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宝龙访港2025｜张宇人广东话座谈引猜想：不知？不能？不为？

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于6月18日至22日第三次来港考察，期间被“考”起广东话。据了解，夏宝龙访港第二日（6月19日）与本地政团社团代表座谈时，自由党党魁张宇人全程以广东话发言；言毕后特首李家超帮他打圆场，用普通话表示对方会前已经提交发言稿，“感谢夏主任包容”，惟夏宝龙未予回应。会后，有与会者私下耳语，难以理解张宇人之举；不少人都好奇：他是不知道应该讲普通话，还是不愿意讲普通话，抑或不懂得讲普通话？

夏宝龙本身就是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每次都是代表中央巡视香港，期间也总会与社会各界积极座谈，既向香港发出指示，也为中央搜集意见。上周四早上，夏宝龙在特首李家超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陪同下 ，于政府总部与20名本地政团社团代表座谈。据了解，座谈由李家超主持，并以普通话进行，每名代表均有5分钟时间发表意见。然而，当轮到身兼行政会议成员和立法会议员的自由党党魁张宇人发言时，他开首就以广东话表示“请容许我以广东话发言”，瞬即引发部分与会人士交头接耳，有人更是目瞪口呆。直到张宇人全程以广东话发言完毕后，李家超马上用普通话帮他打圆场，表示对方已于会前提交发言稿，“感谢夏主任包容”；不过，夏宝龙没有给予回应。

中央对待香港向来客客气气，所以夏宝龙淡定以对也不足为奇。只是，不少与会者都难以理解张宇人之举，大家纷纷好奇：他是不拘礼节所以不知道应该讲普通话，还是基于某种政治姿态而不愿意讲普通话，抑或不懂得讲普通话所以不想“献丑”？

他不知道吗？“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既反映表达者的想法，更影响接收者的理解；而在政治场合，“语言”更是伦理和态度的载体，举足轻重。从普通常识而论，尽管广东话才是多数市民的“母语”和最常使用的“口语”，但绝大多数内地同胞根本听不懂广东话，而由于普通话才是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具备“两文三语”优势的香港人一般都会使用普通话与内地人交流。从政治规矩来看，香港作为国家的特别行政区，治港群体与京官沟通时，更加需要尽量使用较能让对方听得入耳和明白的语言——即普通话，以示尊重和诚意，即时传递互动与温度，也就更能起到说服作用。张宇人作为自1985年就获委任成为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资深政治人物，不可能不谙此道吧？

他不愿意吗？不难想像，假如张宇人是与英语国家的驻港总领事会面，相信他会使用英文而非广东话，毕竟他就任立法会功能组别（饮食界）议员时，也是选择以英文宣誓——而众所周知，在如此严肃场合的语言选择，更是一种形象的塑造和姿态的宣示。例如2016年，有至少七名当选议员使用英文读出誓词，包括建制派的张宇人和石礼谦，以及非建制派的毛孟静、郭荣铿、梁继昌、梁颂恒和游蕙贞。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英文比中文流利，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更能凸显他们的精英和专业，也许是因为他们妄想借此表达自己代表“一国两制”中的香港一制......张宇人作为建制头面人物，不可能像后者般傲慢吧？

他不懂讲吗？从一方面看，张宇人中学就读传统英文名校拔萃男书院，毕业后负笈美国留学10多年后回流香港，有理由相信他相当精通英文；从另一方面看，张宇人成长于港英政府刻意把香港精英阶层塑造成为“小英国人”的殖民时期，只有少数“爱国学校”自行开设普通话选修课程，所以市民普遍对学习普通话存在文化隔阂，甚至认为“讲普通话=土气”。可以推测，张宇人也许是因为普通话水平相当普通，不便在夏主任面前“献丑”，只好以广东话发言。不过，香港已经回归将近28年，自1998年起也将普通话课程纳入教育体系，张宇人作为经常与中央治港体系打交道的香港政客代表，不可能多年来都不思进取、不去好好恶补一下普通话，而是坚持以广东话走走过场、再透过文书进行补充吧？

这固然是一件小事，但也可能是传统政商精英已经无法适应特区治理要求的冰山一角。经历2019年修例风波和三年新冠疫情的折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明确要求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去年七月起，夏宝龙再次敦促香港必须“锐意改革”、“识变、应变、求变”。很多人都问，香港应该怎么变？其中一种亟待改变的，就是利益固化群体的特权思维和改革惰性吧。

因为，纵贯历史，不同阵营的治港精英，不论建制还是泛民，同样深陷意识形态迷障。第一，发展观的固化——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化成就的观察，形成对西方自由主义体系的文化优越性认知，将“自由放任市场”与“单一经济结构”视为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唯一教条式路径。第二，分配正义的缺位——受惠于“资本垄断”与“市场失灵”的体制缺陷，囿于物质利己逻辑，对贫富差距的结构性根源缺乏体察，将阶层固化误读为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第三，制度认知的二元对立——僵化认定西方资本主义等同于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等同于专制威权，将形式化的“选举政治”和垄断化的“资本优先”奉为圭臬，忽视有为政府理应通过产业政策与分配机制引导社会转型的治理效能。

可惜那些精英坚持以不变应万变，一再错失改革时机。随着自由市场机制失调、经济增长动能衰减、财富分配结构性失衡、社会向上流动停滞，以及生活品质持续下行，社会集体焦虑与不满情绪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内地经济高速发展与陆港融合进程加快，市民心理愈发失衡，激进势力趁机煽动民粹，将“特区治理困境”片面归因于“内地资源争夺”，并将“西方民主模式”包装成“重振香港辉煌”的灵丹妙药，进而引导公众将“深层结构矛盾”错误归责于中央“未能兑现普选承诺”，试图重构公众对“一国两制”的认知框架，再藉一次次政治风波引爆一场场社会运动，令香港折腾不已，迫使中央积极治港。

幸而，回顾当下，一些“胆自大”、“摆姿态”的政治过客们已然退场，接下来就是考验治港群体能否“刃向内”、“真改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