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经济．出路｜回归以人为本 推动数码经济转型
前文提到，特区政府好像做了不少智慧城市的基础建设，但社会的数码化普及和应用程度仍然十分有限，而市民普遍也不信任由政府主导的数码设施和应用程式，令数码经济转型停滞。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香港又该怎样推动数码经济翻新篇章？
香港数码经济发展系列报道二之二
承接上文：数码经济．困局｜“信息革命”席卷全球 香港为何裹足不前?
症结与出路
“数码经济的推动，应该要在十三年前，而不是今日。”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邹崇铭指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踏入千禧年代，多次的资讯科技革命带来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都是香港社会发展数码经济的大好时机，“1990年的电脑网际网络；2000年的办公室革命（以电脑取代行政工作）、3G的普及（第三代行动通讯技术）；2004年Facebook的出现；2007年第一台iPhone面世，将全球化、网络和经济的关系深入到日常生活上。”邹崇铭续称，“但（香港政府）直到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出炉才开始‘发力’，到现在受疫情所迫发展（数码经济），以前根本就毫无作为。”
翻查资料，时值上世纪九十年代，数码技术快速从信息产业外溢，信息和知识逐步取代工业经济时代的资本和人力技术，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当时香港政府亦意识到资讯科技的重要性，提出发展数码科技，推动社会向“知识型经济”转型，而知识型经济正是数码经济的雏型—各行各业需要有一定的信息和知识基础，才能推动“产业数码化”和“数码化产业”。而现时褒贬不一的数码港和科技园，皆出于董建华政府的“手笔”。
香港曾有全盘转型方案
邹崇铭指出，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Michael Porter于1990年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钻石理论”（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着重于国家参与、国家投资科研、发展产业集群和配套。董建华政府在任内正是仿照国家竞争优势钻石理论，提出帮助香港渡过“去工业化”时期发展瓶颈的长远策略，当中包括提倡发展创新工业、布局资讯科技行业等“知识型”行业，并在1997年宣布分三期十五年建设香港科学园。
政府当时提出的长远策略并非只有经济的数码化，而是全盘的转型方案。比如，1998年的《施政报告》，政府成立资讯科技及广播局，发布第一份“数码21”资讯科技策略（其后每三年修订一次），提出要从通讯基建、电子交易、培养人才、塑造应用市场四方面推动整体经济应用资讯科技；同年又设立创新科技委员会和应用科技中心，发展创新科技配合资讯科技的整体策略。
翌年，政府进一步明确了资讯社会和知识型经济的关系，一方面提出“数码港”计划，旨在扶植初创公司，另一方面推动教育改革，培养更多的知识型人才，推动社会向知识型经济转型。
但无奈的是，董建华时期的通盘社会发展策略不幸在千禧年初遭遇“科网爆破”，到曾荫权政府于2005年上任，更将相关政策“推倒重来”—政府主导的“国家竞争优势”改为“积极不干预”。邹崇铭形容当时最大的改变就是，“曾荫权将以往牵动整体发展的资讯科技发展策略改为六大优势产业之一‘独立发展’，但创新产业根本不是一个行业，而是推动整体行业的结构转型、提升的工具，从根本上阻碍了整体社会的发展进程。”
现时香港数码经济的转型困局，正是由这种“前后矛盾”的长远政策思维所导致的，后来曾荫权政府强调“积极不干预”政策，又加剧了香港“短视”和“安于现状”的市场氛围，令市场的结构性垄断更为严重，结果导致政府投资的数码科技建设与市场和社会脱节，导致社会转型长期停滞。
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经济发展一直得益于外来环境，邹崇铭指出，“上世纪（香港）的工业发展就是得益于中美冷战，而到了八、九十年代，香港厂家凭借早前累积而来的资本，到内地投资设厂，享受改革开放的经济红利，但仍然停留于依靠劳动密集型、低技术要求的制造业，而非大力投资生产技术和提升产能。”
千禧年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发展蓬勃，香港政府改行自由经济的发展政策，令以往“短期炒卖”、重视近利的市场氛围“变本加厉”；后来，沙士（SARS）重创香港经济，本以为港府会借机加快推动社会转型，但适逢内地开放“自由行”，大量旅客涌入本港消费，带动本港经济“起死回生”。可是，政府根本没有制订通盘的长远发展政策，零售及旅游业的发展红利仍然以地产和劳动力为主，并未进入以信息和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知识型经济之中。
最关键的是，在港府的“不干预”下，这种“短视”的市场氛围令既得利益者安于现状，既然“躺着都能赚钱”，谁会冒险推动数码转型和投资周期长的创科行业？
市场“安于现状”转型缓慢
梁伟峰形容，过去港府甚少引入竞争，令市场固化，以致屡失发展优势，“二十一年前，全世界都望着我们的八达通‘流哂口水’，但这二十一年来发生过什么？（八达通）就是‘咩事都无发生过’。”他续称，“当年，与八达通竞争的有HSBC（汇丰）的Mondex，另一个是Visa Cash，为什么八达通会羸？当时技术最好的是Mondex，但八达通公司的股东大部份都是交通公司，这就是它的优势。但它只不过是一张交通卡、只不过是坐车用，没想过要发展成如今的电子支付功能。”
八达通的成功依赖于大众运输上，可以说是以庞大的“基础用户”自然垄断市场，这却换来了往后多年来“一枝独秀”的市场环境。直至近年，港铁和公共巴士才逐渐引入使用其他支付工具，但在这之前，“只此一家”的八达通已把应用范围延伸到公共服务的方方面面，从街上的泊车咪表到公立医院的医药费，不只令市民没有了选择，更令香港的数码支付发展落后于人。比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于2019年发布的调查显示，市民的常用支付仍以八达通和现金为主，使用率分别为99%和97％，信用卡有53%，而常用手机支付（包括如支付宝及微信支付等电子支付工具）的市民仅占20%。
这种“垄断”的状态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善，公立医院于2019年加入手机付款功能，而港铁站闸口机要到今年1月才支援AlipayHK用QR Code入闸，打破八达通在公共交通付费上的垄断，而政府作为港铁的最大股东，可谓责无旁贷。
“如果没有疫情，我们的电子支付不会发展得如此迅速，例如外国的士不接受电子支付，但可以用信用卡付费，我们却要求游客购买八达通，而不是用信用卡支付的士费。”梁伟峰无奈地说，“其中的问题，就是安于现状，‘几好咪继续用’，‘是但求其’甚至没有需要改变，但其实‘hea吓hea吓’，结果就输。”
疫情爆发无疑是香港推行数码经济的“催化剂”，市民的确可以看到外卖、网购平台迅速数码化，但当中又有多少家是香港公司，还是说市场早已被外来企业所抢占？现时，市面上快速崛起的外卖平台Deliveroo（户户送）、foodpanda和Uber eats（优食），分别来自英国、德国和美国，根据Measurable Ai在3月公布的统计， Deliveroo于2020年6月取代foodpanda，重夺香港最大的外卖平台之位，两者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48％、44％，Uber eats则维持其8％的市占率。而在Deliveroo和foodpanda两大外卖平台打得“有来有回”之际，为何没有一间香港企业能够参与竞争？
梁伟峰指出，本应坐拥26,000家餐饮商户和每月600万活跃用户的OpenRice，其实最有优势发展成市场“龙头”，“这种‘黄页式’的（推介）网站平台，有很齐全的数据库，有每间餐厅详细的情况和资料，其实它是最有条件的，但不知为什么转型得很慢。”事实上，自2017年，OpenRice已从餐饮指南逐步转型为餐厅及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提供订座、支付、餐饮劵、优惠券、招聘、遥距排队、外卖自取等服务，然而，其外卖服务却要等到2020年才开始测试，但那时市场早已被Deliveroo和foodpanda“瓜分”，仅能推出不设车队的定点外卖服务，在有限范围内步行配送。梁伟峰分析指，这种状况能够适用于其他本地创科公司，“以前没有人能追上，很晚才发现被人瓜分市场，现在才来发展已经太晚，‘个饼都畀人分哂’。”
科技发展与日常生活脱节
除了市场“安于现状”太晚转型，另一个问题是香港的科技发展亦与市民的日常生活脱节，以致市民不理解，甚至不信任科技，更难谈“数码转型”。
如果要说香港最快向数码经济转型的行业，金融业或是其中之一。根据政府投资推广署整理的数据，现时香港有600多间金融科技企业，86％的传统银行应用金融科技，又有八家虚拟银行和四家虚拟保险公司；近年又有众多“同股不同权”的内地创科公司来港上市，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数码金融”地位，但这些公司脱离了金融应用的范围，对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又有多大影响？而“同股不同权”的内地创科公司除了利用香港来集资，并带起本港抽新股热潮外，对推动香港经济走向数码化又有多大帮助？
“二次上市只是数码金额上的转换，比如快手来香港二次上市之前，香港有几多人识？又有几多人用？”邹崇铭把问题带回Michael porter的竞争力优势理论，指本土市场是产品和服务“脱胎换骨”的过程，数码经济的转型必然建基于本地市场的需求，如果创科公司所带来的产品与市民生活“脱节”，亦不在香港招聘和开发相适应的产品，“对本地的就业、市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本港的资讯科技发展都没有影响。”同样无助于建立生态推动社会向数码经济的转型。
这种“脱节”同样适用于香港的创科园区，香港新兴科技教育协会创会会长洪文正认为，政府的园区发展相当“离地”，“我到现在都不清楚，科技园区里面究竟在做什么？”而当城市的科技发展困在园区之内，又局限于金融范畴，与市民的生活割裂，市民在不理解的情况下，自然会怀疑科技背后的技术逻辑，甚至拒绝使用政府推出的服务。先前被示威者拆除的智慧灯柱、政府为防疫专门开发的“安心出行”和整合式应用程式“智方便”都被质疑为监控市民，正是其中的例子。
这样的结果，导致政府徒然不断兴建“新基础建设”，高呼要推动社会向智慧城市和数码经济转型，但转型政策和思维却跟不上市场和市民的日常生活，以致重蹈知识型经济的覆辙。可以想像，到最后可能仅有金融及专业服务业依赖自身的优势而成功转型。政府若要回到数码经济的转型正轨，关键还在于纠正社会的转型思维，并重建数码经济与市场和市民之间的关系，逐步培养生态，令市民愿意走向“数码经济”。
开放竞争“活化”本地市场
梁伟峰和香港新兴科技教育协会创会会长洪文正不约而同地指出，要推动数码经济，必然要打破市场“安于现状”的心理，而开放市场无疑是必要之举。
洪文正以香港的士市场为例，由于政府长年没有增发市区的士牌，导致的士市场缺乏竞争，在疫情爆发前，的士仍未普及信用卡付费，服务质素经常为人诟病。2015年，的士市场面对Uber来势汹汹，政府不单没有透过“竞争”迫使的士市场提升服务质素，反而拒绝承认外来的竞争者—同年8月，警方拘捕七名Uber司机，并突击搜查Uber的香港办公室。
其实，外来竞争和本地市场并非必然对立。梁伟峰举例说：“新加坡政府亦明白Uber是大势所趋，于是乎一手硬、一手软，一方面合法化，并加强管制网约车—司机需要具备两年驾驶经验，并修读10小时的课程，以考取相关驾驶牌照载客取酬，费用为140新加坡元（约805港元），另加7%消费税；另一方面，鼓励传统的士司机使用网约App等数码平台，增加营业收入。”这意味着新加坡政府通过引入竞争，平衡的士司机和Uber双方的利益，促进传统的士行业“数码转型”，改善原有服务质素，以与Uber竞争；而的士司机也能够转行当网约车司机，不再受的士的出租价格和高昂的牌费束缚，“到最后，的士司机、Uber和政府、市民都是赢家。”
梁伟峰建议，政府一方面可以借鉴新加坡政府的做法，适当地引入竞争，“活化”本地市场，打破企业“安于现状”的心态，“为什么内地的电子支付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包袱，敢去试、敢去做。”他续称，“当市民有了更多选择，自然会有更多要求，那这些要求又会转化为力量，令本地的生产商和持份者提供更好的数码产品和服务，这样才会令生态愈造愈好。”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在应用科技上搭建平台，鼓励更多人利用创新思维，开发更多数码经济的应用场景，梁伟峰指出，“八达通和GoGoVan的成功，都不在于背后的科技技术有多先进，而是其商业模式成功，一个依赖公共交通，一个利用会员制和定位系统，将以前打电话上传呼中心约轻型货车的模式‘数码转型’，就成了新的‘蓝海’。”
“像以前有段时间流行葡挞，一时间周街都卖葡挞，最后做残市场，‘一窝蜂’是我们的毛病。”梁伟峰批评，现时政府过分聚焦创科发展，忽略商业模式的开发和科技的应用，“并不是每人都有开发大数据的能力，而是要懂得使用，知道使用的时机和场景，知道找谁合作。要推动数码经济，正是塑造这种市场生态，令各行各业都预备进行数码转型。”
“三步走”向数码经济转型
此外，香港要向数码经济转型，无疑要重建创科与市民的关系，令市民明白科技背后的技术逻辑，才愿意在日常生活的不同场景中应用这些科技。
梁伟峰指出，数码经济的转型涉及“三步走”的发展阶段，先要有数码城市基础建设，再开发不同的数码化服务和应用，同步鼓励、教育市民使用数码化的服务，培养“智慧市民”（smart people），才能够促进社会向数码经济转型，“就算头两步大力投资，但无做到最后一步，那都没用，市民反而会找方法‘避’，城市的数码化优势就无法正常发挥。”
因此，政府要推动数码经济、建设智慧城市，必然要“以人为本”，教育市民数码科技的内涵。洪文正指出，新加坡会雇用退休人士作为科学馆的导赏员，教育市民科技知识，当地政府亦会聘请不同市民作顾问，就智慧城市建设向当局提供意见和反馈，“政府让市民理解资讯科技，根据他们的反馈调整政策，令数码应用更贴合市民的生活。”
此外，数码经济的另一关键还在于科技与市民的“互动”，如果政府的科技应用仍只是“闭门造车”，市民无法参与其中，更难以相信和普及科技应用。
梁伟峰以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建设为例，“当地为应对老年化趋势，首先将装有定位系统的AED（自动体外心脏去颤器）摆放在城市的不同地方，招募市民学习急救相关课程，并考取牌照，一旦警方接获消息有老人在街上晕倒，会即时利用应用程式通知附近的受训市民，利用AED延长急救的黄金时间，减少救护车因延误到场致伤者失救情况。”
新加坡当局设计的这套智慧城市运作模式，有效结合数码科技和“智慧市民”，不但让受训市民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亦明白数码科技的应用并非用作收集个人资料和私隐，这正是香港政府推动数码经济时需要学习的思维—懂藉互动的过程推动市民学习、应用科技，培育更多“智慧市民”，从而创造更多社会需求，令市场生态愈造愈好。
然而，现时香港社会撕裂严重，部份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不高，政府要普及数码科技，无疑需要更长的时间。邹崇铭建议与其由政府主导数码经济的建设，不如由每位市民按“需”投资，“政府可以考虑分发科技券，用一种集资的方式，让市民按需求投资；抑或是科学园公司公开集资，由市民股东决定要研发的产品种类，再由政府配对资助。”从而令市民明白自己所投资的科技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并保障个人的私隐，令政府提供的科技“服务”更加“贴地”。
最终目的提升社会效率
当政府扭转数码经济的转型思维，重建数码科技与市场和市民之间的关系，逐步推进“数码产业化”、“产业数码化”，置身在智慧城市的企业和市民自然会产生大量数据，被储存于企业和政府设有的数据中心内。
但单向的数据所产生的价值是有限的，只有打通不同的经济活动和城市活动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更整全地理解经济和市民的需求，提升社会和经济的效率，这才是发展“数码经济”的最终目的。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路政署所收集到的交通数据可以有限度地分享给物流公司，以提升物流运输的效率。换言之，要令数据由“量变”到“质变”，必然要有限度地打通政府和企业所管有的数据，拓展数据应用的场景。
正如香港交易所前行政总裁李小加去年在网上撰文所指，“在未来的数据海洋中，再大的平台也只是一个孤岛，数据只有共享与融合才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这就衍生出数据的交易、共享和监管问题。
问题是，一旦涉及数据共享和交易，自然会令生产数据的市民担心私隐被不法泄露和利用，威胁个人安全。因此，政府必然要明确划定边界、制订法律，厘清数据在交易和共享的过程中，哪些是因为涉及国家安全限制而不可共享或交易；哪些内容是出于个人安全或隐私等重要考虑，必须以加密等形式进行保护，否则不得交易。
李小加认为，数据本身的所有权可能不应该也无法被交易，数据交易指的更多是数据使用权的分享与交换，但具体定价、收费和结算等标准需要由市场来开拓和探索，政府只是提供政策框架性指导，而不是制订“包罗万象的具体标准”，从而找到属于数据市场特有的最佳发展道路。
为免私人数据市场蛮荒式地增长以至损害市民利益，邹崇明建议数据中心可由市民赋权民间团体管理，确保其中共享和交易的数据内容符合市民权益，从而推动数码经济的发展。
当市民清晰理解自己所产生的数据，在交易的过程中不会泄露个人私隐，反而有利于城市和经济的发展，自然会愿意与政府一同走向数码经济。
上文节录自第264期《香港01》周报（2021年5月10日）《“信息革命”席卷全球 香港怎样推动“数码经济”？》。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