇“肠梗阻”的问题。

邓公睿智地采用“团结老人,启用新人”的办法,顺利实现了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解决了中央政策遭遇“肠梗阻”的问题。(资料图片)

首先,邓公成功团结和安置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许多人却由于文革被迫靠边站,因此还想在复出后为国家多做工作,同时他们对一些不属于老干部圈子的新人不太放心。当然,确实有部分老干部担心退休后福利待遇受损。

针对这一棘手问题,邓公开创性地采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制度,通过设立一个专门为新老交替而诞生的过渡性机构,既团结和安置了老干部,又让他们有尊严地从权力前台退出。顾问既是一个头衔,也是一种职务,级别不低于同级党委成员。老干部退休后仍享受和在职时一样的待遇,未到年龄而主动离休者,还能进一步享受优待。

从十二大到十四大,顾问委员会存在了两届,共十年时间,最终于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邓公对干部队伍换血的计划终于大功告成。随著老干部退居二线,一批新人得以在一线大展拳脚,以更国际化的视野、更新颖的理念、更勇于开拓的精神、更接地气的作风,迅速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迈上新的台阶。

其次,邓公大胆启用了新人。观念是行为的先导和动力,要想真正落实选拔新人,首先必须解放思想,破除迷思。邓公打破论资排辈的落后观念,突破体内循环旧制,冲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倡导新“台阶论”,把那些了解基层、专业能力突出、有经验积累、有国际视野的政坛新秀提拔到重要岗位。邓公还特别指出,选拔任用新人要抓住最佳时机,如果因为他们年纪轻、经验少、资历浅、辈分低不予以重任,就可能错过栋梁之才,一些德才兼备的治国能人就难以发挥其特殊作用了。

邓公打破论资排辈的落后观念,突破体内循环旧制,冲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倡导新“台阶论”。(资料图片)

邓公对于干部年轻化有著特别的理解。他曾明确表示,不要单纯地强调年龄,片面地追求年龄上的年轻,而是要看重“新思想、新政策、新作为”。他高瞻远瞩,主张全面统筹、科学合理的用人观。邓公特别主张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他认为,如果“万金油”干部太多了,那么许多中央政策就难以落地,因此他鼓励大力培养和使用各行各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士。以邓公的逻辑,西方以通才为核心的公务员体系长于维护程序,却短于政策执行效率和质量。这是中国与西方在用人之道方面最大差别之一。

再次,邓公坚持高标准选人。第一,选拔改革者。为确保改革事业不至于半途而废,邓公曾指出新的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他相信,如果政府不重用改革者,那么深层次矛盾始终无解,而社会总是面临周期性动荡。他特别强调:“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永无宁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能成功,重要经验之一就是邓公长期坚持重用改革强人、改革能人,让改革者在历史转折时期大有所为。

第二,选拔具有国际视野的干部。邓公早年在欧洲留学的经历使他具有开放的眼光,为他领导国家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奠定了基础。在留学法国期间,他对资本主义经济有身临其境的感性认识,比同时代的其他中共领袖更能客观地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与优势。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创造技术和财富方面的长处,这是他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关键因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邓公推动国家拥抱市场经济,这一历史性决策只有他这种具有国际视野的领袖才能够作出。邓公“南巡”讲话之后,市场经济制度和加入WTO的决定,令国人放眼世界搞改革,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终于在2010年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邓公“南巡”讲话之后,市场经济制度和加入WTO的决定,令国人放眼世界搞改革,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终于在2010年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资料图片)

第三,选拔实干者。邓公本身就是一个实干家,“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精彩地总结了他“实事求是”的治国理念,也影响到他的用人风格。把在改革开放中干出实绩的人选进领导班子是邓公一贯的用人原则。他认为官员的威信来自政绩,只有干实事、干成实事,官员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邓公曾说:“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三个月内,半年内,形象就可以树立起来了。”

第四,反对小圈子。邓小平在晚年的“政治交代”中,对中共领导集体成员提出了两个“宽阔”要求,即“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他发自内心地表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因此,邓公能够团结人,能够大范围选人,抛弃成见甚至私人恩怨,大胆重用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官员,并坦荡地与持不同意见的高层领导共事。

自回归以来,香港屡次出现社会动荡,这已经反映出贤能之士被排挤在政坛之外的负面作用。世界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香港又刚刚踏上管治改革的道路,值此新时代、新起点,香港若仍不正视以地缘、血缘、方言划界的小圈子部落政治的恶劣性,不正视新的政治力量无缘进入政坛的问题,香港时局只怕会骚乱再生、内外交困。因此,团结所有在本地和内地出生的香港人,广开门户,延揽贤才,让视野开阔、勇于改革、敢于承担、舍己为公、求真务实的爱国爱港人士和新生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这对解决香港的经济民生问题、对维护香港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