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工业化 ‧ 二 | 如何为“香港制造” 注入文化灵魂？
谈及香港“产业升级”和促进产业多元，焦点每每都会落在“金融科技”和“生物医学科技”等高增值的新兴经济。它们固然极具发展前景，但产业多元化的意义不止于此，特区政府若能借此促进一些融汇香港特色的传统工业升级，甚至鼓励更多年轻港产品牌成立，绝对可以为以往被视为有“质量保证”的“香港制造”产品，注入本土文化灵魂。
近年市场需求日新月异，个人化产品愈来愈受欢迎，适逢疫情带起本地手工品牌的热潮，仿佛为本地工业发展和产业多元化开辟了一条新路。然而，这种发展方向会否陷入一种“收割”本土情怀的“发展迷思”？离可持续发展还差什么？本港工业升级和转型的道路又在何方？背后指向的政府政策、产业规划、人才配套和产业链会否存在缺失，导致制造业发展路上艰难曲折，又无人才可用？
相关文章：再工业化 ‧ 一 | 正视“再工业化”错误 带领“香港制造”重生
“如果把它改建成party room，或者弄成㓥房，早就发达了。在这时代，还做工业本就异于常人。”北区区议会主席、皇后山选区区议员罗庭德指向身后的牛皮工厂。这家硕果仅存的牛皮工厂有四十多年历史，历经了三代人的洗礼，曾见证香港工业的“黄金时代”，如今瑟缩在永建路的一角。罗庭德于去年底发起“未研香港”第二期制造业实习生计划，旨在令更多人认识香港的传统工业，并邀请更多有心、有视野，有技能的青壮年人到工厂帮手，借此“一步一脚印”，推动本地产业多元化，而瑞兴皮厂正是其中一个合作厂。
出发前，罗庭德提醒记者要有心理准备，忍受制作皮革过程—一块血淋淋的牛皮经过打盐、脱灰、浸酸、植鞣等八个工序制成成品皮—所产生的异味。可是，当步入工厂，没有想像中的转鼓声，亦没有想像中的酸臭味，只见呈灰色的牛皮或堆叠成山，或放置在转鼓的四周。工厂老板Kean说，这些经过打盐制作而成的盐皮，原本可直接向皮革生产商供货，但内地皮革加工厂在疫前已举步维艰，在疫情期间，相关订单大幅减少，自家皮革加工场难以承接如此大量的皮，无处供货之下，只好就地存放。
Kean是工厂第三代继承人，他在英国修读大学及皮艺课程后，2014年学成回港接手皮厂，2015年开设The Lederer皮革工作坊，将本属生产成品皮的行业拓展成涵盖加工厂和零售业的供应链，由生产、皮具设计、搞D.I.Y. Workshop到开店（销售、订单管理、包装、市场）都一手包办。对比历经沧桑的皮厂，以英伦风装潢的二楼工作室The Lederer更有生气，他形容接手生意五年，虽然未见“大富大贵”，但有些盈余，“还能活下去。”
近年，市场需求日新月异，个人化产品愈来愈受欢迎，适逢反修例运动和疫情带起包括啤酒、食品、皮革、衣服和香水等本地手工品牌的热潮，像Kean这种皮革工作坊及其产成品亦备受“追捧”。
正当本地电子业、机械和生物医药等高增值行业的企业数目和就业人数还在“起步”阶段时，食品、饮品及烟草制品等“传统产业”却“逆市上升”，企业数目从2013年的800间升至2019年的1,118间；就业人数从2013年的3万人升至2019年的3.4万人。这些传统轻工业的兴起仿佛为本地工业发展和产业多元化开辟了一条新路。然而，当“热潮”过去，这些小规模的生产作坊能否进一步发展？如果要达到可持续发展，有什么要素不可或缺？而近年政府不断提倡要以“工业4.0”等“智能制造”为导向，推动技术升级，这些仍然以劳动或半自动生产模式的中小企是否存在升级的可能，又能否受惠于政府的政策措施？
情怀收割机，还是产业发展新路？
“没有办法规模化，导致售价很高；Local（本地）人撑一次，情感消费完，就不会持续了。”罗庭德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归咎于产业化和规模经济的缺乏。这些中小企主要由几人合伙或家庭式经营，生产过程涉及大量的手动工序，负责人往往需要由生产、订单管理、营销、物流货运“一脚踢”，无暇兼顾拓展性的工作；即使企业愿意增聘人手，亦被视为“蓝领”低下层职业，无人愿意入行。Kean分享说，早前曾在港招聘设计师，但面试者往往不愿“落水”、搬搬擡擡，只想静坐办公室做设计，很难找到合适人选，故现时多会跟台湾的设计师或愿意出心、出力的设计师合作。即使有人入行，亦不代表有足够技术和学识能帮助企业推动产业化或促成大规模生产，因为制造业人才断层问题严重，技术中层早在香港“去工业化”时期严重外流。到最后没有办法实现规模生产，产品售价依然高企。
上述问题看似是“死循环”，但在这之上，还有更为核心的资金和土地问题。“并不是热潮会过去，而是没有能力和资源更进一步规模生产。”麦子啤酒创办人阿波指出，香港中小型制造业经常面对“一阔三大”的问题，以酿酒业为例，从麦芽加水混合、在糖化锅里糖化、经过滤槽分离麦汁与麦渣、将麦汁煮沸加入啤酒花、再抽到漩涡槽沉降和冷却器降温、最后添加酵母到发酵槽发酵，整个过程需要一个又一个的锅炉、装载容器，但由于地方有限，需要分批分次酿酒才能达到需求产量，以致难以统一品质，或提供更多元的产品，“一万公升的糖化锅就需要相应的空间和全自动、数据化监控技术配合整个酿制、包装过程，这又衍生了资金问题和土地问题。”
Kean亦面对相似问题，2014年接手皮革工厂时，他斥资200多万元更新设备，但因香港没有生产木转鼓零部件的供应商，只好从内地运来发动机、轴承等零部件进行维修和更新机器。然而，巨额的前期投资仍不足以推动制造升级，整个生产过程仍需依靠三十多年机龄的木转鼓，当中很多生产工序亦需人手处理、监控温度和品质。而用作牛皮分层—表层（皮革）、二层（坚皮）的开皮机，其七十多年的使用生涯伴随着不少磨损，分层仅产生的0.4-0.6mm误差，亦需要更多人手工序补救，“如果要一部全新的半自动化机器，要100至200万元，二手新净的也要50至80万。”
其实，“智能制造”和“工业化4.0”并非高端产业的代名词。阿波认为整个酿酒过程都可升级为“智能制造”，利用大数据不断分析、监控产品质量和改进酿酒配方，亦能利用自动化入樽程序提高产量，减少人手。他曾尝试将生产线局部自动化，购置一台自动化入樽机处理包装工序，但在使用过程中，机器的接口存在误差，以致氧气流入，影响啤酒的气味，只好自主研发半自动设备，现在从洗樽、入酒、封樽都要人手操作，“现时一天最多80多箱，一箱24支，接近2,000支，但需时八至十个小时，人力成本增加，产量却走回头了。”
政策“离地一万尺” 欠配套措施
要抓住疫情下的需求变化，鼓励更多人创立本地品牌、发展轻工业，并让其可持续发展，而非沦为“昙花一现”，政府的资金、土地和技术支持必不可少。可是，香港僵化和死板的规章制度，让这个全球第一的“自由经济体”失去其自由之名。虽然“鼓励创业”，却处处受限，同时，政府的资金、土地政策亦无法让人受惠。
比如在香港设一间毡酒厂，需要防火牌、蒸馏牌、危险品仓库牌等共六、七个牌照，“一来，申请这些牌照已经是‘天价’，二来，香港没有空间建厂。”罗庭德形容这种状况很“可悲”，他接触到很多有意在港投资设厂的人士，往往有资本、人脉、品牌和市场，但一方面被“法规”劝退，另一方面，工厦或政府提供场所的电压、承重量、楼底高度亦未必足以适应生产线的需求。他举例说，曾有环保署人员与粉岭军地北村的回收厂负责人接洽，邀请他将工厂搬到将军澳工业村，但工业村楼底只有三米高，根本无法容纳七米高的回收设备，“（政策）‘离地一万尺’，根本不知道行业和工厂是怎样运作的。”
对于经营人数不多的中小企，老板往往需“一脚踢”，申请政府的基金资助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资源去研究计划的申请条件和所需文件，“老板往往营营役役，很多时候忙紧popup，哪有时间研究funding？”罗庭德称。
而作为工业类别的中小企亦缺乏政治代表，自由党、民建联等党派，甚至是功能组别大多只代表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和厂商会。正因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缺乏应有桥梁，以致政策很难落到生产层面，同时，行业亦无法准确地向政府反馈需要。虽然生产力促进局的“中小企资援组”（SME ReachOut）在去年年初逐渐到位，为中小企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但“去工业化”已过去三十年了，现在香港工业的发展状况也早已沦为“式微比建造快。”
这背后反映政府一直以僵化的政策思维推动产业发展。比如2007年开始运作的屯门环保园，落成至今已逾十年，原本希望透过回收废食油、废木料、废电器电子产品、废塑胶、废电池和废纸等，“化废为宝”，减少垃圾。可是，当政府有地、有租金资助，能吸引厂商投标入园区，却没有清晰的产业发展思维和政策支援，导致环保园形同虚设。
比如，租户之一的香港电池回收中心投资逾亿元设厂，但单计申请处理有毒化学废物的牌照已花去八年，至前年9月终于进场，后又面对实际回收量比政府承诺的每月至少300至500公吨为少，一年内的回收量不足1,000公吨，同时，政府又容许铅酸电池出口处理，2019年有近4,360公吨铅酸电池出口韩国，令人哭笑不得。不少租户坦言，获批土地后只能“自生自灭”，没有回收废品的政策配套，又没有废物管理蓝图和成品包销，垃圾征费年年未决，“入标园区犹如倒钱落海”，根本无助振兴产业。
去年年中，大埔工业邨用地被爆出有公司将以优惠承租的用地改装分租，譬如涉事营运商亚洲卫星疑将科技园用地分租予HGC（环球全域电讯有限公司），再将用地改装数据中心分租。平心而论，政府与科学园理应确保相关用地只用于相关用途，而非用于分租谋利，但究其根本是土地供应紧张，只有具一定财力的大集团才能负担购地、兴建数据中心的高昂成本，中小企难以从政府产业发展政策中受惠。
政府应该视环保园和大埔工业邨的发展问题为前车之鉴，在扶持产业发展时，绝不能忽视对应的行业发展模式和经营思维，单纯向行业提供用地、设施等“硬件”，却不懂得促成不同行业的协作，借此形成产业链，只会白费功夫。比如，在今年分阶段落实的古洞南农业园计划，虽然占地11公顷，又以稳定的生产环境、现代化科技、灌溉设施和临时性住宿设施来吸引农户投资，政府预期每日可生产约1公吨农产品。然而，农作物的物流运货、不同地区的寄卖点、品牌的打造，以至与其他行业的供需协作，这些有利于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规划，暂时看来并不在政府发展蓝图当中。
罗庭德举例说，其实可以在园中放置蒸馏机，将拆损的农产品经蒸馏机加工成液体或精华液，作其他行业的原材料，再加工成消毒液、果酱等产品出售；而农业园又可补足香港天然肥料的供货链，这样才能“盘活”整条产业链，令更多行业形成供需关系。他形容，“政府经常希望以环保园、科学园等来达至win win，吸引人投资，一直以为硬件很重要，但其实软件更加重要，不然，政府只会一直贴钱，根本不是扶值产业。”
“积极不干预” 香港制造终被撕去
无论是以生物医药和电子业等高端工业为发展导向，还是促进传统工业升级转型和鼓励成立更多本土品牌，香港要发展制造业，必先明白“香港制造”所代表的品牌意义和文化价值，需联系到这个在中西文化交汇处长期孕育出的文化内涵。可是，当谈及香港品牌的优势时，只会听到“坚持品质”和“灵活变通”云云，特别在疫情期间，社会经常会以快速增设口罩生产线为例，然而，“香港的坚持品质，与日本、德国的坚持品质有什么不一样？又或者是否只有口罩能够体现所谓的‘灵活变通’？”罗庭德认为，“香港制造”早已落得“外强中干”，只记得所谓的“品质”，却忘记了作为背后应有的独特性和文化内涵。他形容，以往香港武侠小说和漫画，比如金庸的小说和黄玉郎的龙虎门，都经过报章、影视文化、展览、设计、零售等不同行业的努力而逐渐形成一种文化商品，进而能影响内地和出口外国，“但为什么今天聊‘香港制造’好像只是情怀，而不是一种能对外出口的品牌和文化软实力？”
罗庭德认为，这是香港政府长期“积极不干预”所造成的。他与哥哥罗庭辉早年曾于台南一间健康食品工厂工作，期间要去内地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摆展览、做销售。他发现台湾商贸部会主动“承担责任”，不但要求大企业参展，让中小企有机会学习参展模式，亦会鼓励中小企参展，帮他们订机票、酒店，安排翻译人员，甚至提供承包商的名单。比如四天的展览，其中一个时段为MIT（Made in Taiwan）举办饼干祭，届时会邀请承包商过来，让企业介绍自家商品，“别人的商贸部会帮企业做lineup、平台，在外主打一个MIT，反观香港的参展商永远孤苦伶仃，‘食自己’。”
“建立品牌，不外乎是生活经验，比如Made in Japan，会想起无印良品、樱花；现在又有AbouThai （阿布泰国生活百货），购物时你会想起昔日在曼谷的经历，但当我们有香港独特的手工啤，比如有陈皮、白兰花等，为什么会缺乏业务拓展的机会，以致无法更进一步出口外国？”罗庭德续称，香港的大厂商只会“食老本”，就算有食品展也不会主动参加，因为以往的钱太易赚，“可能10％是靠生产，90％靠地产，根本不是专注外销。但在外国，打着‘香港制造’的名号，赚多一蚊，都是为‘香港制造’ add value（增值）。”
麦子啤酒创办人阿波曾与记者分享未来的发展“大计”，希望有更多资源推动大规模生产，并得到贸发局的支持，有更多销售渠道出口海外，以至在情怀退潮后仍能够持续发展，造好“香港品牌”。未来，他希望有一幅农业和工业的复合用地，与技术人员研发划时代的生产模式，即使花十年，也希望实践数据化，升级产能。
上文节录自第256期《香港01》周报（2021年3月15日）《如何为“香港制造” 注入文化灵魂？》。如欲阅读全文请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